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作为国家向社会抽取资源的一种方式，嵌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动的背景之中[45]。我国于1998年推行义务兵与志愿兵役相结合的兵役制，使得参军虽然在法律上名为“义务”，但已经越来越成为个人的自主选择。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增长，以前强调统一宣传、号召和发动的社会征兵已经不再能够发挥预期的效应。动员主体面对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社会现实，不得不针对不同特征的动员客体而采取不同的动员模式，改变原有的参军意义框架与话语体系，通过提供更多的物质刺激和象征性刺激来回应被动员者的需求，以实现被动员者最大限度的需求满足。征兵动员从原来总体性社会下一元化的社会征兵方式，向着多元化的院校征兵方式转变。[46]
如果把兵役改革前基于革命号召和政治压力下的征兵动员视为“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动员方式的话，那么兵役制度改革后所形成的院校征兵更像是一种“胡萝卜加大红花”式的动员方式。征兵动员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下，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与对资源的垄断性分配、单位自身的组织化属性、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推动的“大棒式”动员模式，而转向提供“大红花”式的关系网络的情感支持、个人发展帮扶、政治荣誉身份建构等积极情感上的满足。而“大红花”的建构则根据动员对象的差异和占有的动员资源呈现出不同的形态。[47]这与兵役改革前政治压力下对人们资源匮乏恐惧的运用不同，改革后，随着社会“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加，加之院校因其动员机构的“去权威化”，而更多的调动人们认同、向往等积极性的情感，通过不同方式为青年学生提供发展性资源，使其在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促成青年学生对参军选择的认知解放与认同信任。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对各个群体的动员和对个体的激励，以此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被动员者主体需求和意愿的多样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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