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的南迁与闽台多元形成过程

福建简称闽，古为边陲，蛮荒之地。《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汉代郑玄援引《国语·郑语》中“闽芈蛮矣”一句解释道：“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服之国数也。”^[1]大海和高山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俗信仰和复杂的方言土语造就了其文化的难融性和独特性。唐以前，这里被囫囵地称为“闽”，作为地域名称，闽字充分体现其原始、蛮荒的性格。汉代许慎所作的字典《说文解字》曰：“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以此来定义闽人素与虫蛇为伍，处境险恶。由此畏惧衍生，崇奉视蛇为图腾，含有避蛇祸求平安的意味。这似乎可以佐证“闽”字的写法：“闽为山地，多出蛇虫之类，故门下增虫字，以示其特性。”然此解释并未得到史学界的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闽南语中“闽”与“蛮”皆同音，两字的结构和立意相同，皆从虫，既蛇。

早在旧石器时代，福建的土著居民——闽越族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从事农耕渔猎等生产活动。这从闽中三明市万寿山文化遗址、闽北黄泥山旧石器遗址、闽东宁德市霍童旧石器遗址以及漳州莲花池山遗址等多处历史文化足迹中得到验证。虽说地僻，处于边陲海隅，三面群山环绕，多山地丘陵的地貌造成了交通不便和与外界的隔绝，却也自成一统，创造了可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其文化保留着较浓厚的地域特征。可见，在中原人入闽之前，这里的文明程度就已经很高了。

但是，在人们的认识当中，中原及关陇汉民大规模的入迁，带来中原的政治制度、农耕文化、儒家经典、歌舞伎乐，设立新县，南北通婚交融……这才是福建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开端。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前221年设闽中郡，区辖今福建全境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和丽水地区及江西的铅山县。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辖闽中故地，都城在东冶（今福州），福州成为闽越国的都城。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闽越族粗犷剽悍和轻生疾仇的性格，也使得中原人畏惧这块充满了灵异色彩的土地和崇蛇而野性十足的土著人，以至于以武力闻名天下的汉武帝不得不采取“皆迁其民，虚其地”的手段。《宋书·州郡志》记载：“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徒其民于江、淮间，虚其也。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2]闽越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消失了，但闽越居民却未被灭绝，大量闽越人潜入深山老林与朝廷相抗衡。

自东汉末建安元年（196年）迄吴主孙亮的太平二年（257），六十二年间，孙吴政权五次用兵闽中，终于确立了对福建的统治。久居东南山地的闽越确实悍勇异常，若非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内乱和倒戈，西汉要降服闽越也非易事。征闽后，部分将士留驻闽南，或携眷而来，或通婚当地，不复北向，成为闽中各地的新主人。《惠安县志·人口演变》载：“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黄兴殁后，亦葬于此。”^[3]经过东汉末及孙吴时代中原汉民的南迁，闽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北方汉人的移民社会已初具规模。

三国时，福建属吴，与浙江、江西同属扬州。唐置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取“福州”与“建州”两州名“福”与“建”合并为“福建”，此为福建命名之始。

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永嘉二年（308），中州动荡，林、黄、陈、郑、詹、邱、何、胡衣冠入闽。这些入迁福建的“衣冠”者，有一些是居住于闽南一带的。民间许多族谱记载了这段历史，晋江郑氏墓志铭曰：“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徒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4]泉州《杨氏族谱》载：“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5]

移民入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晋之后，中原又经历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连绵的战事迫使北方百姓苦不堪言，闽地边远山区相对稳定的局势，让南迁的中原士族找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风水宝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6]，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节时节庆、宗教信仰等逐渐与闽越族的习俗相融合。同时，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艺术，也强烈冲击、影响了闽南地区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促使闽南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急邃的变化，最终在闽南强势渗透并占据主要地位。远离中原，游离于传统社会的特殊位置，使积淀已久的文化艺术也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的结果，也是汉文化融合、吸收土著文化因素的结果。这一过程，不仅表现为中原强势文化对闽南弱势土著文化的征服、同化，还表现为闽南土著文化对南来中原文化的逆向影响。它们共同奠定了闽南文化的基础，丰富了闽南文化的内涵。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文化行为是地域性的、人所做出的、千差万别的，同时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遵照各自不同的文化目的，不断强化自己的经验，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融贯统一的形态^[7]。

