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依靠繁荣的经济与便利的交通、成熟的国际化港口，加上远离封建朝廷政治敏感区，社会风气更为散漫自由、放达流逸。原来“蛮獠啸聚”的荒凉之区已成乐土。泉州、莆田一带“兴泉地产尤丰，若文物之盛，则甲于海内矣”[1]。厦门崛起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港，成为闽南三角地带乃至福建的经济重心，也是与台湾联系的纽带。月港的兴起，使漳州成为全国闻名的地区，“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连川，山川秀美，土沃人稠……”[2]私人海外贸易中心的建立，使得原本在闽南当中更为荒僻的漳州平和、诏安，亦是“和民环山而处，里社无多，比年以来，休养生聚，村落渐满，大姓多者率数千人，少亦不下数百人。方之下户，三男不是过也。噫，穷谷深山烟火相接，耕田凿井，鸡犬相闻”[3]。凭借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条件，闽南沿海与中亚、西亚等国的交流频繁，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方。明中叶至清道光，商品输出输出，为福建带来巨额利润，白银成为明清主要货币，《广东新语》记载：“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而海舶利耳。”[4]白银的存储，极大地满足了社会经济进步对货币增量的需求，有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大部分流入闽南，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沿海区位经济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港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闽南沿海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先行地位，对福建内地山区产生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推进了整个福建近代化进程。在水陆交通方面，继宋元时期保持着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之间的密切关系外，闽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外交通范围更广，往来国家更多，对外联系更加频繁，贸易规模更大。无怪乎王世懋在其《闽部疏》中感慨：“闽上游诸郡人皆食山自足，学举子业不甚求工。漳穷海徼，其人以业文为不赀，以舶海为恒产，帮文则扬葩而吐藻，几埒三吴；武则戏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5]
经济的繁荣与开发带动市民歌曲、说唱、戏曲、歌舞等蓬勃发展，古代民间戏曲、民歌、说唱等艺术进入繁荣鼎盛期，地方小戏层出不穷，形态多种多样，剧目繁多；演出活动极为频繁，南北交流活跃；作家迭出，文人积极参与，所作题材广泛；表演艺术出新，形成不同风格流派；刊刻戏曲选本、合集蔚然成风，戏曲理论探索和戏曲批评也不断深入。官员、商人、艺人往来日趋频繁，弋阳腔、昆山腔、道士腔、四平腔、古牌腔、秦腔、楚腔、京腔等众多外来戏曲声腔相继流入福建，在八闽大地流播，它们不仅丰富了本地戏班的剧目内容、音乐形式、表演内涵，促成舞台美术发展的风格，还深刻地影响福建地方戏曲生态的变化和戏曲剧种的发展。省内外不同剧种、声腔之间的交流更加广泛，相为渗透，竞相发展，形成福建戏剧发展史上的高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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