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幅影像作品,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它的外显形式,不过,吸引我们驻足欣赏的固然是它所呈现的直观画面,但更重要的是这张薄薄的相片背后所传达的力量。这力量需要我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及对影像给予我们的背景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体会并进行可信的阐释,否则,影像之于我们也就只是影像,是停留在表面的浅显的美感。透过影像我们需要看到其背后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拍摄者是谁、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为什么要这样拍摄、它要表达什么思想等,它们是影像作品的语境信息,凝聚在一幅作品中。只有通过这些语境信息,我们才可能更好地体会一幅优秀的影像作品的分量。
什么是影像作品的语境?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内容并了解到哪种深度?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一幅影像作品显得格外重要。
其实,对于影像作品语境的理解可以借鉴文学作品的语境释义。一般而言,语境是指文艺作品或其某一部分所处的言语环境和人文环境。英国文艺理论家瑞恰兹(Richards)认为,语义学的核心问题是语境问题。他把“语境”所指的言语环境从传统的“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的限度:属于一本书的环境;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为人所知的其他用法的环境;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的环境。而“语境”的人文环境则主要指作家的创作环境,包括作者生平、当时出版的惯例和公众的期望,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后代读者所处的时代也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构成一种语境关系。文学批评必须顾及文学词句、文学作品与各种语境的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阐释。[1]
从文学语境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对一部作品来说,探究它的语境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影像作品来说则是摄影师拍摄时的环境,这个环境必须是特别的,能够吸引摄影师的注意,引起他的拍摄欲望,这个背景环境还要能够赋予影像意义;另外一个则是从摄影师的角度出发,摄影师并不是自然的复制者,当摄影师摁下快门时,镜头下的瞬间就是生活的定格,更是情感的定格。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主宰者,哪怕摄影师只是单纯地想要记录眼下的瞬间,那个瞬间也是印着他的理解、他的角度和他的认识的。摄影家拍摄的影像蕴含他拍摄的意图,即通过拍照片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时他也会把他的创作意图形成文章或编成书籍,例如朱利亚·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她曾创作过文章来阐释她的自我肖像。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影像作品,同时,透过她的文章我们也能够了解她的创作风格,对影像有更好的领会。
对语境的知晓有益于我们理解媒体摄影。在探讨社会语境之前,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个问题——影像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件艺术品,还是一个历史信号?一般来说,影像更倾向于是一个视觉符号,它是过往的能指,是对过去视觉化的呈现。而从本质上来说,影像永远是裁剪自天衣无缝的现实的小块样布,它们是利用宽广或狭窄的视角从近处或远处摄取的断片。[2]它抓住某一时刻,并将其从时间中分离出来,这的确是照片的特点之一,让我们在这拥挤不堪的世界中更接近真实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语境对影像的重要性,有两个问题需要明晰,我们可以用短暂的时间来进行思考:照相机更倾向于捕捉现实还是解释现实?摄影行为从本质上看是倾向介入还是非介入?
