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非主义的历史回顾及优化措施

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之前，泛非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45年。这个时期泛非主义的主要活动有“泛非大会”、“返回非洲”运动和“黑人精神”等。

泛非主义是黑人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产物，它并非诞生于非洲，而是发轫于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由于持续400年的罪恶黑奴贸易，美国及西印度群岛生活着大批的非洲黑人后裔。基于肤色的原因，他们遭受了相同的歧视经历，这使得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的后裔认识到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为此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认识唤醒了他们了解自己共同的遗产和自己与非洲起源的一些联系的渴望，激发了他们把非洲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的追求。泛非主义的理想就此产生了。^[3]

1900年，一位名叫亨利·希尔维斯特-威廉姆斯(Henry Sylvester-Williams)的西印度律师在伦敦组织了一次泛非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30个黑人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美国。会议的目的是把会议作为抗议白人殖民者入侵的论坛，唤醒英国的改革者起来保护非洲地区的土著居民，使之免受凌辱，但会议并未提倡非洲人独立。由此，“泛非主义的观念最初是作为一种团结全世界非洲子孙的努力而出现了。”^[4]但由于希尔维斯特-威廉姆斯在1900年会议不久后去世，泛非主义活动冷却了一段时间。

直到1919年以后，威·爱·伯·杜波依斯^[5]召开的“泛非大会运动”，先后举行了4次会议^[6]，影响很大。会议提出了黑人参政、议政和自治等政治主张。同一时期，牙买加商人马库斯·加维^[7]领导了声势更大、影响更强的“返回非洲运动”。加维主张种族分离，认为黑人只有回到自己的祖国(非洲)，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尊严和平等，这得到了近百万黑人积极地响应。1920年8月，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世界黑人进步协会”(UNIA)。会议不仅成为联合世界各地非洲人及其兄弟的努力中的里程碑，还取得了两个重大成果： 其一，通过了《世界黑人权利宣言》——一个内容广泛的泛非主义指导方针的文件；其二，激发了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行动起来，给予他们用自己的能力站起来和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解放与统一的信心。^[8]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法语非洲留学生中间，产生了“黑人精神”(Négritude)(“黑人自豪感”或“黑人传统精神”)。马提尼克岛著名诗人埃迪恩内·莱罗赫亚梅·塞萨雷称之为“黑人精神”。“黑人精神”在非洲的著名提倡者是后来的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黑人精神”强调所有非洲人的统一，呼吁他们团结一致，为了取得自己的人权和独立而共同奋斗。

这一时期泛非主义主要内容是： 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和实现世界黑人大团结，提倡致力于黑人解放和复兴。其特点为： 其一，海外非洲裔是主力军；其二，批判和推翻种族主义是主要内容；其三，尚不成熟，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9]在这一时期，尽管泛非主义的领导权掌握在来自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手里，但非洲政治家作用逐渐在增强。泛非主义思想被当时非洲许多地区组织吸收，如“大不列颠西非国民大会”“西非大学生联合会”和“保卫尼格罗人种全球联盟”等。泛非主义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第二阶段，从1945年至196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高潮迭起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推动下，泛非主义运动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第五次泛非大会于1945年10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开辟了泛非主义的新时代。其主要表现： 其一，标志着泛非运动从种族色彩浓重的海外“泛黑人运动”逐步向回归非洲过渡。大会倡导者、组织者及参与者主要是来自非洲本土的非洲人。^[10]会议中心议题也是非洲。其二，标志着泛非主义运动开始与非洲的民族民主运动相结合，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会上有首次为独立而斗争着的非洲政治党派代表出席，特征突出的代表者是工商联盟和学生组织，如‘西非学生联盟’。”大会决议强调需要加快非洲大陆的非殖民化速度。针对“对殖民势力的挑战”，大会中说道：“第五次泛非大会的代表相信和平……不过，如果西方世界执意使用武力维系其在非洲统治，非洲人民可能不得不诉诸武力以努力实现自由。”^[11]

第五次泛非会议的胜利举行，其意义深远。第五次大会是泛非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虽然杜波依斯是大会主席，但主动权和领导权却第一次真正掌握在非洲人手中；另一重要的改变就是，非洲这一代年纪较轻的非洲性较强的政治、劳工、农民和学生领袖们，采取了更富于种族性和战斗性的态度，这同过去领导泛非运动的少数有知识的中坚人物所采取的温和态度形成了对照。到1945年，以积极的政治行动赢得自治要求已成为最高的泛非目标。“第五次泛非大会结束时，泛非主义最终已成为非洲群众的意识形态，为非洲人所有，为非洲人所享。它从新世界的非洲后裔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想发展成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思想。”^[12]很明显地，到会议结束时泛非主义正式从被西印度群岛和美国非洲人后裔运用的抗议旗帜演变为非洲民族主义者反对殖民统治运动的工具。会议为非洲民族主义指明了方向，并且唤起了非洲政治意识的觉醒。泛非主义正演变成为非洲人的群众运动。^[13](www.xing528.com)

