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媒介的魅力与技术

本章要点

1.19、20、21世纪摄影技术的发展。

2.摄影技术发展与摄影审美。

3.从技术视角出发的摄影批评。

1839年8月19日，在法国科学院与艺术院联合会议上，巴黎国立天文台台长多米尼克·弗朗西斯·阿拉戈（Dominique Francois Jean Arago）将达盖尔版摄影术的发明颁布于世，标志着摄影术的诞生。已知的第一张照片《窗外景观》曝光显影花费了近两天时间，现在曝光速度最快的相机是美能达顶级胶片相机阿尔法9，其曝光时间为1/120，000秒。摄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其近两百年的成长历程和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摄影术的每一次发展、摄影器材的每一次革新，都会从视觉方式和思想上促使人们以“照相机”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和自身。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不再是绘画的附庸，而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体系，通过书籍、杂志、广告、网络等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成为当今时代广为共享的信息传播系统的视觉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曾预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图像的世界，而我们生息与共的大地正在从世俗生活中不可挽回地沉沦。”他说：“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促使了传统视觉思维模式的转变，“对均匀的时间分割进行价值判断，将一些瞬间视为应该被照亮的高潮时刻，而将另一些视为庸常时刻沦入黑暗中”。布列松带着他的决定性瞬间的创造步入摄影史，至今仍生机蓬勃，摄影已经引领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制运动。

以今天的评判标准来看，在当时，“照片的拍摄仍然服从于一个高尚的目的：揭露隐藏的真相，保存消逝的过去”。这种理想使布列松和卡帕的影像成为一种极致，同时，也变成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就技术和学科概念本身来说，“方法上的革命”在摄影这个范畴内看来已经显得不太可能。后来的摄影家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旅行者，以揭露世界真相和还原现实的名义游走于各个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寻求各种视觉奇观。

然而，当摄影作为对现实世界的美妙复制在20世纪达到登峰造极之势的时候，批评家们似乎对这个真理般的规条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怀疑：

摄影是这样一种“天生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一心一意致力于还原真实的摄影家们从一开始便带着目的来筛选时间长河中的瞬间，并且选取角度，制定构图，最后呈现给世人一个通过了剪裁的复制品——公众面前的影像总是有边框的，观者无法越过边框看到全景，即使拍摄者使用的广角再大，也只能拍下事物的一个部分。尽管拍摄者信誓旦旦地宣称图片的真实性，但个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永远无法规避。这也许就是摄影的本质：“超现实主义深深根植于摄影业的精神之中：植根于它创造一个复制的世界，创造一个二手的、更为狭窄但却比直观现象看起来更富于戏剧性的现实。”这一本质使摄影艺术尤其显得像是一位对现实世界带有巨大侵略性的游客。它窥视、剪辑甚至编造世界，同时，它又加速了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和随之而来的变革。^[1]

大多数19世纪最伟大的照片，都是为了收集、记录、编目、储存、调查世界上的事物而拍摄的。就像英国政府用大炮轰开清朝政府的大门那样，摄影也可以被比喻成大炮，是一种有用且普遍存在的殖民工具。摄影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评论道：“摄影的目的是对被拍摄的对象予以侵占。这意味着摄影者把自己放在和世界的某种关系上，似乎是知识的关系，因而也便是能力的关系。”(www.xing528.com)

19世纪前二十年，摄影在世界各地传播，英国和法国在地球四分之三的地方开拓殖民地，使得这些国家的摄影师也遍布世界各地。他们通过摄影收集材料、获取信息。科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都利用摄影来完成工作。

苏珊·桑塔格提到这样一段历史：

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便迎来了因摄影而来的移民，当地的印第安文化在大批摄影者到来之后遭到了重创，大规模的窥视行动涉及印第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圣物、祭祀舞蹈，如果有必要，摄影者还可以通过付钱来获得他们需要的姿势甚至修改仪式——这种文化上的殖民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天的世界各地，例如非洲和中国的西藏。^[2]摄影既是文化的记录者又是毁坏者，摄影技术所代表的文化强权使得民族文化成了被猎奇欣赏的物品，而失去了其文化的主体性。