一种观点认为,照片更倾向于捕捉现实,而不仅仅是解释现实。如果说影像和绘画作品一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那么捕捉到最关键的瞬间则是“无声中的有声”,更有说服力。需要明白的一点是解释是过程、是段落的展示,而捕捉则是在整个过程中提取关键点。摄影师在拍摄时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但是用一幅抓拍影像或几幅影像来阐释这个过程,很多时候并不是摄影师的选择,也不是他实力的考量,可能只是运气的象征。
进而需要思考的是,当他们捕捉事实时,是否应当自我介入?同样有观点认为,摄影在本质上体现出的应当是一种非介入的行为。
图5-2 〔土耳其〕比伦特·克勒奇(Bulent Kilic):《伊斯坦布尔冲突》,2014年
图5-2是在2015年“荷赛”奖评选中获得突发新闻单幅一等奖的影像,其名为《伊斯坦布尔冲突》。在2014年3月12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防暴警察和抗议者的冲突中受伤,女孩似乎是没有表情的,然而她绝望甚至有些迷茫的眼神却能够直抵我们的内心。摄影师比伦特·克勒奇(Bulent Kilic)捕捉到了这个瞬间。有时摄影师拍摄影像所处的环境是需要勇气的,那是一种选择,尤其是当摄影师呈现给我们那些关于生死、战争、人性等惊心动魄的场面时,摄影师扮演的角色应当倾向于一个记录者,因为记录就是最露骨的、直接的、震撼的。而在此时,介入者便不能记录,记录者亦不能介入。当然,对于摄影的本质的探究众说纷纭,而对于影像的倾向性和摄影师的把握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呈现与解读都要依托影像的社会语境展开,在对影片的理解上,分歧并不意味着误读,但若忽略影像背后的语境和摄影师的阐释,那必然只能是停留在表层形式上的赏析,或者在解读上误入歧途。
对影像来说,我们对其社会语境的内容的了解应该是多方面的,而在分析照片时我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每种分析方式都能反映出其关注的内容以及重点。例如,任何一张照片都可能:
·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或历史的证据
·被当作与摄影者的意图有关,被放在一种特定的产生背景中研究
·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
·以照片的制作过程和技术为依据来评估
·从美学和艺术再现传统的层面研究
·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等相关讨论
·参考精神分析学来进行分析
·被当作一种符号学文本来解码[3]
从这种解读方式看,它更像是由一个圆心辐射至诸多学科门类的散点,它需要我们由浅入深。选择任何一个解读的散点都是层层深入,可以牵涉出诸多理论和历史,帮助我们还原影像在某一方面的全面的社会语境。这种深入的了解并不需要针对每一幅影像作品,那么对于一般影像,我们需要解读哪些社会语境呢?怎样才算是真正了解了一幅影像作品呢?针对社会语境,这里有一些浅显却全面的问题供我们参考:
·摄影师是谁
·作品标题是什么
·拍摄于何时
·摄影师为何拍摄此作品
·此摄影作品最早拍摄的功能是什么(出版、展览,还是私人用途)
·作品画幅有多大
·摄影作品被存放于何处
·摄影作品在艺术史/理论上/社会意义上……的情境是什么
当面对的影像作品是我们想要进行深入解读和阐释的,可以继续对影像进一步追问:
·在何场景下拍摄
·画面构图怎么分析
·什么类型的摄影作品
·美学特征是什么
·象征性是什么
·为何流行
·被怎样使用过,为何
·在摄影史上的地位
·性别意涵是什么
·社会意涵是什么
·人们怎么评价此作品
·原始拍摄的技术
·何时被电子化
·印刷量
·发行量(www.xing528.com)
·销售与版权
·被复制、模仿的情况
·照片中人物的命运
对于影像的解读,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也没有相同的解读。如果说我们的知识储备、解读能力、经验阅历等为我们解读作品铺设了一条既定的主路,那么影像自身的社会语境则是帮助我们达到一定认识深度的辅路。我们可以对《流离失所的母亲》这幅影像进行一个社会语境的简要概述,以完成初步的解读和阐释。
作为照片的解读者,初看这幅图片会发现,这张照片忽略了许多特定时空的细节,比如我们无法从这幅影像中看到人物背后的帐篷、帐篷内的物品以及自然环境。我们首先会注意到图片的构成,可能会留意到的是一个托着腮的中年女人,她也许是这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表情凝重地看着远方,她的衣服有破损,两个孩子靠在她的肩膀,蓬头垢面的,他们似乎很穷……我们在解读这张影像时,会将注意力放在画面和形式特征上,那么当得知影像的名字为《流离失所的母亲》时,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们的身份。
图5-3 〔美〕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1936年
