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充分说明了生物安全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要求，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意味着，要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上升到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治理。[19]如前所述，刑法作为社会“防卫法”和“后盾法”，在打击涉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但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刑法》在这方面的规范有待完善，亟待通过立法予以修正和填补。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将采集、检验、处置传染病菌种、毒种的行为纳入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规制范畴。从现行《刑法》第331条的规定来看，仅规制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环节导致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的行为，尚未将采集、检验、处置传染病菌种、毒种环节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而这些环节行为也同样存在导致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的可能。因此，从严密法网的角度讲，有必要将前述行为纳入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规制范畴。据此修改后的条文内容则为：“从事采集、检验、实验、保藏、携带、运输、处置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增设“非法编辑传染病病毒基因罪”。从现代生物技术的角度讲，通过人为编辑和重组，使已有传染病病毒的感染性增强或者直接制造出超级实验室病毒，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如果对此缺乏严格的限制或者不对其中的非法编辑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将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对此却缺乏针对性的规制，这从“基因编辑婴儿”一案中被告人贺某奎等人最终也只能以非法行医罪进行定罪处罚就可见一斑。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编辑传染病病毒基因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该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可以规定为：“违反有关禁止传染病病毒基因编辑的国家规定，非法从事传染病病毒基因编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传染病病毒大范围传播或者人员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www.xing528.com)
第三，增设“非法开展传染病病毒实验罪”。无论是实验环境、实验设备、实验规程，还是实验单位和实验人员的资质，开展传染病病毒相关的实验都对此有非常高的标准和非常严格的要求，其中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实验室传染病病毒泄露。而非法开展的传染病病毒实验，往往达不到实验要求，不仅容易造成实验室病毒泄露，而且还容易被不法人员利用或者控制。显然，非法开展传染病病毒实验，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应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开展传染病病毒实验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该罪的具体罪状和法定刑可以规定为：“违反有关传染病病毒实验的规定，非法从事传染病病毒实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传染病病毒大范围传播或者人员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增设“非法处置传染病病毒实验动物罪”。实验动物是开展相关医学实验或者生物实验必不可少的实验用品，尤其是在传染性疾病研究过程中，可以借助实验动物探索传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寻找预防和治疗方法。由于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动物会感染或者携带传染病病毒，因此，需要严格按照实验规程和要求，对淘汰的实验动物进行无害化的妥当处置，以防传染病病毒泄露和扩散。但从近年来发生的部分案例来看，随意处置实验动物的案例时有发生，在部分案例中，实验人员为了牟利甚至会直接将淘汰的实验动物向市场销售。非法处置传染病病毒实验动物的行为，无疑会增加传染病病毒泄露和传播的风险。鉴于此，为了预防传染病病毒通过实验动物向社会传播，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处置传染病病毒实验动物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该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可以规定为：“违反有关传染病病毒实验动物处置的规定，非法处置传染病病毒实验动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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