整个唐代，中原人入闽几乎是不间断的，掀起了中原士民南迁入闽的第二次高潮，为了加强对闽中南部的控制，唐总章三年（670），河南州固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入漳，现在居住在泉州、厦门一带的陈姓家族，据称大部分是在唐代前期迁入福建的，其子孙分布于兴化、泉州、厦门、漳州各地，是目前福建陈姓的最大支派之一。经过陈氏父子42年的经营，“荒榛如是，几疑非人所居”的漳州一带呈现“花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的繁荣景象。陈氏父子的开漳，促进了闽西南地区的开发，陈政、陈元光父子因此被尊为“开漳圣王”。其时随军带来的“中军乐吹、大鼓凉伞”至今在漳州地区民间仍有遗响，民间音乐、歌舞、百戏亦随之繁盛起来。将府官邸有“乐伎”，以供宴集歌舞；市井街坊辟有“歌楼”让百姓娱乐，“秦箫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迂，婆娑妙舞神”^[8]。到了唐末，闽南有了泉州、漳州等行政建置，分别下辖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及漳浦、仙游、晋江等县。

其时的闽南社会安定，蕃商云集，百姓安居乐业，箫管塞道，歌舞升平，“管弦铙拍，出没花柳”。泉州刺史王延彬在城郊云台山筑歌舞别馆，通宵达旦，歌舞饮宴。首任安溪知县、诗人詹敦仁见此情景，感慨万千地描写道：“万灶貔火休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度，花脸匀妆酒晕生。”^[9]。唐咸通二年（861年），福州玄妙寺住持宗一大师“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文中还有“昨日许多喧闹”、“今日更好笑”之语，说明当时百戏既有歌舞杂技，也有诙谐滑稽的表演。

唐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河南光州固始县的五潮、王审知兄弟乘黄巢起义之机组织乡兵渡江南下，尽占闽中五州之地，闽国建立以后，驻防于闽南的军队部属绝大多数定居下来。五代乱离和王潮、王审知率兵据闽，形成中原移居闽中的第三次高潮。

宋室南渡后，福建成为后方基地，福建“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10]经济、交通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出现“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持续的战乱和常规性移民是宋朝中原汉人迁徒到闽南的主要原因，有不少是世家名流，其中包括南宋末年遭元兵追杀下南迁的赵宋帝室的官僚士卒，他们流落于泉州、漳州一带。福建持续着唐代“百戏”的活动，《三山志》中记载：“中架棚台，集俳优倡伎大合乐其上”；“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排众争睹以为乐。”^[11]《景德传灯录》卷十八载：“本州司理王子献诗：街头如昼火山红，酒面生麟锦障风。佳客醉醒春色里，新妆歌舞月明中。”^[12]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也成为歌舞盛行之邦，成为士大夫们公余休憩，饮宴歌舞、击楫鼓琴的好去处。曾任宋钦宗右丞相李邴在《题九日山琴泉轩》写道：“乌啼静夜应传谱，风入寒松拟续弦……饮光到此如欣舞，笑倒云门逸格禅。”宋初执掌泉州军政大权的陈洪进驻泉、漳二州，有沙门行云者，谓人曰：“陈氏当有王侯之象，去此五年，戎马千万众，前歌后舞入此城……王师入城，作笳鼓为乐，悉如其言。”^[13]闽南民间至今在节日游行仍有乐队，专以击乐和钲锣（俗称“铜钲”）演奏，谓之“车鼓”，应是宋代“笳鼓”的遗音。泉州地方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元宵的放花灯、结鳌山、弄龙、刣狮、装扮戏文以及抬阁的化装游行“百戏”杂技，都是宋代的遗风。《东京梦华录》载“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罗列了百戏内容，五十年前泉州的百戏可窥见其概。

