乾隆年间，清代戏剧史掀起声势浩大的“花雅之争”，一时间新旧碰撞、南北合套、昆乱对垒，形成诸腔竞胜的剧类声腔大荟萃。但清廷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艺术盛事却粗暴干涉，严令禁止。两淮巡盐御史奏曰：“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50]次年江西巡抚郝硕查办戏剧违碍字句，乾隆再次发布上谕对包括秦腔在内的花部诸腔进行秘密查禁：“查江西昆腔甚少，民间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乱弹等，项名目……惟九江、广信、饶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牌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饬令各该府时刻留心，遇有到境戏班，传集开谕，务使一体遵禁改正。仍不许稍有张皇。”[51]这些禁毁条文，不仅反映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与对民间俗文艺的轻视，也体现统治者对与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相伴相生的戏曲艺术演出活动犯上作乱的担忧。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福建戏曲也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明确把演剧与观剧归入“人欲”并提倡禁戏。朱熹在《谕俗文》中称：“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与者杖一百。”[52]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中云：“莫喜饮酒，饮多失事；莫喜赌博，好赌坏人；莫习魔教，莫售邪师，莫贪浪游，莫看百戏……”
戏曲尚且如此，作为演戏的艺人自然受到不公待遇。“倡”亦作“娼”，旧时鄙视戏剧演员，常把他们与妓女并列，合称“倡优”或“娼优”。明清“兴儒重教”的风气下，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清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又禁内地倡优淫巧不许出关，以厚其风俗。”《清史稿·食货志一》：“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53]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载：“娼夫自春秋之世有之。异类托姓，有名无字……自古娼夫，人番绰、镜新磨、雷海青之辈，皆古之名娼也，止以乐名称之耳，亘世无字。”[54]明清两代科考制度明确规定，倡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或参加科举考试。《松下杂抄》卷下载：“娼优隶卒之家及曾经犯罪问革，变易姓名，侥幸出身，访出拿问。”[55]朝廷的态度决定了乡村家族的态度，许多宗族亦出台与禁看戏文、禁演淫戏、违规罚戏等相关的族规。赵氏族谱《家范》曰：“家庭中不得夜饮，妆戏、提傀儡以娱宾，甚非大体。亦不得教子孙、童仆习学歌唱戏舞诸色轻浮之态。淫奔之祸，多由于此，切宜禁绝。”[56]赵氏认为“妆戏、提傀儡以娱宾”，有失旧家“皇族”大体，“学歌唱歌戏”会导致“淫奔”，故应禁绝。惠安县百奇村郭氏家族也有相似规定：“开列禁条以训诰后嗣：一，家禁用线戏，此乃道释教谢神体制，禁之方今凡五世矣。嘉庆拾贰年岁次丁卯初冬三日，肇汾宗纯甫顿首拜书。”[57]妇女更应遵守妇道，洁身自好，明万历间莆田邑人黄景星《槐芝堂集》“家训”云：“不许沿习俗非，听纵妇女登山、入庙，出外看戏文。”连城县新泉《张氏族谱》族规明确说：“男女有别，当严内外之防，妇女不许到家庙前看戏，尤当禁者。夜间做戏，纵赌诲淫生盗，莫此为甚，戒之戒之。违者公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禁妇女看戏，反映出守法社会对戏曲的鄙视和对广大妇女权益的压制。为了维护家族血缘世系的纯洁和高贵，福建许多家族规定族人一旦“沦为奴仆倡优”，不但不能入谱，连亲人都得受连累。如清代闽北余振豪等修纂的《书林余氏重修宗变“族规”“族禁六款”》，亦认为倡优隶卒为不齿之徒，其“族禁”条云：“次禁卖身奴仆：士农工商，皆君子立身之道，倡优隶卒，乃人生不齿之徒。即使迫于饥寒，共谅谋生乏术。亦应念及祖父何容，改节以贻羞，荐仆御以身列朝班。准为晏子，说笞骂而威行塞外，有几卫青。凡屈志于执鞭，徒面见颜而在世。名既有玷，谱岂容登。”[58]无独有偶，闽西《谢氏族谱》修谱凡例中也提及：“娼优隶卒例禁，后嗣不得与考。倘族中有此等不肖子侄，不特败坏家风，抑且害及子孙。一俟查出，公革不贷。”以至从艺人员过着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流浪生活。“平讲班，日日爬高山，喝稀粥，吃薯干，锣鼓咚咚助威风，蟒袍加身做大官，走下台来乞丐般”就是他们地位和境状的真实写照。冯氏宗祠戏房题记中“劲君莫学戏，学戏误一世”即是感叹又是告诫。由于“戏曲不登大雅之堂”，从事演剧的戏班在民国前的地方文献中甚少记载，至使众多戏班湮没无闻，这也充分反映出昔日戏曲艺人社会地位之卑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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