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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统解决难民问题的主要机构和会议

时间:2023-07-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非洲难民问题的永久解决就是要求所有的非统成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为解决难民问题,在借鉴了联合国有关难民机构的经验的基础上,非统创立了三个与难民有关的机构。鉴于非洲难民数量激增和难民问题的复杂性,扩大这一有关难民的专门委员会很有必要。“非统难民署”是非统秘书处所属的一个管理机构,负责履行非统秘书处关于难民问题的政策。有100多个来自联合国成员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政府组织与会。

非统解决难民问题的主要机构和会议

在非统成立之初,非统创立者们就认为,不能把非洲难民问题完全留给难民的接纳国和难民的来源国来处理。非洲难民问题的永久解决就是要求所有的非统成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非统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些机构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

(一) 主要机构

联合国为了向难民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寻求永久地解决难民问题,于1950年创立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它是个非政治组织,职能是实行人道主义。

按照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缔约各国保证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或继承该公署的任何其他机关在其执行职务时进行合作,并应特别使其在监督使用本公约规定而行使职务时获得便利。”[115]这说明包括非统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有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进行合作的义务。同时,该委员会有责任监督《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执行情况,以确保保护和帮助难民的有效性。

非统《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公约》第八条第二款:“各成员国应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为解决难民问题,在借鉴了联合国有关难民机构的经验的基础上,非统创立了三个与难民有关的机构。

1. 专门委员会

1964年2月,拉各斯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二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有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决议,决定组成由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利)、乌干达、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加纳和喀麦隆等9个国家参加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非洲难民情况,并向部长理事会报告;研究维持难民营的方法和措施。

鉴于非洲难民数量激增和难民问题的复杂性,扩大这一有关难民的专门委员会很有必要。1980年6月18至28日,非统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召开于弗里敦,会议通过关于非洲难民情况的决议,根据非统成员国要求决定把关于难民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国的数量增加到15个。[116]该专门委员会每年开一次会议,委员会又名“非统15人委员”。

2. 非统关于帮助非洲难民的合作委员会

“非统关于帮助非洲难民的合作委员会”是非统处理难民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机构,成立于1968年。1967年,在非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等组织联合赞助下,第一次关于非洲难民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国际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合作委员会由18个专家组成,这些组织都有关于非洲难民的工作计划。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是指导非统明确地表述自己的工作计划和筹集使这些计划运转所需的资金。合作委员会每年在非洲国家首都召开一次常会,是为了审查非统与难民有关的活动和考虑非统有关被非统15人委员会必须考虑的事情的报告。

3. 非统难民署

与“非统关于帮助非洲难民的合作委员会”一样,“非统难民署”出现在1967年非统有关难民会议上,成立于1968年。其前身是“非洲难民安置和教育署”(BPEAR)。“非统难民署”是非统秘书处所属的一个管理机构,负责履行非统秘书处关于难民问题的政策。对于非统15人委员会和非统合作委员会,它也充当非统秘书处的角色。

1969年,非统与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订立了《关于非洲难民问题合作的协定》,确立了“非统难民署”的五点特殊功能: 其一,通过奖学金、教育和培训,提高难民的职业和技术水平,增强难民就业能力。其二,着手调查所有与难民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有关的问题,提高难民的收入,使难民自力更生,减轻非统成员国的经济负担。其三,为了吸引一般公众对非洲难民苦难的注意,进行收集、甄别和传播与非洲难民状况有关的信息。“非统难民署”出版发行了通讯刊物——《非洲难民》。其四,为非统成员国政府提供所需的专家性的建议。其五,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积极合作。通过建立与有关的政府以及难民必要的联系,努力确保难民的物资保障。[117]

(二) 主要会议

非统致力于解决非洲难民问题,还体现在由非统主办或联办的一些不同层次的会议上。主要有以下会议:

1. 1967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关于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非洲难民会议”。这是此类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2. 1979年,在阿鲁沙举行“关于难民状况的泛非会议”,会议级别是部长级,38个非统成员国的代表与会。

3. 两次“关于援助非洲难民的国际会议”(TCARA),由非统与联合国共同主办。第一次会议于198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为非洲难民筹集资金5.74亿美元;第二次会议于1984年6月举行。

4. 1983年3月,在阿鲁沙召开“非统秘书处和自愿代理处会议”,目的是开发合作战略和设计新行动计划或至少改善非洲难民处境。

5. 1988年8月,在非统与联合国联合主办下,“关于南部非洲的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境况的国际会议”(SARRED)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有100多个来自联合国成员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政府组织与会。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南部非洲[118]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境况的奥斯陆宣言和行动计划》,指出南部非洲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空前严重,总人数已达540万,问题根源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在南部非洲地区推行的侵略、破坏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在向南部非洲难民提供紧急援助的时候,充分重视发展援助;并阐述了提供援助的途径和领域,重申了国际社会公平负担的原则。行动计划坚定了致力于解决南非难民的4个主要方面措施: 紧急预备、需要评估和递送援助、恢复和发展以及资源的动员。