从南宋漳、泉二州官府禁戏可以侧面看出戏剧活动的概况：

《福建续志》卷八十六，“艺文十一”录《朱子劝谕集约文》，云：“一、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钱物，装弄傀儡。”(www.xing528.com)

《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条引陈淳《上傅寺丞书》：“每当春秋之后，诸乡保少年，遂结集游浪无赖数十辈，号‘‘戏头’，逐家敛钱，豢优作淫戏，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为之。”

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有“莫贪游浪，莫看百戏”之语。

朱熹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陈淳于庆元三年（1197）知漳州，真德秀于绍定五年（1232）复知泉州。这三位卫道者“约束弄傀儡”，禁止“豢优作淫戏”，告诫百姓“莫看百戏”。

期间，借助发达的海上交通，温州杂剧传入福建，在泉州发展形成梨园戏。梨园戏在发展中形成三个派别：泉州、漳州土生土长唱闽南方言的“优戏”，后人称为“下南戏”，内容多为南曲戏文。从浙江温州流传过来的杂剧，称为“上路戏”，主要是南戏剧目。另一派别称为“小梨园”。是当年元兵南下，杭州陷落，被元兵追杀的南外宗正司宗子属眷一路逃往福建的泉州、晋江等地所随带的戏班。南宋恭宗德佑二年（1276年），元兵入闽，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降元，大杀宋室官员，于是作为官宦人家蓄养的“小梨园”家班便流散民间，开始与下南戏、上路戏既同时存在，又互相影响。由于三者来路不同，所以各自都有自己“十八棚头”的传统剧目，互不侵犯，最后逐渐合流成以“下南腔”（泉腔）为主体，以泉州音为正宗的梨园戏。

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活跃，手工业发达，城市兴起及人口增加，弋阳腔、昆山腔、四平腔等相继传入福建，为福建各地戏曲声腔所整合吸收，又产生许多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声腔剧种，这也是闽台北管的源起。万历间，徽池一带的戏班也随徽商经江西入闽，将“徽池雅调”“昆弋雅调”“时调青昆”“昆池新调”“青阳时调”“时兴滚调”的弋阳高腔、昆腔、微州腔、青阳腔等带到福建，这些剧种对福建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享有三大出版中心的建阳麻沙书坊大量刊刻这些声腔的流行剧本，多达300余种。

发展成熟后的戏曲，开始借海路向海外传播。姚旅《露书》一书记载了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的开端：“琉球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宫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宴天使，长史恒跽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买胭旨》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亦以为嫌。惟《姜诗》《王祥》《荆钗》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羡华人之节孝云。”这里的演剧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必定是流行于福建的剧种，关于剧种的推测将在第五章第一节探讨。

清初至康乾时代，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福建经济地一步得到发展，戏曲艺术也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官音汇解释义》记载当时闽南流行的外来声腔有正音戏、昆腔、四平戏、潮腔、采茶戏、乱弹、啰啰等。西皮、二黄与梆子腔系统的剧种，从安徽、湖南等地经江西、浙江传入福建，在闽西南形成外江戏（后来的闽粤汉剧）。清中叶，江西的戏班也传到福建，时称江西班、江西路、江西戏，因流传的县市不同，与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分别形成赣剧、小腔戏、游春戏、采茶戏、三角戏等。江西戏也流传到闽南的一些县份。漳州的江西赣南会馆坐落于新华东路过聪巷内，现保存一块石碑，碑文记载清道光二十年（1840）到咸丰四年（1854）间，江西商贾来漳行商建造会馆与戏台。戏台名“万寿宫”，建筑精致，落成时曾由江西班祭台。每年八月初一神诞，也常请江西戏班演出。据当地群众说，演的是“二簧戏”。采茶戏也在漳州一带流行，流行于漳州的采茶戏还传至台湾，为其他戏剧所吸收。江西戏在泉州被百姓称为“搬江西”，流传于同安县称为“江西班”：“昔人演戏，只在神庙，然不过上路、下南、七子班而已。光绪后，始专雇江西班及石码戏。”^[14]清道光（1821—1850）后，京剧传入闽南，其载歌载舞的完美程式，音乐声腔上的独特风格及武打技艺，很快便在观众中产生轰动效应，漳州、厦门、泉州等地都有专业京剧团演出，厦门还出现“国乐研究社”“通俗教育社京剧部”“落海工会京剧部”等业余组织，“集霓裳”“艺余票房”“怡怡票房”“励群票房”“海关俱乐部”“思明票房”“天籁票房”“商友票房”“香沪部平剧社”“宏汉票房”“工余票房”“益同人平剧股”“岐西票房”等京剧票友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闽剧、莆仙戏、高甲戏、芗剧等在内的多数地方戏班都受其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寻求发展，这些戏班都自觉地吸收了京戏的剧目、曲调锣鼓经及皮黄声腔的曲调，改进表演技艺，移植改编了大量京剧剧目。