1958年3月6日，加纳取得了独立。加纳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而获得的领先地位加强了克瓦米·恩克鲁马^[14]在泛非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年中，第一次由非洲人在非洲举行了为数可观的一系列创立先例的国际会议。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些会议都是具有泛非精神的，这表明非洲国家可能出现新的联合。许多关于建立从政治联盟以至一般经济组织的区域性联合的主张，就是在这些会议中产生的。在恩克鲁玛的直接推动下，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先后在阿克拉举行。前一个是政府之间的会议，后一个是人民之间的会议。1958年4月，8个已独立非洲国家的代表^[15]参加了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表达了支持和捍卫非洲民族解放与独立是已独立的非洲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于1960年6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参加会议的国家增至15个，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非洲统一的决议》和《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决议》。

1958年12月，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会议再次谴责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恶行；“要求非洲独立国家以一切可能的办法对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附属国人民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从而使他们迅速获得解放，并且参加非洲自由、独立国家的大家庭”；强调“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统一战线”。会议表示支持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宣布其最终是成立一个自由非洲国家联邦。”^[16]“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在泛非运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逊色于第五次泛非大会。它不仅标志着泛非运动的中心已从欧美正式回归非洲本土，而且还将泛非运动纳入了争取非洲独立与统一运动的轨道，并为‘非洲统一组织’的诞生构架了框架性文件。”^[17]随后，1960年1月，在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了《关于非洲统一的决议》。1961年3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又通过了《关于非洲统一和团结的决议》。

泛非主义回归到非洲大陆以后，不仅其思想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而且也被切实运用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果。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由于得到泛非主义的指导和已独立国家鼎立支援和帮助，直到1963年5月，包括利比亚、加纳、苏丹和乌干达等29国赢得了独立。^[18]1958年11月，加纳和几内亚组成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联盟——“加-几联盟”。1960年4月，苏丹共和国(今马里)与塞内加尔结成“马里联邦”。翌年8月，恩克鲁玛与卢蒙巴签署秘密协议，决定成立“加(纳)-刚(果利)联盟”。由于对非洲统一和其他看法不一，1960年和1961年非洲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相互竞争的国家集团，如“卡萨布兰卡集团”^[19]“布拉柴维尔集团”^[20]和“蒙罗维亚集团”^[21]等。

由于日趋紧张的“刚果危机”等因素，非洲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渐显露出来。1960年12月成立的“布拉柴维尔集团”认为法国在非洲前殖民地对主要的非洲问题应采取一致的立场，即支持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打算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同市场；支持刚果(利)卡萨武布政府和联合国驻刚果代表团；赞成戴高乐关于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的主张；决定设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等等。1961年1月成立的“卡萨布兰卡集团”的观点几乎与“布拉柴维尔集团”针锋相对。它主张支持卢蒙巴总理，批评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行动；在阿尔及利亚举行联合国监督之下的公民投票，并设立它们自己的最高军事司令部；反对法国在非洲土地上进行核试验；同意设立非洲协商会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泛非主义的委员会；等等。

1961年5月成立的“蒙罗维亚集团”，是介于“卡萨布兰卡集团”与“布拉柴维尔集团”之间的第三集团。在“蒙罗维亚集团”成立会议上，“布拉柴维尔集团”所有成员国和多数其他非洲国家都有代表出席，唯独“卡萨布兰卡集团”的5个成员国却出人意料地拒绝参加。1962年1月，“蒙罗维亚集团”拉各斯首脑会议以阿尔及利亚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为由，拒绝阿尔及利亚的与会，致使“卡萨布兰卡集团”5国依然采取抵制态度，利比亚、突尼斯和苏丹也拒绝参加会议。“这是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可能出现分裂的开端，它进一步危害了大陆范围的泛非组织的未来。”^[22]

尽管“卡萨布兰卡集团”与“布拉柴维尔集团”在非洲的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造成非洲国家一定程度的分裂，但是正如海尔·塞拉西^[23]宣称的，它们“根本性的和不能弥补的分裂”并不存在，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非洲最终实现统一等许多问题上还有着完全相同的观点。“中立的”塞拉西皇帝从中积极地斡旋，力求促成泛非运动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的和解。到了1962年下半年，一些有利因素的出现使这种和解成为可能。其一，随着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的正式独立，是否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泛大陆会议席位的问题(过去是造成不和的重要问题)已经被有效地解决了。其二，1961年卢蒙巴被害之后，刚果(金)的紧张和冲突有了缓和的间歇。尽管一些非洲国家对刚果(金)新政府存在着敌意，但是到了1962年年底，这种反对已经没有卢蒙巴活着的时候那么强烈了。其三，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就困扰泛非主义的派别政治不能容忍泛非运动进一步被削弱。面对这种形势，为了非洲的根本利益，有必要召开会议以永久地解决非洲国家间的分歧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共识。由此，通向1963年5月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道路已铺就。^[24]美国学者马克·W.察赫尔认为：“1963年5月非统的成立一般被视为泛非主义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里程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