接着,我们来了解摄影师以及她拍摄这幅影像的背景。1936年,作为纪实摄影家的兰格受聘于政府创办的农场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FSA)项目,该项目反映了美国西南各州佃户农耕制度的崩溃,它是由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1930年经济大萧条导致的。FSA项目是为了通过统计学的方法记录乡村贫民的分布,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纪实。但是这个项目聘用的摄影师并没有将记录作为目的,而是想要去描画人们的痛苦和贫困。兰格曾说,在某天夜晚,她站在路旁,看到受雇而来的人们捡拾豌豆,这个时候她已经心力交瘁了,然而在她回到路上时,她看到了这样的母子。兰格在她的一篇名为《我永生难忘的任务》(The Assignment I’ll Never Forget)的短文中,讲述了关于这幅影像的故事:
当时我看到这位饥饿绝望的母亲,就不由自主向她靠近,好像被一块磁体吸引着。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向她解释我为什么会拿着照相机在那里出现,但我记得,她并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拍了5张照片,镜头从一个方向向她逼近。我并没有问她的姓名,也没有问她的过去。然后她告诉我她的年龄,当时她32岁。她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只是靠捡食田野里冻僵的蔬菜和孩子们射杀的小鸟来维持。她刚刚卖掉车子的轮胎,以换购食物。她坐在倾斜的帐篷里,孩子们在她身边围成一圈。而她似乎知道,我的照片也许能给她带来帮助,所以她才帮了我这个忙。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Lange,1960:264)
《流离失所的母亲》是由五张照片组成的,而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5-3)是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照片之一。通过摄影师兰格的自述,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影像中的母子衣衫褴褛,甚至能够读懂这位意大利裔女性眼神中的期盼、坚毅和无助。这张照片反映出人类普世的人道主义观。一些批评家指出,兰格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一张令人激动的照片,它呈现的如同一场引人入胜的戏剧,其透露出的内容比照片中的主体自己传达出来的信息更多。在兰格的这幅影像中,主角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中的身影,但是他们的苦难,尤其是眼神中透露的艰辛是现在的读者根本无法抚慰的,悲伤是永无止境的。《流离失所的母亲》影像中的主角——这位母亲汤普森夫人在1978年被发现住在加利福尼亚莫德斯托的拖车屋里,她的生活依然窘迫。她的影像在不同的封面、媒体、场合被复制了成千上万次,而直到50年后,她才公开表示她很荣幸能够以这位影像的女主角被大家认识,但是她曾寄希望于影像,通过被人们熟知而获得帮助,改变她困顿的生活。然而事实证明,她并没有获得一丝一毫她所期望的东西,成为影像的主人公、被广为刊登并没有让她获得任何好处。
图5-4 〔美〕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1936年
图5-5 〔美〕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1936年
对《流离失所的母亲》进行社会语境的分析,有一个角度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它的性别意涵。约翰·普尔兹(John Pultz)对《流离失所的母亲》的解读转移到了传统绘画中女人的身体上,他从性别本质对这幅影像进行了独特的诠释。他认为,影像中的母亲是一个渴望被人注视和观看的形象,具有“想被人看”的特质。影像是由女性身体的概念建构出来的,妇女举起的那只手臂(图5-3)作为影像的中心,她和她的孩子建立了一次叙事,这是一个哺育幼儿的慈母形象。她举起手臂并不是为了支撑,而是一种动作的指引,来突出她的沉思。尽管《流离失所的母亲》是在公共场合拍摄的,但是影像并没有对环境进行阐释或者说明,母亲和两个孩子充满了整个画面,尤其是母亲的中心位置,它的构图好像创造了一个被保护着的、女性化的内部空间。
图5-6 〔美〕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1936年
图5-7 〔美〕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1936年
单幅影像和组合影像对我们的解读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流离失所的母亲》的摄影师兰格拍摄的作品是由五幅影像构成的,在这五幅作品中,第一幅影像(图5-3)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照片之一。在这幅影像中,母亲的形象最突出而背景被弱化,所以对它的解读就有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被用于不同的语境并赋予不同的含义,而其他四幅影像并非不如这幅影像,而是这幅影像更加具有指向性。