6. 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会议,于1992年2月和1992年12月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议。

7. 1994年8月,举行了援助卢旺达难民的国际会议。

8. 2000年3月,增加涉及难民人权的研讨会在几内亚举行,会议由非统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办。会议坚定了非统态度和指导了将来的行动方针。[119]

非洲各国遵守非统和联合国有关难民的公约,积极安置当地难民。在难民流落的国家和地区,不论当地物资条件多么匮乏,难民都会得到一定的安置。许多地区不仅安排了难民生活,还为难民创造生产条件,使之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坦桑尼亚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安排了20万难民的生活和生产,接纳3.5万难民成为本国国民。为表彰其杰出贡献,1983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授予尼雷尔总统南森难民奖。1997年,刚果(金)和苏丹也各接纳40万以上的难民。

总之,非统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国际组织,自从它诞生时起,一直秉承泛非主义思想和信念,为减轻和最终解决非洲难民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非统为非洲的难民和被迫离国者提供的法律保护是必须得到赞颂的,由于它比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更前进了一步,对比其他的国际社会,非统的确应作为人道主义的范例。”[120]非统不只通过了一些有关难民的法律文件,并且还为此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积极与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合作,大大减轻了非洲难民的疾苦和非洲国家的负担,捍卫了非洲人民的人权与尊严,更进一步说它为非洲大陆最终摆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泛非主义的一大目标——实现非洲的民族的彻底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由于独立国家之间的争端依然存在,国家内部的种族、部族、宗教等利害冲突远未消除,再加上非洲国家经济贫困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力弱小,由此引发战争和内乱,非洲每年仍有大批的难民产生。要最终在非洲解决难民问题,必须实现国家和解、民族和睦、经济发达以及每个难民自力更生。正如顾章义所言的:“所谓难民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是使现有难民成为自食其力的积极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要消除难民再生的根源。”[121]

【注释】

[1]Yves Benot, Ideologie des Independences Africaines, p.130.

[2]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43,49.

[3]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4页。

[4]葛佶主编: 《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第774页。

[5]OAU Document, AHG/Decl.1(ⅩⅩⅥ).

[6]帕特里斯·埃默齐·卢蒙巴(Patrice Emergy Lumumba, 1925—1961): 刚果(金)首任总理,前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民族英雄。1925年7月2日,生于卡南加,巴特拉族人。青年时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常发表文章,宣传民族独立思想,谴责比利时殖民统治。1958年10月,创立刚果民族运动党,并当选为主席,曾领导群众性的反比利时暴动。1958年12月,出席在加纳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被选为大会总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1月,因领导反比利时的民族斗争被捕。1960年1月,参加比利时-刚果(金)关于刚果(金)独立的圆桌会议,坚决反对比利时的分裂阴谋。1960年6月,刚果(金)独立,任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1961年1月17日,在加丹加被冲伯集团杀害。同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非洲的民族英雄”。(参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人物研究室编: 《现代非洲名人录》,第62—63页。)

[7]美国是杀害卢蒙巴的真正元凶。由于刚果(金)是核武器两大关键原料——铀和钴的主要产地,由于1960年上台后卢蒙巴总理坚决的反帝、反殖、亲苏态度,美国决定除掉卢蒙巴。美国驻刚果大使出面用100万美元收买了时任国民军总参谋长蒙博托。蒙博托把卢蒙巴软禁在总理府。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被害,年仅35岁。1961年1月19日,离下台仅有5天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知卢蒙巴的死讯,高兴地对下任总统肯尼迪说:“在我的任内,他终于死了。”(参见《为了核原料 干掉卢蒙巴》,《上海译报》2005年7月21日,第11版。)

[8]OAU Document, ECM/Res.5(Ⅲ).

[9]Catherine Hoskyns, Case Studies in African Diplomacy Number 1: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d the Congo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5.

[10]Catherine Hoskyns, Case Studies in African Diplomacy Number 1: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d the Congo Crisis, p.28.

[11]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91.

[12]OAU Document, ECM/Res.7(Ⅳ).

[13]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p.97-98.

[14]A.H.M. Kirk-Greene, Crisis and Conflict in Nigeria: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1967-1970, Vol.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34-335.

[15]Olusegun Obasanjo, My Command: An Account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0, pp.149-151.

[16][美]戴维·拉姆: 《非洲人》,张理初、沈志彦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17]Olusegun Obasanjo, My Command: An Account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p.152.

