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医大奸杀案不符合追诉时效的实质条件

“南医大奸杀案”虽然可以适用刑法规定，但判断其追诉时效是否延长还要看其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刑法》第88条第1款对追诉时效延长制度适用规定了两项条件：一是前提条件，即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二是实质条件，即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只有符合这两项条件，才能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

1.“南医大奸杀案”早已立案侦查

既然第88条第1款对“南医大奸杀案”具有溯及力，那么只要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该案就具备了延长追诉时效的前提条件。可是，何谓“立案侦查”呢？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立案侦查”是指立案并侦查，如果只是立案但还没有开始侦查，就不存在时效延长的问题。^[11]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立案侦查，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决定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者审判。”^[12]根据该观点，只要司法机关立案就应认定为“立案侦查”。第二种观点为多数说。主要理由在于，“虽然从字面上理解，‘立案侦查’是指联合侦查二者兼备，但由于立案后行为人也可能实施逃避侦查的行为，因此，从有利于追诉犯罪的角度来讲，将立案侦查解释为立案则较为妥当”。^[13]显然，第二种观点更具合理性，更符合立法原意。

与认定“立案侦查”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立案”究竟是对人立案还是对事立案？该问题与“南医大奸杀案”是否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直接相关。因为，警方虽然在案发后对“南医大奸杀案”立案，但由于无法知晓犯罪嫌疑人，因而只是对事立案而非对人立案。如果“立案”是指对事立案，则该案可以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否则便不能适用。关于“立案侦查”之“立案”究竟是对人立案还是对事立案，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对事说。认为从立法上看，只要侦查机关已经立案，无论是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只要行为人逃避侦查就属于延长时效的情形。^[14]二是对事且对人说。认为“立案不仅是‘对事’而且是‘对人’，仅仅对于犯罪事实而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立案的，不属于暂停追诉时效进行的事由”。^[15]三是折中说。“不能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实质，机械地认为必须针对特定的人和事进行立案，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只要立案即可，而不考虑是否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需要综合全案进行分析判断，如果公安机关已经对该事实进行立案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有一定证据指向特定人员时，仍然应当适用该款的规定。”^[16]

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主要理由是其具有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据此，立案的依据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对事而言的，并不涉及对人。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案发后难以即刻查找出犯罪人的情况极为常见，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查找出犯罪嫌疑人也不鲜见。在这样的情形下，若认为立案乃对人，等于否定了这些案件之立案，乃至无法延长追诉时效，这是不合理的。

在“南医大奸杀案”中，警方在案发后业已立案侦查。尽管警方当时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直到28年后才发现犯罪嫌疑人是麻某某，但这并不影响“南医大奸杀案”之立案侦查。因此，“南医大奸杀案”符合延长追诉时效的前提条件。

2.犯罪嫌疑人麻某某没有“逃避侦查”(www.xing528.com)

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是延长追诉时效的实质条件。何谓“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对此，理论上有积极说和消极说之别。积极说以行为人积极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为判断依据。根据积极说，“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在方式上“应限于积极的、明显的、致使侦查、审判工作无法进行的逃避行为，而不是指消极的不自首”。^[17]如果行为人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干扰侦查和审判，不能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例如，“犯罪人犯罪之后，始终居住于原来居住的地方，或者正常外出打工、经商，没有隐姓埋名，也没有隐瞒新居住地的，不属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18]消极说则主张，只要行为人明知司法机关要自己归案而消极不归案，就应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行为人犯罪之后，始终居住于原来的地方，或者正常外出打工、经商，没有隐姓埋名，也没有隐瞒新居住地的，但明知司法机关要自己归案仍消极不予到案，亦应属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19]根据消极说，行为人是否消极不到案是判断有没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关键，至于其保持镇静、不动声色地照常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等，不影响“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之认定。

积极说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积极说认为，只要使侦查或者审判无法进行，便均属逃避。这意味着，只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跑或者藏匿，致使侦查或者审判无法进行，就可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至于逃跑或者藏匿的方式不受特别限制，包括采取销毁证据、收买证人、伪造身份证据等使侦查活动难以有效展开的积极行为。^[20]狭义的积极说则立足于行为人的场所变换等对“逃避”加以限缩，具体主张有所不同。逃匿说认为，“‘逃避’指以逃匿方式躲避侦查、审判”。^[21]潜逃说认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主要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被立案之后潜逃，致使司法机关不能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22]指控说认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必须以获悉正式的指控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知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即使知道而没有得到正式的告知，即使逃跑也不能符合这个规定”。^[23]根据狭义的积极说，行为人只是实施毁灭罪证、串供等行为，并没有逃跑或者藏匿的，不宜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24]

笔者赞成积极说。理由主要在于：其一，“逃避侦查或者审判”本身就是具有积极作为特征的行为，其在语义上应与无任何逃避特征的正常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等消极行为相对应。其二，如果将行为人不归案作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判断标准，则刑法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适用追诉时效延长的条件纯属画蛇添足，因为无此规定更有利于将行为人消极不归案囊括其中。其三，在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司法机关立案后，要求其自动归案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若以之作为追诉时效限制适用的依据，实属强人所难。积极说中，广义的积极说最贴合立法本意。刑法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延长追诉时效的条件，目的在于确保侦查、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只要行为人的逃避行为能使侦查或者审判活动无法进行，就应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这显然不应限于行为人在物理空间上的逃跑或者藏匿，以及是否获悉正式指控等。因此，对“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应进行刻意限定。即使行为人仍然在原居住场所生活，如果积极实施串供、毁灭罪证等行为，造成侦查或者审判活动无法进行，就应当认定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消极说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实质上却有转嫁注意力之嫌。行为人照常工作、学习以及生活，表面上看可能会给司法机关带来迷惑，使其转换侦查目标，从而对侦查和审判活动造成干扰。其实，这种情况若真对侦查或者审判造成干扰，也是由司法机关自身能力的限制和工作方法问题造成的，不能按逃避侦查、审判论处，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5]事实上，行为人积极逃避更容易引起司法机关注意，因为许多案件的侦查活动取得突破性进展，恰恰是因为行为人有异常举动。这或许是刑法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追诉时效延长条件的内在原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积极说更有利于实现刑法目的。

那么，“南医大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麻某某有没有“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呢？从麻某某被抓获后的相关报道来看，麻某某的住处离南京医学院案发地只有5公里，案发后他并没有被司法机关发现有犯罪嫌疑，也没有潜逃外地或者藏匿起来，而是照常工作、学习、生活，根本没有引起周围人的警惕与察觉。同时，案发时麻某某已经将被害人林某强奸杀害，抛尸窨井，案发现场可以说处置得较为干净，以至于公安机关经过多年侦查都未能发现麻某某是犯罪嫌疑人。此外，该案时间已经过去28年，公安机关要想查实麻某某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并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定麻某某逃避侦查极其勉强。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12条的规定，《刑法》第88条第1款对“南医大奸杀案”具有溯及力，对该案可以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但是，由于犯罪嫌疑人麻某某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没有逃避侦查，故而不符合追诉时效延长的实质条件。因此，对“南医大奸杀案”不应延长追诉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