第二幅作品(图5-4)是这位母亲在帐篷中哺育襁褓中的孩子,她的眼神是看向地面的,是无奈的、迷茫的。从她微微皱起的眉眼和微紧的嘴角来看,她在思考他们如何摆脱生活的困境。第三幅(图5-5)与第四幅(图5-6)都是她与两个孩子的不同姿势被记录下来的影像,最大的不同在于站在她身旁的孩子,因为年龄所限,使得他并不能够完全体会到在如此窘迫的生活下,他的母亲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精神煎熬。但是,从他的表情我们也能够看出,他失去了同龄孩子无忧无虑的快乐,他是饥饿、难过的。第五幅影像(图5-7)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更加开阔的背景环境,我们看到了他们破旧的帐篷,看到了空旷的沙地和远处的树林,距离使得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一家人的贫困全貌。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眼前的影像中,这四个贫穷的人物如同残损的“僵尸”一般,被残酷的现实榨干了躯体灵魂,只剩无力的皮囊,这着实震撼人心。
单幅影像和多幅影像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不同的。有时一幅影像能够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空白以供联想,是允许我们无限想象的。虽然是孤独的影像,但是它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给予我们多面的解读,只不过如何解读、解读得是否深入则无法判定。而一组影像则能够给我们在原本的社会语境下更多的辅助,这既可能是一种限制,也可能是一种帮助,它能够还原的情境是单幅作品不能够给予我们的。《流离失所的母亲》这组图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在这样困顿的环境下他们一家人的绝望和迷茫、母亲的几个孩子是如何表现出对现实的不解和难过的。同一摄影师在同一环境下拍摄相同主体的系列照片,它们之间会相互辅助阐释,扩大我们解读的视角,丰富解读内容。
我们设想,影像的组合并非是同系列而是不同摄影师在不同时空中拍摄的不同影像,但是它们表现同一主题,或者它们拥有某些同类元素足以将它们划分为同一类别,如此的组合展示,会不会产生新的解读角度,或者赋予新的含义?这就要提到影像的机构。
我们接受和欣赏影像的过程往往不是在摄影师创造它的原始的社会语境中展开的,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变,在相对固定的艺术场所或者刊物、书籍中,抑或是在开放的环境,如楼宇的广告牌、地铁公交的移动展示牌上欣赏到。它们有时保持了原有的模样,有时会因为利用者的目的而更改了原貌,它们存在的环境和环境呈现它们的方式都会影响它们表征的含义和我们对它们的解读。试想,在美术馆、档案馆或者博物馆,它们被赋予的含义是相同的吗?它们更倾向于欣赏还是解释?
照片是定格时间的薄片,它不具有完整的说明能力,只有通过文本、环境、组织的解码和阐释,才能获得意义。在美术馆被展出的影像更倾向于作为视觉欣赏的艺术品,因为被作为一种特殊的收藏,它们被放置在精美的展示场所,外在的包装和修饰包裹着它,赋予了它原本社会语境所不含有的艺术氛围。在这样看不见却处处渗透着仪式感的环境中,影像仍然是一种信号,只是对于形式美感的认可远远大于它本身应该有的内涵,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它其实是丧失了能够多元化、多领域被解读的能力。
对影像作品的收藏和记录是必要的,为这样的艺术实践而建立档案的重要性,柯耐蒂(Jane Connarty)曾做过如下评论:
在整个20世纪和刚刚开始的21世纪,关于历史和记忆的主题一直是文化生产和话语体系的核心。摄影、电影和档案都与记忆这个概念相关,它们成为记忆的替代品、记忆力的虚拟场所或是过往追忆这种思维历程的隐喻。观看档案照片或电影的体验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甚至可以说对观者有一种像魔咒一般的魅力。它们的内容和美学特征是记忆的触发点,激发人们的时间感和怀旧的感觉,召唤出历史的幻境。
(Connarty and Lanyon,2006:7)
档案馆可以将不同种类的照片聚集起来,依据它们彼此之间的某些特殊联系将它们分类划分,或者按照档案馆建构的初衷将影像作品同质化,转化为档案特有的存在物。这些影像背后的拍摄原因可能是相同或者是相对的。它们被档案馆收藏,具有了某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自身原本的意义可能面临缺失,而被新的内涵所取代。档案馆因为影像的扩充不断扩大自身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性的扩充是最重要的,同一时期能够由多幅影像从不同侧面来塑造和补充,会使这段历史更为鲜活,影像成为代替曾经存在的现实的最好工具。所以,档案馆中的影像作品早已超越美术馆的展览形式,为突出其形式的意义,它们更像是历史的能指,是视觉化的过去。
