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昆曲艺人在台湾北管中的延续及曲牌运用

入清后，虽然诸腔竞逐闽中，对昆曲产生巨大冲击，但至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昆曲仍是盛行于闽中的重头戏，在酝酿成熟后，随着闽南移民，逐渐东移，传入台湾。时常对台湾产生影响，连横《台湾通史·风俗志》卷二十三《演剧》条云：

台湾之剧，一曰乱弹，传自江南，故曰正音，其所唱大都二黄、西皮，间有昆腔，今则日少，非独演者无人，知音亦不易也。

清代以昆弋为雅部，其余腔调皆称乱弹，此种说法连横必然知晓，然而却仍将传入台湾的昆曲与西皮、二簧并列而言，这里面恐怕有两层意思，其一，黄、西皮与昆腔都是外来唱官话的声腔，连氏把它们归入正音，所以“间有昆腔”指除乱弹之外还有昆腔的意思，并非就说昆腔为乱弹。其二，虽然早在清康乾盛世时期，昆曲就传入台湾，但并未流传开来。其时，闽南泉腔已早于昆曲传入台湾极为风行。昆腔既不属于福建本土生发的下南腔，又无法声势浩大到可以独当一面，所以笼统将其与乱弹并列。但笔者认为，与其说台湾的昆曲、乱弹传自江南，不如说它们经由福建再传入台湾，只不过源头为江南罢了。

清末，属于雅部的昆剧随着明王朝的覆亡而衰落，取而代之的便是花部乱弹。清末民初，在福州的原昆曲艺人散入闽班以求生存。台湾昆曲的遭遇也大致如此。“间有昆腔”便是说明。昆曲在光绪年间之衰败可见一斑。

尽管到了清后期，昆腔也放下身段，努力地民间化、地方化、通俗化和剧场化，对戏文进行了删减，增加了不少宾白和武打。与当地方言和曲调相结合，或演变成独立的地方昆腔，如苏州昆曲、永嘉昆曲、高阳昆曲，或者与其他声腔结合，构成地方剧种，如湘剧、赣剧、川剧、徽剧、婺剧等剧中的昆腔，但终究还是一江春水东流去，失势于花部乱弹。

昆曲自明万历年间传入福建，时断时续地流播了300多年，也掀起了过狂潮，影响福建一些地方剧种的发展，虽得到官方绅士的支持，然却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形成“闽昆”，主要原因之一恐怕是昆曲的文词典雅深奥、格律严谨，演唱上要严格“依字行腔”，特别是在文人不断的雅化下，昆曲唱词越来越让变通的百姓感到生涩难懂，即所谓“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秦腔等花部乱弹则“其曲文俚质……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56]，这里道出了花部戏曲的显著特点。加上昆曲的精华在于舞台艺术，即在于表演身段、音乐鼓板和演唱技巧，但并不那么易学，因此福建地方戏曲吸收的较多的是昆曲的折子戏和唱腔曲牌，但在表演技巧上却难以得到太多的传承，所以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群众，如时人评之曰：“今之阳春矣，伧父殊不欲观。”^[57]以至于到了“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的地步。

昆曲在福建早已成为遗迹，但由于昆曲曾经被追捧，它被各地多个剧种所吸收，属于北管剧种的闽粤汉剧、西秦戏、四平戏、正字戏、漳州南词、台湾北管中都得以沿续，以另一种姿态获得重生。台湾北管扮仙戏唱腔还有部分曲目选自昆腔，《天官赐福》《富贵長春》《封相》《卸甲》等皆为昆腔套曲，在曲牌运用中仍使用联套，基本上一出戏就是一个套数。如《醉仙》，曲牌由《粉蝶儿》－《泣颜回》－《上小楼》－《下小楼》－《石榴花》－《黄龙滚》－《叠叠犯》组成，《天官赐福》由《醉花荫》－《喜迁莺》－《四门子》－《水仙子》－《尾声》等与昆曲完全相同的曲牌套数构成。昆曲常见的南曲与北曲的曲牌体，如《端正好》《新水令》《醉花荫》《点绛唇》《粉蝶儿》《斗鹌鹑》《一枝花》《集贤宾》等，也在台湾北管中保持基本相同。

【注释】

[1]惠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70页。

[2]泉港原属于惠安县辖区，2000年获国务院批准成立泉港区，县级行政体制。

[3]惠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845页。

[4]连横：《台湾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0～320页。

[5]谷川：《泉港北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6]编委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福建卷》下册，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1675页。