[18]Olusegun Obasanjo, My Command: An Account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pp.153-154.

[19]A.H.M. Kirk-Greene, Crisis and Conflict in Nigeria: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1967-1970, pp.211-213.

[20][南非]A. P. J. 范伦斯伯格: 《非洲当代领袖》,秦晓鹰、殷罡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21]Olusegun Obasanjo, My Command: An Account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p.155.

[22]Mark W. Zach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1946-77, pp.131-132.

[23]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278-279.

[24][英]科林·勒古姆等: 《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第34页。

[25]OAU Documents, ECM/Res.1(Ⅰ), ECM/Res.7(Ⅳ) and AHG/Res.58(Ⅵ).

[26]Zdenek Cervenka, “The Role of the OAU i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Yassin El-Ayouty, Hugh C. Brooks,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p.48.

[27]唐大盾选编: 《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第109、145页。

[28]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201.

[29]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p.64-65.

[30]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36.

[31]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p.37-38.

[32]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in Yassin El-Ayouty, Hugh C. Brooks,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23.

[33]徐人龙: 《非统组织的历史作用》,《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43页。

[34]Klaas van Walraven, Dream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the Politics of Africa 1963-1993, p.295.

[35][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第5页。

[36]埃德姆·科佐、戴维·查奈瓦: 《泛非主义与解放》,[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八卷),第549页。

[37][英]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 《1800年以后的非洲》,第145页。

[38]马格里布(Al Maghrib): 阿拉伯语,意为“阿拉伯的西方”。公元682年,阿拉伯人到达北非摩洛哥海岸,被大西洋所阻不能再前进,以为是最西边的土地,故名。之后马格里布用作专有地理名词,除摩洛哥外,还包括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7世纪以后迁入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曾和当地的柏柏尔人共同组成“马格里布”国家。14世纪后,逐渐分裂。(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第3065页。)

[39]顾章义: 《崛起的非洲》,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5页。

[40]马孆: 《区域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年版,第107页。

[41][埃及]布特罗斯·加利: 《非洲边界争端》,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42]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成立,苏丹分为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

[43]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中非、乌干达、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卢旺达、布隆迪、斯威士兰和埃塞俄比亚等15个国家。

[44]1941年,意大利战败,厄立特里亚成为英国托管地。1952年,根据联合国决议,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1960年,埃塞俄比亚强制取消联邦制,宣布厄为其一个省。20世纪60年代,“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先后成立,开展争取独立的斗争。埃、厄双方互有得失,直到1993年4月27日,通过公民投票,厄立特里亚才真正赢得独立。

[45][法]皮埃尔·古鲁: 《非洲》(上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9页。

[46]埃德蒙·夸姆·库阿西: 《1945年以来的非洲与联合国》,[肯尼亚]A.A.马兹鲁伊、[科特迪瓦]C.旺济主编: 《非洲通史》(第七卷),第637—638页。

[47]顾章义: 《非洲国家的边界争端》,《西亚非洲资料》第67期,1982年4月18日,第7—13页。

[48]OAU Document, AHG/Res.16(Ⅰ); Ian Brownlie, Basic Documents on African Affai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60-361.(www.xing528.com)

[49]Amadu Sesay, “The OAU and Continental Order”, in Timothy M. Shaw, Sola Ojo,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1982, p.172.

[50][英]科林·勒古姆: 《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民族译丛》1983年第3期,第26页。

[51][埃及]布特罗斯·加利: 《非洲边界争端》,第7—27页。

[52]Ian Brownlie, African Boundaries: A Legal and Diplomatic Encyclopaedia, Berker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11.

[53]OAU Document, AHG/Decl.(ⅩⅩ).

[54]OAU Documents, AHG/Res.97(ⅩⅥ), AHG/Res.101(ⅩⅦ), AHG/Res.103(ⅩⅧ), AHG/Res.106(ⅩⅨ), AHG/Res.199(ⅩⅩⅥ).

[55][英]巴兹尔·戴维逊: 《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第331页。

[56]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143.

[57]Ian Brownlie, African Boundaries: A Legal and Diplomatic Encyclopaedia, p.57.

[58]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144.

[59]在阿拉伯地区范围内调解失败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偏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伊拉克采取偏袒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参见[埃及]布特罗斯·加利: 《非洲边界争端》,第34页。)

[60][埃及]布特罗斯·加利: 《非洲边界争端》,第92—93页。

[61]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147-148.

[62]OAU Document, AHG/Res, 68(Ⅸ).

[63]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149-150.

[64]Ian Brownlie, African Boundaries: A Legal and Diplomatic Encyclopaedia, p.57.