影像无处不在,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产生,也流传在不同的语境里。我们解读影像的依据来源于它们的语境。当然,影像可以指代和阐释它们存在的社会历史情境,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也会赋予影像新的意义、内涵。作为悬挂在展览馆里的艺术品,它是供人们欣赏的,但是当它被不同的商业行为利用后,它就会根据不同的商业活动被赋予不同的商业价值。
《在巴黎塞纳街弗雷斯饭店的小餐馆里》是法国新闻摄影记者罗贝尔·杜瓦诺(Robert Doisneau)拍摄的一幅经典影像作品。他经常光顾这家小餐馆,偶然的机会见到了照片中这一对男女,经过询问能否为他们拍摄后,得到了两个人的允许。这幅影像最终以插页形式刊登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观点》一期以餐馆为主题的专刊上。不久,未经杜瓦诺和画面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意,这幅影像又出现在一个禁酒协会发行的小册子上,目的是强调酗酒的危害。再之后,这幅影像又出现在一份八卦报纸上,标题为《发生在香榭丽舍的卖淫》。这样的行为使得影像中的男子大发雷霆,他对这份八卦报纸提起了诉讼,法庭则对该报处以罚金。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幅影像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被赋予不同的语境信息。绝大多数的解释都倾向于一位充满欲念的男子凝视一位比他年轻的女子,他渴望与女子交流,却知道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于是他喝掉了面前的酒,而自信的女子面前斟满酒的杯子表明她正占上风。不论利用者出于怎样的目的对它进行诠释,都偏离了它被创作的初衷,它不过只是杜瓦诺为了展示当地这家他常去的小酒馆的风情,而最终摁下快门。每一种解读都会对影像的理解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幅影像的含义很容易被改变,而且不可预测,因为它所处的境地改变了,内涵就会轻易地发生变化。罗兰·巴特曾在一篇论文中讨论摄影作品的含义与周围出版物的关系时用了“传递渠道”一词。
图5-8 〔法〕罗贝尔·杜瓦诺(Robert Doisneau):《在巴黎塞纳街弗雷斯饭店的小餐馆里》,1958年
至于传递渠道,这就是报纸本身,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指以影像作为核心,环绕影像的文字、图片说明、版面设计,以一种较为抽象却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再加上报纸特有的名称所形成的同步讯息复合体。严格地说,这个名称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对咨询的解读:一幅影像从非常保守的《曙光》转载到宣传共产主义的《人道报》时,其含义是可能发生变化的。[4]
影像在不同语境下以不同的方式被人使用,标题的更换、图片样式的重塑都使它在新的语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影像的力量之大在于其可以为读者带来比其被创作之时更多的刺激。《流离失所的母亲》自诞生后的60余年里,在不同的语境下被人们使用。为描述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落的情形,它被制作成邮票发行,如图5-9。
图5-9 一张参考《流离失所的母亲》的邮票
图5-10 一张参考《流离失所的母亲》的照片,取自《波西米亚》杂志
图5-11 一张参考《流离失所的母亲》的照片,取自《黑色美洲豹》杂志
它也曾被作为某些卡通形象的原型而流传。1964年,它被《波西米亚》(Bohemia Venezolana)杂志选用作为封面;1973年,它又被《黑色美洲豹》(Black Panther)杂志引用。同时,因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这也使得它的内涵被限制为各种特定的含义,对观者的解读和反应都有很大影响。例如在汉姆特(Helmut)和葛先姆(Alison Gernsheim)合著的《摄影简史》中,《流离失所的母亲》被命名为《季节性的务农家庭》,用以突出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可见,一幅影像的含义可以是多样的,不同的标题、不同的展示方式,都会影响人们对它的解读。多重含义的层层累加,使得影像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最终成为一种标志被牢记。不可否认的是,影像越出色,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语境也就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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