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征兵比率与动员方式的转变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自兵役制度改革以来，大学生征集比率的不断增长与征兵动员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院校征兵一方面吸收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动员方式，同时立足不同院校动员资源和动员对象的特性，发展出了不同形态的征兵动员方式。以关系网络动员为主要特点的征兵动员模式，将征兵动员的组织网络渗透到高校学生的人际网络之中，为征兵动员构建起了情感性的社会支持网络。而物质动员模式通过对被动员者现实利益的关注而将国家的征兵意志置换为青年学生寻求改善经济状况、获得学业发展和实现就业的切身利益，使得利益刺激成为青年学生参军的主要动机之一。组织化的政治动员模式已经摆脱原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模式，通过不断的典型塑造和话语建构，将参军的政治文化与普通学生的个人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既增加了参军收益在个人发展中的能见度，又将参军的动员话语灌注到学生的个人发展规划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

征兵动员模式在国家与社互关系的变动背景之下，已经由总体性社会下一元化的社会征兵方式转变为后总体性社会下多元化的征兵动员，其动员机制也从“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政治动员转变为“胡萝卜加大红花”式的多元化动员，在为青年学生提供各种情感性支持、发展性资源、政治荣誉身份等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动员机制的转型，有效的完成了国家对社会人力资源抽取。

经过一系列征兵动员模式和动员机制的变革，青年学生的参与策略也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总体性社会下通过庇护主义主义关系寻求生存和生活资源，转变为一种基于自我实现的发展性参与策略。但是与计划经济时代征兵动员中的对保家卫国的政治理想及信念相比，目前的征兵动员还缺乏明确的价值基础，未来对征兵的意义建构到底走向何种价值取向，这是征兵动员进一步发展的挑战之一。

【注释】

[1]此处的征兵难包括“两难”，即“兵员征集难”和“征集高素质兵员难”。参见陈四林、辛昕：“当前‘征兵难’、‘征集高素质兵员难’的主要原因及对策”，载《国防》2011年第8期。

[2]2001年9月修改后颁布的《征兵工作条例》规定，“依法可以缓征的、正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本人自愿应征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服现役，原就读学校应保留其学籍，退伍后准其复学。”由此将大学生由“缓征”改为了“可征”。又到2011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提出“在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中征集士兵”的要求，实现了对大学生的“应征”。参见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决定》，2011年10月2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今年逾百万大学生报名参军入伍”，2017年8月30日。网址：http://www.moe.edu.cn/jybxwfb/gzdtgzdt/s5987/201708/t20170830312756.html

[4]参见金可：“千余‘北京兵’昨起赴军营，大学生占比超72%创新高”，载《北京日报》2016年9月11日，第1版。

[5]参见刘婧、李梦婷：“大学生参军入伍人数直线上升　占北京征兵总数八成以上”，《北京青年报》，6月15日。

[6]参见周景红、赵云华：“北京市朝阳区入伍青年93%为大学生”，载《解放军报》2016年9月11日，第1版。

[7]关于社会动员的具体内涵，有学者借鉴西方资源动员理论的范式，从社会动员的要素和运作方式等角度进行讨论，强调社会动员过程中传播、组织、资源筹集，倡议与游说等手段和方式对不同主体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影响。参见陈叶纪：“社会动员的要素、运作方式与特点”，载《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0年第3期。还有部分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传统入手，从社会动员的特征与变化过程来对社会动员展开讨论，更加强调社会动员要素对人们态度、期望、价值取向与社会行动的改变过程。参见吴忠民：“重新发现社会动员”，载《理论前沿》，2003年第21期；杨福忠：“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王仕民、郑永廷：“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与引导对策”，载《社会科学》，1997年第9期。在这些学者不断的讨论与建构中，社会动员的概念逐渐融合了作为政治军事术语的动员（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和工作方法的动员（说明、号召、发动）的含义，并有新的延伸。

[8]参见张燕萍：“抗战时期四川兵力动员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9]参见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周旺：“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10][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1]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2]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3]郭于华、孙立平：《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4]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Bernstein，Thomas，P，“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zation Campaigns of 1929-1930 and 1955-1956：A Comparison”，The China Quarterly，31（1967）.

[16]参见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载《中国研究》2005年第1辑；于建嵘：“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7]参见孙立平、晋军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63-69页。

[18]参见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9]参见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20]参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21]参见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载《社会》2005年第5期。

[22]参见王仕民、郑永廷：“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与引导对策”，载《社会科学》1997年第9期。(www.xing528.com)

[23]郑永廷：“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4]参见刘玉芹、刘敬忠：“抗战末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评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25]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6]Oi，Jean C，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6.

[27]Walder，Andrew G，Communist New-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28]参见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载《社会》2005年第5期。

[29]参见[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5页；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30]参见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1]参见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2]这三个高校都是在各自层次高校内征兵动员开展得比较好的高校。G学院是北京市的一所大专院校，曾连续三年是该区参军学生最多的院校，征兵工作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赞誉，五次被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N学院作为北京市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是高校征兵制度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从2001年开始便每年都有学生参军入伍，其动员过程历经了历次征兵政策的调整。而M大学是全国知名的985和211高校，尽管征兵工作历程较短，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涌现了较多的先进典型，多次被作为征兵工作的模范。

[33]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Gt16061201，刘林（化名处理），男，G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34]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Gs16071502，张晓航（化名处理），男，大三普通学生。

[35]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Gs16091801，章运辉（化名处理），男，大三退役学生，14年大三参军。

[36]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Nt16100801，周志强（化名处理），男，N学院武装部副部长。

[37]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Ns16090802，范研志（化名处理），男，14年毕业学生，12年大四参军。

[38]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Mt16120401，张立邦（化名处理），男，M大学党委武装部部长。

[39]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Mt17010601，熊兆武（化名处理），男，M大学武装部宣传科长。

[40]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Ms16062201，苏帅（化名处理），男，大二普通学生。

[41][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42]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Gs16112701，彭鑫（化名处理），男，大三退役学生，12年大一参军。

[43]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Ns16102801，段玉张（化名处理），男，12年毕业退役学生，10年大四参军。

[44]访谈资料辑录，访谈编号Ms16062301，龚传盟（化名处理），男，大二退役学生，12年大一参军。

[45]参见夏少琼：“建国以来社会动员制度的变迁”，载《唯实》2006年第2期。夏少琼指出，中国正经历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动员对象从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社会向原子化个体、多元化社会发展，动员轴心也从爱国主义、政治压力向爱国主义、政治荣誉、个人利益方向发展。

[46]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现有的征兵动员方式仍然体现出对总体性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三所高校中共同存在的各种有组织、有制度的评奖、评优活动就带有竞争动员的色彩，这些荣誉表彰活动是征兵动员中最常见的资源动员技术；G学院和M大学组织的各种军营体验活动则体现出参与式动员的特色；而最为普遍的则是广树典型的动员实践，无论是在N学院，还是在M大学，典型不仅可以将抽象的征兵政策变为生动的形象解释，还向大众传达了国家所提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47]在本文的三个案例中，G学院的“大红花”是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与赞许；N学院的大红花是自身专业的转换和就业的发展；而M大学的大红花是获得“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这一政治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