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本属于疫情防控的核心罪名，承担着打击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重要任务，但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来看，基于立法上的滞后性和规制范围的有限性，该罪在适用上出现了突破罪刑法定的尴尬。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适当的扩容。具体而言，可以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应将“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明确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如前所述，若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甲类传染病（即鼠疫和霍乱），会使得该罪的适用范围极为狭小，而且随着现代传染病防治技术的发展和防治体制机制的完善，鼠疫和霍乱这两种甲类传染病大范围爆发的概率比较低，而像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等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却有着较高的爆发率，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来看，即使是乙类传染病，在防控实践中确实也存在诸多妨害防治行为需要刑法进行规制。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张为“甲类传染病和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
第二，具体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不宜直接在《刑法》中列举，而应由前置性的《传染病防治法》具体规定。从目前《刑法》第330条列举的五类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来看，其实际上是直接照搬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35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18]但从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来看，历经2004年和2013年的两次修正，其第八章第65条至第77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类型有几十种，已经远远超过了1989年规定的四种类型，而且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结束后，很可能还要根据防控经验和实际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正。这说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的犯罪行为类型与现行《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类型之间存在脱节，尚未形成有机衔接。这不仅在形式上有损法规范的体系化和法秩序的统一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严重制约了《刑法》对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打击。因此，为了避免列举式立法“挂一漏万”的弊端，同时与前置性的《传染病防治法》保持紧密衔接，《刑法》在规制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时，不宜采用列举式立法，而应该基于本罪属于行政犯的特性，采取空白罪状的形式予以规定，依托《传染病防治法》对具体的犯罪行为类型进行认定。(www.xing528.com)
综上，立法者可以将《刑法》第330条修改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或者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甲类传染病和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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