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体来讲，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治理是一项需要多方主体参与、综合、体系化的系统工程。在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现有中立技术架构下，法律规范难以直接有效地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但在政府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正在推动网络空间架构向更有利于规制的方向转变。
总体来讲，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治理是一项需要多方主体参与、综合、体系化的系统工程。根据美国著名网络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所提出并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框架，网络空间由现实世界的市场规则、社群规范、技术架构以及法律规范所规制。[3]互联网控制的焦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的市场规则、社群规范、技术架构以及法律规范都围绕它形成与运行。在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现有中立技术架构下，法律规范难以直接有效地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但在政府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正在推动网络空间架构向更有利于规制的方向转变。按照功能标准，互联网可以被大致分为网络链接层、网络互联层、传输层与应用层，[4]从传统的IP地址追踪、cookies、SSO身份验证、标识层技术直至当前愈加发达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互联网基础架构的中立性允许通过改写其任意一层的代码，加强网络空间的身份验证与行为追踪机制。随着国家网信办陆续颁布相关具体规定，[5]网络空间身份验证与行为追踪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逐步有了规范依据。
网络空间架构的这一转变，使网络监管部门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网络媒体平台、社交服务平台等），以《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为参与网络活动的一般企业与公民创设的法定义务为依据，[6]事实上具备了巨大的规制权力。比如，微信可以对用户实施封号、删帖，微博可以禁言，视频网站违规违法的音视频内容可以被网站下架。基于此，它们应当承担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治理责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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