杨曦叙述了摄影从精英至上到草根狂欢的演变历程：

技术进步将全世界带入了一个巨大的视觉乌托邦，一开始这个王国是由少数的摄影家和爱好者垄断着，而自从傻瓜相机问世以来——和其他的诸多面临大工业空前发展带来的挑战的社会学科与艺术形式一样——摄影也不得不告别精英主义的神坛，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走向多元化的道路。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否定了严格的理性主义和科技决定论，费耶尔阿本在《反对方法》中宣称：“唯一不抑制进步的那个原则是‘怎么都行’。”全自动相机、傻瓜相机和之后的数码相机让对“瞬间”的获得变得十分的轻而易举，这种随意性正好暗合了后现代文化这种“无条件的多元性”的精神要义。于是，摄影突然之间几乎成了后现代艺术的最好代言人：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艺术品都依靠（或者依靠过）摄影来进行记录。因此，摄影与电影、录像艺术一起被称为“时基”媒体（time-based media）。另一方面，大量、新鲜的摄影作品在无时无刻地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和被大面积复制。关于“决定性瞬间”的固有逻辑一时之间被重新书写，技术难度的取消使“决定性瞬间”有可能被任何一个人碰巧抓到，同时，Photoshop的运用给影像的创造带来了无限的空间，这给摄影艺术带来了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却也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即在摄影这门学科中，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非常模糊，有时可能只仅仅区别于对“瞬间”的选择和作品的出场方式；并且，关于“真实”的思索在此时变得前所未有的虚无——有人说：数码技术已经败坏了摄影的名誉，并使真实性的概念受到影响，质疑和改变了“摄录”的必要性和可信度。但同时也有人觉得虚拟真实给人类带来了永远不可取代的快感。当代的记录行为开始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针孔相机的流行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必然的时尚，无数的青年正在感受着这种通过偷窥他人和自我偷窥带来的乐趣。而在布列松的时代，使用这些粗陋的偷窥工具来创作几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当人们运用像素越来越高的手机拍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的时候，真实和影像之间以及现实和艺术之间的界限让人觉得是如此难以把握。

有人说，摄影这种媒介把我们的世界带入了一个“读图时代”，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些远古的传说：人类诞生初始，我们祖先通过描绘真实的生活场景来传达和记录信息，文字的出现来自对这些图像的归纳和整理。而在今天，摄影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图像成为一种人人喜爱的最为简捷和直白的生活言说方式，这是否会终究导致人类向那种原始的生活状态回归呢？这大概是“布列松们”从未想象过的局面吧。

摄影是这样一种媒介，它传统而又开放，它忠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它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样式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变革当中，它几乎参与了人类的一切重大变革，以丰富的层面和巨大的侵略性使人类置身于图像的狂欢之中，同时，又使人类产生了对真实的无止境的困惑。作为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决定性瞬间”的产生，一开始，的确使人们感受到了解真相的欣喜，不过，到了数码时代，这种随手可得且可随意篡改的“决定性瞬间”又常让人们产生出对“真相”的虚无性的疑问。^[3]

本章对摄影技术的讨论，将从媒介的视角出发，梳理摄影技术从19世纪发明以来至今的种种演变及其对摄影艺术、大众传播文化的影响。当下摄影技术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专业化范畴，摄影、通信一体的手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照相机”，手机的便利性使得其对“决定性瞬间”的捕捉是任何照相机也无法媲美的。这打破了专业摄影和大众摄影之间的界限，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为捕捉美的艺术家，可穿戴性设备、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又将重新建构摄影主体和陪体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个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决定性瞬间”的捕捉是否仍会是摄影美学的核心？摄影者的身份又将在历史舞台上经历怎样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