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诞生于西方。从1839年摄影术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试图给影像进行分类。影像最早被划分成两种,即最古老和最恒久的类型,摄影术则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还有一种分类方式,也是从摄影术诞生起,历经时间的考验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分类方式有两种不同说法,一开始人们把为艺术而创造的影像大体分为两类:画意派(pictorialist)和纯影派(purist)。现在更加常用的一种说法是:经过更改的摄影(manipulated)和直接摄影(straight)。[1]
这种分类方式依据的是影像制作手段的不同。1861年,画意派摄影家C.雅贝兹·休斯(C.Jabez Hughes)称:“如果一张底片无法完成一幅摄影作品,那就多用几张;但是……这幅作品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其产生的效果而并非采取的手段。”[2]画意派为了让摄影进入艺术领域,用模仿绘画的方式去创作。与之相反,直接摄影更强调回到摄影媒介自身的特质上来,其审美取向要求摄影师运用直接的而非手动更改的或者像画家一样的技艺。1904年,美国批评家萨达基奇·哈特曼(Sadakichi Hartmann)首次提出“直接摄影”的概念,他强调“倚仗你的相机、你的眼睛、你的鉴赏力和构图知识,考虑每个色彩、光线和阴影的变化,注意线条、明暗和空间的分割,耐心等待,直到你的景物或你中意的目的物在最美的瞬间呈现。一句话,按你所希望的构图拍摄下来,底片绝对完美,不需要或只需要稍加处理。我并不反对整修、遮挡或加光,限度是不能损害摄影技术固有的特征……我认为画意摄影应该被看作艺术……但我同样坚信它也应该用如实摄影的方法去完成”[3]。
美国摄影史学家博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在《摄影史》一书里按照影像的风格倾向将摄影分成四类:直接摄影、形式主义、纪实摄影和等价物。[4]所谓直接摄影,是利用照片丰富的质感和精致的细节、记录真实图像的潜能来阐释大自然和人类,同时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形式主义则看重为了影像表达而将形式加以孤立组织;而在纪实摄影中,题材是至高无上的,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不加干预的记录,提供让人信服的资讯;等价物则指充满情感意义和内在底蕴的影像隐喻。
分类的目的是厘清概念之间的关系。除了以上提到的早期摄影史上出现的多种分类方式,随着摄影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新的分类方式开始出现,这些分类为我们更方便地理解影像做出了贡献。
20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曾发行了一套《摄影生活文库》。其中一册《伟大命题》(The Great Thesis)里,按摄影题材的不同,将影像分为人类境遇、静物、肖像、人体、自然风光、战争。
这种分类还能进一步细分。美国策展人奥克莱尔(Eauclaire)将彩色摄影的大类分为七个子类:自我反思、形式主义、鲜活的地域特色、纪实文献、道德视野、迷人幻境和编造虚构。安妮·霍伊(Anne Hoeg)则将近年来摄影的趋势划分为五类:叙事性舞台造型、肖像与自拍像、静物结构、挪用的图像和文字、经“更改”的照片与摄影拼贴。这种分类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的作品。还有国外学者专门考察风景题材的影像,并将该类别细分为上帝、事实、象征、纯形式、流行文化、概念、政治和宣传的风景。
目前我国比较通用的分类方法是将摄影分为人像摄影、艺术摄影、纪实摄影和广告摄影。辩证地看,这样的分类有一定的好处,比较清楚实用,尤其适合于教学。然而,从摄影批评的角度,这样的分类自身逻辑并不严谨。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人像摄影指的是摄影内容(人物肖像),纪实摄影指的是摄影性质(内容来源于真实),广告摄影指的是摄影功能(将商品广而告之),艺术摄影则可以包含其他所有的种类——因为不管摄影的内容、性质、功能如何,凡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摄影都可称之为艺术摄影。艺术摄影因而在逻辑关系上比人像摄影、纪实摄影和广告摄影都要高一个层次,这种分类逻辑上的混乱势必引起内容范畴上相互矛盾的现象。”[5]