[7]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4页。

[8]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4页。

[9]《海峡都市报》2005年9月26日。

[10]关于雅乐十三音的音乐来源，吕钰秀引1923年出版的《同声集》记载：“道光十五年（1835），巡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刘鸿翔，集地方士绅，捐献巨款，设乐局，置乐器。当时孔庙乐局董事绅士吴尚新、刘衣绍等，提议修制各种乐器，协正音律，因此专往闽浙内地，招聘乐师，教习乐生祭典仪式，此乃台湾人得其纯正雅音流传迄今。”但也有台湾学者研究提出：“十三腔起源于民间古乐，不属于南管，亦不属于北管。”此后有多位学者采用了此说法，力证十三腔与南词不属于同一体系。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台北银华出版部1961年版，第232～235页。

[11]李文政在其《台湾北管暨福路唱腔的研究》中称：细曲虽难有独立剧目，沿袭了乾隆时代的折子戏传统，但由于日久失传，今天只唱曲而不演戏。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南词小调与北管细曲的关联。

[12]陈松民：《漳州南词》，《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6期。

[13]台湾北管曲牌参见李文政整理的《北管手抄本目录》与吕锤宽的《牌子集成》。

[14]编委会：《中国曲艺志·江苏卷》（下册），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67页。

[15]范扬坤：《彰化县口述历史》，彰化县文化局1998年版，第213页。

[16]现更名为“汉阳北管剧团”，2009年获准为台湾重要无形文化资产北管戏曲的保存团体。

[17]陈耕：《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51页。

[18]钱热储：《汉剧提纲》，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1933年版，第2页。

[19]钱热储：《汉剧提纲》，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1933年版，第2页。

[20]萧遥天：《潮州志·潮州戏剧志》，饶宗颐总纂：《潮州志》第八册，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补编重刊本2005年，第3666页。

[21]陈干：《闽西汉剧不是汉剧》，《闽西文丛》1982年第16期。

[22]丘煌、罗恒报：《广东汉剧不是源于徽剧而是源于湖北汉剧》，《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23]吕锤宽：《北管音乐》，晨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2页。

[24]杨榕：《福建戏曲文献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25]据广东汉剧院何萍1988年5月27日到闽西宁化调查日记，转自陈志勇：《广东汉剧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www.xing528.com)

[26]黄百川：《潮戏班之分野——白子戏与外江戏》，《十日戏剧》1937年第1卷第14期。

[27]龙溪即现在的漳州地区。

[28]在当地，两者称呼虽指同一剧种，但还有一些区分，“外江”指阵容较大，行当齐全，准备斗台比艺的班社，而所谓“乱弹”则指阵营较小，行当不齐，技艺较差，服装陈旧、语音不准的班社。

[29]土丁：《龙溪各县历史上盛行外江戏》，内部油印资料。

[30]（民）徐炳文修，郑丰稔等《云霄县志》卷四《地理下·风土》，成文出版社1947年排印本，第367页。

[31]钱热储：《乐器常识》，《公益社乐剧月刊》1933年第2号。

[3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33]吕匹：《海陆丰戏见闻》，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4]田益荣：《秦腔史探源》，《艺术研究荟录》1982年第1期。

[35]（清）余瑞紫：《流贼陷泸州府记》，孔昭明主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五辑，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36]林淳钧：《潮剧闻见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37]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版，第89页。

[38]流沙：《宜黄诸腔源流探：清代戏曲声腔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版，第158页。

[39]江月照：《北管戏雷神洞唱腔研究》，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硕士论文，第175页。

[40]《明清碑文》，油印本，藏海丰县档案馆。

[41]海丰县西坑《戴氏族谱》，抄本。

[42]流沙：《广东西秦戏考》，《宜黄诸腔源流探——清代戏曲声腔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43]（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44]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3年版，第86页。

[45]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3年版，第86页。

[46]泉州地方戏曲研究所：《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47]编委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86页。

[48]陈松民：《漳州四平戏与粤东正字戏的比较暨与台湾四平戏的关系》，《闽台文化交流》2007年第3期。

[49]吕锤宽：《北管音乐》，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43～168页。

[50]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205＆i。

[51]图片引自吕锤宽《牌子集成》传统音乐辑录·北管卷

[52]根据笔者2014年在赵家堡城中调查，赵家家谱简介整理。

[53]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4]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福建戏史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55]（明）陈泰始：《漱石山房集》卷五《花朝集洪汝含宅观〈鸣凤记〉共限场字》，转引《福建戏史录》第59～60页。

[56]毛品璋：《也谈焦循及其〈花部农谭〉》，《艺术百家》1988年第2期。

[57]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