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之前的地学成就及其优化

北朝之前，我国就有多部地理著作问世。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山海经》[590]《尚书·禹贡》[591]《管子·地员》[592]《水经》[593]《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594]《佛国记》[595]等，它们代表了北朝之前的地理学发展水平。而魏晋时期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裴秀与“制图六体”

裴秀（224-271）[596]，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魏晋名臣、著名地图学家。

裴秀对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的“制图六体”，即制图的六项原则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裴秀曾任司空，负责全国土地的划分和管理工作。由于职务关系，他接触到各种地理资料和地图，但发现这些地图大都没有统一的绘制原则和标准。既无比例，方位又划得不准确，甚至连有名的山脉、河流也在图上无标识，制作粗糙。于是，他决定自制一幅新图，以弥补原有地图的缺陷。裴秀详细考订了《禹贡》中的记载，从九州范域到具体的山脉、河流、湖泊、沼泽、平原、高原，都一一考察落实。同时，又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探明历代的地理沿革，甚至连古代诸侯结盟之地与水陆交通也一一摸清。对于暂时不能确定者，则“随事注列”，不敷衍了事。最后，在门客京相璠的协助下，用时3年零3个月，制成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最早的历代区域沿革地图集。这些地图都是一丈见方，按“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即1：180万的比例绘制而成。这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但这套地图集惜已佚失，仅《禹贡地域图·序言》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等史籍中。这其中有关于“制图六体”的记载曰[597]：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即绘制地图有六条基本原则和方法：一要选好比例尺（分率），二要确立彼此间的方位（准望），三要了解两地间的步行距离（道里），四要了解其高下，五要了解其方邪，六要了解其迂直。人的行程与高下、方邪、迂直“三者”有关，要求得两地间的水平距离，须得高取下，方（直角三角形的两正角边）取斜（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迂（曲线）取直，以校正由地面起伏、道路迂回而引起的水平直线距离的误差。裴秀进一步指出，此“六体”虽有主次之分，但它们又相互联系、互为制约。对于地图而言，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量测；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尚可，但在其他地方就会有偏差；如果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如果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就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使用。

“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晋前地图理论的总结，还一直指导着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在世界古代地图学发展史上，裴秀与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是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www.xing528.com)

二、南朝的重要地理著作

与北朝同时期的南朝，也出现了一些地理学著作。

陆澄（425-494），字彦深（一作彦渊），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著名藏书家、地理学家。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陆澄搜集了《山海经》以来的160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目录1卷，另抄撰《地理书抄》20卷。

南梁时，任昉（460-508）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84家著作，编成《地记》252卷。另抄撰《地理书抄》9卷。任昉[598]，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省寿光县）人。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除《地记》外，任昉尚撰《杂传》247卷、文章33卷，均佚。

《隋书·经籍志》尚载，南齐都官尚书刘澄之撰《永初山川古今记》20卷、《司州山川古今记》3卷，陈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