人类不断迁徙、不断开拓生存空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二者的互为促进形成因果链，由闽南人构成的台湾移民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水之隔的海峡两岸，当中原移民进入福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始完成之际，才恰恰是包括那些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的后裔再度大规模迁移台湾之时。这时期也是本著要论述的闽台北管之历史起点。随着北方汉人不断迁入，福建经济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加上明清福建沿海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资料匮缺，面对生存的压力，福建逐渐由移民的迁入区域转变为移民的输出区域。闽南自唐宋以来就是福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地矛盾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闽南人在对外移民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台湾，便是移民密集的一个地方。这个昔日僻处东南，不过海隅荒陬、蒙茸山林而已的海岛，自南宋以来至荷郑以下，便成为草莱渐开，榛莽顿辟，泉甘土肥，物产饶裕之地。据成书于清末的《安平县杂记》曰：“台湾人口绝大部分都是汉人，原住民仅占很小比重，面积汉人中，‘隶漳、泉籍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闽籍；隶嘉庆、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粤籍；其余隶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分中仅一分焉。’”^[15]也就是说，来台的汉人中福建闽南籍约占70%－80%，广东籍的约占20%。另据1926年“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统计，来自大陆的台湾汉族居民达375.16万人，祖籍福建者就占83.1%，其中泉州府属占44.8%，漳州府属占35.1%。，汀州、龙岩、福州等籍占3.2%，粤籍移民占15.6%。^[16]

虽然大陆汉民向台湾移民起源甚早，但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则始于明末，并在明清形成了三次有组织的移民高潮，因此这两代也是闽台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一次移民高潮是明启元年元年（1621）至荷据时代结束（1662），闽南人颜思齐和郑芝成集结盟28位华侨结盟，准备在日本起事，夺取政权。被政府发现后，考虑到“台湾为海上荒岛，势力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逐率众从日本逃离至台湾恳荒耕猎，建立了初步政权机构，这一时期人，闽粤沿海海盗猖獗，漳州、泉州一带的百姓，不堪官府迫勒，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向外移民，其中数千人来到台湾。天启五年（1625）郑芝龙继任统领后，继续招兵买马壮大势力，郑氏家族逐渐搬迁至台发展，恰逢福建大旱，生齿日繁，使得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生活空间因人口的增长显得日益狭窄，于是众多饥民前来投奔，郑芝龙实力大增。崇祯三年，福建再一次大旱，饿殍遍地，百姓嗷嗷待哺。郑芝龙建议：“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年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筑舍开垦荒土为田”，漳、泉两州因此有数万人移居台湾。其间虽值荷兰人盘踞台湾之时，为了发展经济，他们也需要吃苦耐劳的大陆汉民前去垦荒，不仅以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汉人来台，并给予免税、提供土地和衙门工具等优惠，也使移民与日俱增。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福建沿海百姓逃往台湾者更不计其数，计人口达10万之多。这时期是第一次移民高潮。