[65][埃及]布特罗斯·加利: 《非洲边界争端》,第34页。

[66]“非洲—马尔加什共同组织”(OCAM): 1965年2月,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举行的13个法语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布)、乍得、达荷美、加蓬、象牙海岸、马尔加什、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上沃尔特〕首脑会议上,决定将“非洲—马尔加什经济合作联盟”改建为“非洲—马尔加什共同组织”。其宗旨是: 加强非洲和马尔加什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团结,以促进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发展。1974年,该组织演变为“非洲—毛里求斯共同组织”。

[67]1980年4月18日,获得独立,改名津巴布韦共和国。

[68]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75.

[69]OAU Document, AHG/Res.22(Ⅰ).

[70]加纳与邻国的矛盾要追溯到非统成立以前,但即使在签署非统宪章之后,恩克鲁玛仍错误地坚持寻求改变非洲当时一些国家的政权,而非统宪章庄严地确认和申明其成员国应遵循的“不干涉各国内政”“尊重各个成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和独立生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无保留地谴责一切形式的政治暗杀及对邻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等原则。

[71]Michael Woifers, Poli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pp.154-155.

[72]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75.

[73]OAU Document, AHG/Res.27(Ⅱ).

[74]OAU Document, CM/ECM/Res.9(Ⅴ).

[75]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131 (ⅩⅩ) of 21 December 1965.

[76]杨泰峰: 《影响非洲现代化的因素浅析》,李保平、马锐敏主编: 《非洲变革与发展》,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77][美]戴维·拉姆: 《非洲人》,第143页。

[78]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p.80-81.

[79]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50.

[80]Zdenek Cervenka, 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 p.82.

[81]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52.

[82]黄泽全: 《尼日利亚两大难题: 民族和宗教矛盾》,《西亚非洲》1993年第3期,第52页。

[83]OAU Document, AHG.51(Ⅳ).

[84]Ian Brownlie, Basic Documents on African Affairs, p.364.

[85]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37.

[86]Olusegun Obasanjo, My Command: An Account of the Nigerian Civil War 1967-1970, p.157.

[87]OAU Document, AHG.54(Ⅴ).

[88][美]戴维·拉姆: 《非洲人》,第411页。

[89]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London and New York: Mansell, 1989, p.88.

[90]李晓岗: 《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91]See Refugees, No.43, July 1987, a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UNHCR’S Public Information Section.

[92]Africa Recovery, January 2001, p.9,转引自杨利华《非洲联盟: 理想与现实》,《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13页。

[93]萨赫勒(Sahel)地区: 阿拉伯语意为“沙漠之边”。指非洲苏丹草原带北部地带。跨马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冈比亚、乍得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境宽320—480千米,具有从典型的热带草原向撒哈拉沙漠过渡的特点。年降水量从南部的700毫米递减到北部的200毫米,植被主要是草本植物和有刺灌木。由于滥伐树木等原因,沙漠化日益扩大。(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第1628页。)

[94]Yassin El-Ayouty,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fter Thirty Years, p.90.

[95]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83.

[96]Guy S. Goodwin-Gill,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53.

[97]Guy S. Goodwin-Gill,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 p.270.

[98]Guy S. Goodwin-Gill,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 p.253.

[99]Guy S. Goodwin-Gill,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 pp.255,263.

[100]OAU Document, CM/Res.19(Ⅱ).

[101]OAU Document, CM/Res.36(Ⅲ).

[102]OAU Document, AHG/Res.26(Ⅱ).

[103]OAU Document, AHG/Res.27(Ⅱ).

[104]OAU Document, CM/Res.88 (Ⅶ).

[105]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p.92.

[106]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p.240.

[107]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p.93.

[108]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112.

[109]OAU Document, CM/Res.104 (Ⅸ).

[110]OAU Documents, CM/Res.727 (ⅩⅩⅩⅢ) and UN Resolution 34/61(1979).

[111]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pp.98,99.

[112]OAU Document, AHG/Res.115 (ⅩⅥ).

[113]OAU Document, AHG/Res.68(ⅩⅧ).

[114]Amadu Sesay, Olusola Ojo, and Orobola Fasehun, 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 p.109.

[115]Guy S. Goodwin-Gill,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 p.263.

[116]OAU Document, CM/Res.814 (ⅩⅩⅩⅤ).

[117]Christopber J. Bakwesegha, “The OAU and African Refugees”, in Yassin El-Ayouty,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fter Thirty Years, pp.83-85.

[118]这里指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9个国家。

[119]Rachel Murray, Human Rights in Africa from the OAU to the African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2.

[120]Gino J. Naldi, The Org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 Analysis of Its Role, p.103.

[121]陆庭恩、彭坤元主编: 《非洲通史·现代卷》,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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