本章采用美国艺术批评家特里·巴雷特(Terry Barrett)的归类体系。这个体系结合了摄影史上的大部分归类,涵盖了所有艺术和非艺术的影像、家庭照和博物馆里的照片。这个分类体系并非基于题材和形式,它立足于影像是如何发挥作用和如何被用来发挥作用的。这个体系有助于帮助观察者思索影像,尤其是对这些影像进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为摄影批评提供了一种类别的划分,使理解这种归类成为进入摄影批评的一种路径。
在特里看来,影像可以被分为描绘性影像、解释性影像、阐释性影像、伦理评估性影像、审美评估性影像和理论性影像六大类别。这些类别都有显著的特征,但是有些影像会同时具备不同类别的特点,观察者的任务就是要思考一幅影像适合归入哪一类。以下章节将结合国内外摄影师的作品分别进行举例。
实际上,大部分影像都可以被归入一个以上的类别。比如所有的影像,无论抽象或具体,都会提供关于它们表现的人物、地点、事件和对象的比较精确的描述性信息,因此它们都可以被归为描绘性影像;再如大部分影像都是创作者带着某种观点目的,或对艺术的追求而拍摄的,包含对事物的阐释,从这个角度它们又都可归为阐释性影像。(www.xing528.com)
当然,有的影像也可以明确地归入两个明显的类别。《都市快报》摄影记者傅拥军的组照作品《西湖边的一棵树》(图6-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组作品荣获第52届“荷赛”自然类组照二等奖。从2006年起,傅拥军对着西湖边上的一棵桃树,在固定的位置拍摄了不下一千张照片,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他说:“我用相机为它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它的每一次抽枝发芽,每一次花开花谢,每一次落叶凋零,都留在了我的镜头里。”他又进一步描述照片的意义,“西湖就像一个大舞台,这棵树花开花谢就像舞台的幕布,不断变幻,而树下各种各样活动的人才是主角。他们是当下中国,一个幸福感指数很高的城市里普通市民生活的缩影”[6]。这组照片最适合同时归入描绘性与解释性两个类别里:它们细致描绘了一棵树与周边环境一年四季的变化;但是如果仅仅将它们看作对树、对自然的描绘性记录,就会忽视其背后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握不到命运反复与人事变幻的哲学意味。
图6-1 傅拥军:《西湖边的一棵树》,2006-2008年
另一种情况是,原本属于某一类别的影像,会被当作另一种影像来使用。当这种用途或者语境发生变化时,分类可能也会随之改变。以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交软件微信登录页画面(图6-2)为例,画面中的星球其实来自一张名叫《蓝色弹珠》的照片(图6-3)。它拍摄于1972年12月7日,当时在阿波罗17号飞船上,三名宇航员中的某一位用一台80mm镜头的哈苏照相机拍下了这张完整的地球照片。该照片非常难得,因为阿波罗17号飞船执行的是最后一次阿波罗登月计划,自那以后,人类很久没有飞船抵达这个距离对地球进行拍照。[7]毫无疑问这是一张描绘性的影像,但当它被微信拿来制作成新的画面时,它就生成了新的含义,由单纯的描绘变为阐释——作为一种人际沟通工具。不过,它更好地表达出人类内心的孤独以及地球家园的美好,使整个画面有一种孤清中的淡淡暖意。这种类别上发生的转换,源于语境的变化。就像上一章提到的,语境是会影响我们对照片的解读和阐释的。
图6-2 微信启动页
图6-3 阿波罗17号太空船船员:《蓝色弹珠》(The Blue Marble),1972年
这种分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试图将某一影像归类,就必须先对它进行阐释。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具体讲述阐释的几种路径。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去思考影像的表达,而不是按照被摄主体是风景、人体、静物还是肖像而简单归类。分类的目的就在于必须要经过阐释性的思索,鼓励每个人提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我们不该用类别来终止对影像的讨论,分类只是我们阐释影像的中间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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