康熙元年（1662）起的明郑时代是第二次移民高潮。是年，郑成功率军4.5万人驱荷复台，施琅挥师东渡结束分治对峙。郑成功下令一部分士兵拓荒屯田，衽寓兵于农，分兵屯田，发展贸易，兴办学校，大面积开垦台湾。在郑氏父子治理台湾的20余地年间，闽南民间信仰及民间艺术在台湾广泛流。清政府一方面为防御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另一方面为防备郑成功，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配套施行了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残酷的沿海迁界，一度因为海禁，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和数不清的大小屠杀，原本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和进步的手工业生产惨造灭绝，从事海上生产的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郑成功下令招抚漳、泉、惠、潮四州流民渡海开垦。虽然政府对迁台移民进行了严格控制，但单击人为谋生计依然大批向台湾偷渡，计有15万闽人东渡去了台湾。他们迅速改写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由大陆移植而产生的汉文化升级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文化。

第三次移民高潮发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挥师东渡结束分治对峙，一举收复台湾，结束了明郑与清朝的敌对状态。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台湾的鹿耳门港与大门港同行对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设立官渡，四十九年（1784），又开放台湾中部鹿港与泉州晋江的蚶江港对渡，光绪元年，清政府正式禁渡政策，移居台湾与往返两地经商的商人成群结队，不计其数。1782—1811年这三十年里，台湾人口增加近99万，其中移民66万。1893年，台湾人口增加到近300万。至此，一个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台湾移民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了，移居台湾后仍持闽南话的汉民被称为“福佬人”。也正是这些移居台湾的汉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一个荒芜原始的海岛发展为今天经济发达的区域，终形成了今天的台湾社会。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说，台湾就是闽南文化在地域上的自然延伸和放大，整个台湾社会也就是闽南的翻版或复制。“台民徒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中、服食、祭祀、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17]我们从台湾那些熟悉的地名中就能感受深同，如安平镇、东山乡、泉州厝、同安村、安溪寮等无一不是从福建祖籍地直接移植过去的。就连台湾的岁时节庆也与福建几乎相同。除夕“围炉”、新正贺岁、元宵闹花灯、清明扫墓祭祖、端午赛龙舟、七月“普渡”、八月中秋、冬至做“亚岁”、腊月十六称“尾牙”、二月初二称“头牙”等等。逢年过节、神明诞辰之时，演戏以祈祷报赛，更是长年流传的风俗。所以《台湾通志》说：“凡此岁时所载，皆漳泉之人流寓于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18]无怪乎台湾学者林再复在其《闽南人》一书中将台湾称作“第二个闽南”。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由某一个地域人人群迁徙到另一个地域并在那里形成了几近原地域社会的共同血缘、地缘、物缘、文缘、神缘关系，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于是，我们发现历史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北方的移民与本地土著越人等不断交融形成了闽南人，而由这个移民社会的人群又迁移派生出另一个移民社会，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割断的文化连续性。这种共同文化与背景，形成了巨大而潜在的力量，成为连接台湾和大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重要精神纽带，我们将其视为闽台文化区域。如同吉尔兹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而这些文化自身又是另外一些文化的综合”。^[19]应该说，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既是移民与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密切交往关系的产物。大陆向台湾的移民以及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为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两岸的交流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结成的血缘文化纽带则是闽台区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最终标志。

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在《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认为，人类形形色色的文化归根到底属于单个的、一次的现象，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而且也起源于某一个中心。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徒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其文化的传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发展，再度播入台湾。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虽然在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源自中原的闽文化经历了其在台湾本土的不同发展，但未能改变其中原文化的本质。北管，就是随中原移民播迁闽台的最好的证明。它来自中国北方，汇集了宋元明清时期流行的各种官音戏曲、小调，随着大量汉民南移而牢牢地扎根在闽台区域，保留使用着中州音韵，唱念用官话，形成了南腔北调的一种特殊的乐种。并不被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木偶戏、南音等强大的力量所同化，并至今较完好地保存其最初的表演形态。特别当一个或多个剧种在其发源地消失或式微了，却以另一种称之为北管的综合乐种中得以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一隅，代表着权力的官话、代表着地方文化的方言与戏剧三者之间便产生了微妙的关系，闽南人将这些外来戏曲小调称为：北调、正字、正音、北管。如果把福建南部和台湾的闽南区域之共源作为本书论述的基础，那么这种外来的戏曲声腔何以在如此繁盛的闽南地方方言音乐戏曲环境中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们的演变与传衍便是本书探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