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闽越之区，聚族而居，丁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其间有族长、房长、家长，有事则推族长为之主”[41]。这些聚族而居的家族都有牢固的家族组织，在地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当北方地区已难见聚族而居现象时，福建的这一风气却不断发展。《瓶庵居士文抄》记载：“余世居闽中，见乡井多聚族而居，数百年不变。其居城市者亦罕轻去其里也。不得已而迁徙，阅百十年子孙犹以为故居，敬其耆长，往来不衰。”[42]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福建沿海与中亚、西亚等国的交流频繁，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为加强竞争力量，家族往往形成整体以取得竞争的胜利，由此血缘组织被日益巩固。其次，明清时期福建受海禁政策、倭寇入侵及反击海外殖民者的入侵等一系列事件影响，为家族的共同利益，乡人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聚族而居成为必然。最后，闽学的兴起与倡导，对巩固发展家族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以朱熹、陈真晟、蔡清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在儒家经典研究中取得许多成果，他们企图用封建的“家法”来束缚农民的行动，从而维护秩序。
儒家及理学的伦理价值、文化规范，逐渐渗透并融入明清福建社会、宗族组织。加上官府因要控制农民而扶持宗族组织，故而族长有代替政府“陈朝廷之法纪”，履行“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之责[43]。作为社会基层社会群体组织的家族，强调家族道德，禁止有损家族形象的行为，以至于各家族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首先根据家规，其次顾及法律，“如有径赴呈词者，即为目无尊长，先与议处，而后评其是非”，“族内或有产业相争等项，俱要先鸣私房处服，如仍未睦，方许经众房公认，倘不闻族而径到官者，定以家法重惩，更有恃强行凶斗殴者，攻其罪具结鸣官重究”[44]。地方家族普遍重视私法家规，国家法律失却约束社会的效力，以至于官府也借助家族势力控制民间基层社会。万历中，福建泉州土腔禁而不止，官府曾寄希望于族长的权威出面取证查明，禁止土腔鄙俚淫谑：“优童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骧而有之。蝉鬓傅粉，日以为常。然皆‘土腔’，不晓所谓，余常戏译之而不存也。先是一彪党，举此以为伤风败俗，建白当事据行之，然而此种蓄于有力之家，虽禁弗第长彪党之风——故凡建白须出更老，要亦事可施行，假公济私，所当深察也。”[45]
地处东南边陲，政治学术文化始终难以成为主流，因此福建地区对文化正统性的追求始终如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支持子弟应试入仕，保持家族的特殊地位是家族的重要目的。“读书成名”是无数士子的理想和奋斗目标，科举获镌，金榜题名，跻身士绅阶层，关系家族的命运，通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能够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得到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因此乡族对子弟读书入仕倾注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时期成为闽南家族组织发展最快，家族教育最为兴盛的年代，几乎每一家族都设置有学田和族垫，族人于此捐助不遗余力，对于家族中参加考试者，给予种种经济资助和鼓励。厦门商人郭炯，“炯善贾，积十三年而家裕。承父志，新祖祠，设义塾以教族中子弟”[46]。漳州府海澄县的林氏家族规定：“买陈家田十七丘……价值一千三百八十一两，全年税粟九十八石零，系瑶独置，献为玉绳公书田，派下子孙有进大庠及中科甲者，付其执掌，逐年收税纳粮，以助读书膏火及乡会试之资。后有再进中，照份均分。”[47]直至今日，捐资设学，振兴宗族仍是闽南人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出生于华侨世家的陈嘉庚，倾其个人所有财力，先后在故乡创办集美小学、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乡村师范、国学专门等校和福建省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厦门大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陈嘉庚对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世罕其匹。(www.xing528.com)
为了让入京赴试的举子能够取得好成绩，明代福建地方官府还在北京设立22所会馆，为赴京赶考的举子们提供寓居、考前辅导、捐助等帮助。为了让那些入京赴试的举子取得好成绩，清代福建地方当局还制定《文武举人赴京会试应给盘缠银两，由县库税契项下先行垫给》地方性法规以资鼓励[48]。据《福建通志·选举志》载，清代末福建计正榜举人193人，副榜（或称副贡生）34人。其中泉州府五县计举人29人，副举人3人，永春州举人3人。王世懋看到福建一带的读书风气，无不感慨：“闽上游诸郡人皆食山自足，学举子业不甚求工。漳穷海徼，其人以业文为不赀，以舶海为恒产，文则扬葩而吐藻，几埒三吴；武则戏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49]为了让家族更加光彩夺目，许多族谱中都记载功名科举，以夸赞家族的科名功业，尽管有研究者质疑其家谱的真实性，但也反映出家族对功名仕宦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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