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医学在北朝传播的优化措施

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南亚和西域的高僧在中土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南亚的医学知识，并对我国的医药学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华僧人传来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二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介绍了进来；三是我国出现了一批懂得医药学知识并能为人用药治病的僧人。这些，对于我国医药学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佛教东传

十六国时期，佛教经河西走廊向内地迅速传播。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各割据政权急需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而佛教的教义正符合这种要求；其二，佛教宣传“众生皆苦”“轮回报应”，可以使下层百姓放弃反抗斗争。因此，佛教大受当时统治者的欢迎，并极力提倡之。

后赵（319-350）石勒、石虎尊崇来自天竺的释佛图澄。《魏书·释老志》曰[546]：“石勒时，天竺沙门佛图澄……后为石勒所宗信，军国规谟颇访之，所言多验。”致使追游佛图澄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547]。前秦（351-394）苻坚尤其崇佛，为了得到佛学大师，不惜发动战争。379年，苻坚为得到高僧道安带兵攻下襄阳，“宗以师礼”[548]。382年，苻坚又派大将吕光西征龟兹，设法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并对吕光说[549]：“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相法，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苻坚视佛教徒为“国之大宝”，足见其对佛教的崇敬和重视。401年，后秦姚兴为了从吕光处得到鸠摩罗什，亦动干戈并获得成功。姚兴拜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并带领群臣、沙门听其讲佛，为之营造塔寺，让其翻译经论，“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550]。北凉（401-439）沮渠蒙逊“亦好佛法”[551]，甚至为其子取名叫“菩提”。沮渠蒙逊供奉天竺高僧昙无谶[552]，“每以国事咨之”[553]，称其为“圣人”。

北朝期间，尊佛崇佛更甚。《魏书·释老志》记载[554]，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下诏，在京城为佛教徒修整寺舍，使之“有所居止”。同年，“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依《弘赞法华传》卷一《图像》解释，耆阇崛山即灵鹫山，相传释迦牟尼在此说法多年。须弥山，梵语，义译为妙高、妙光、安明、积善。缋饰，绘画装饰。439年，北魏灭北凉，大量臣民被押解平城。其中，僧众有3000余人。这些僧人的到来，使“沙门佛事皆向东，象教弥增矣”[555]，大大地推动力北魏的佛教活动。其后，又开凿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把佛事活动推向高峰。北魏这种崇敬佛法现象，一直延续到北朝的其他政权。

由于十六国及北朝诸政权的重视，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些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等，怀着虔诚的宗教热情，不远千山万水，越过浩瀚大漠，到达河西，传播佛教。由于河西的特殊地理环境，也由于河西诸割据政权的支持，西来的佛教在这里得以扎根生长，开始了它的中土化进程，按中原固有的方式翻译佛经、宣传佛教。据汤用彤先生考证[556]，前凉（301-376）张氏政权就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升平十七年（373），前凉张天锡邀请西域支施仑、帛延等人来凉州，同本地沙门一起翻译《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味经》等四部佛经。

二、医僧的活动

从印度和西域来华的众多高僧中，有不少人学习过古印度的“五明”：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其中，医方明就是医学方面的技术和知识。随着佛教的东传，他们把这些医学技术和知识经河西走廊，传播到中原地区，并为患者治病疗疾。据史籍记载，东汉末年高僧安清（字世高）到达中国洛阳，这大概是最先来华的医僧。安清是安息国王子，皈依佛门，精通诸经及南亚医术。《高僧传》称其“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557]。安清不仅宣译众经，而且经常给人疗疾，以助弘扬佛法，故其名声远播后世。十六国北朝时期，来华的医僧更多。例如：

佛图澄，西域高僧，十六国初到洛阳。其医术非常神妙。“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558]据传，后赵石虎的儿子石斌暴病而亡，二日后，石虎召佛图澄，“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

竺佛调，祖籍不详，或为天竺人。竺佛调为佛图澄的弟子，精于医术，“住常山寺积年，业尚纯朴，不表饰言，时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疾笃。载至寺侧，以近医药”[559]。

求那跋摩，天竺高僧。《高僧传》称其“善医”[560]。求那跋摩曾在耆婆国（今爪哇）两度为当地的国王医治脚伤，后于北凉期间来华。

求那跋陀罗，原属天竺婆罗门种姓，后成为高僧。《高僧传》称其“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561]。求那跋陀罗于北凉期间来华。

耆域[562]，天竺高僧。《高僧传》称其能起死复生。北朝时期，耆域从天竺来到洛阳后又还归西域。耆域在华期间行医治病。是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耆域“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两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又有一病者将死，耆域把他救活。天竺有一神医，名叫耆婆，耆域有可能是耆婆的异译。

鸠摩罗什，以译经称著。鸠摩罗什的母亲字耆婆。耆婆本是天竺神医之名，鸠摩罗什之母以此为字，亦应精于医道，并对鸠摩罗什产生影响。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临终时自言：“少觉四大不愈。”[563]古印度用“四大”理论说明各种病理，将在下文作解释。鸠摩罗什临终时自言“四大不愈”，即觉得自己病得很重了。显然，鸠摩罗什精于天竺医理。

来华的医僧中，也有人学习和运用汉医的知识和技术。如佛陀耶舍，天竺高僧。青年时，“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练习”[564]。来华后，常行医用药。曾用药水加咒为其弟子洗足，使弟子能“疾行”。后秦姚兴令佛陀耶舍“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终二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羌籍药方，可能是后秦本有的药方，后秦为羌人政权，故称“羌籍”。耶舍既能“过目不忘”，必然“羌籍药方”与天竺医理多有相通之处。

十六国北朝时期，皈依佛门的汉僧中，也有不少人精于医道。例如于道邃，炖煌（今甘肃敦煌）人，凉州高僧。《高僧传》记载[565]，于道邃“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单道开，炖煌（今甘肃敦煌）人，俗姓姓孟。《高僧传》记载[566]，单道开“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开能救眼疾。时秦公石韬就开治目。着药小痛，韬甚惮之。而终得其效”；道丰，籍贯无考，北齐高僧。《续高僧传》记载[567]，道丰曾经以针灸为人治病疗疾，而且“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于道邃“善方药”，单道开精于眼疾，道丰精于针灸，说明当时我国本土医僧的医术涉及面很广。

开馆授徒，也是当时医僧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北魏名医李修之父李亮，年轻时学习医术，曾跟随“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北魏名医王显之父王安道与李亮同师（应是沙门僧坦）学医。北魏名医崔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北齐名医马嗣明，“针灸孔穴，往往与《明堂》不同”。与《明堂》不同，即针灸之穴位与汉医传统的针灸穴位不同，显然，是受到异域医理的影响。北周名医姚僧垣，其父名菩提，观其父子之名，可知其与佛释有涉。以上医家，或为佛家弟子，或本身为僧徒，或特擅金针，皆与南亚医学有关。(www.xing528.com)

三、传入我国的南亚医籍[568][569]

古代印度的医学理论有不少内容保存在佛经之中。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佛经的翻译，也译有印度古代的医学专著和含有医学内容的经书。因此，古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当时也传入了我国。从现存的古籍记录看，对这些文献的翻译大体有四种情况。

其一，西来高僧直接将梵文本译为汉文本。如北凉时昙无谶翻译《金光明经》，后秦时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后秦时弗若多罗（罽宾高僧）与鸠摩罗什翻译《十诵律》等。

其二，北朝本土医僧或学者直接将梵文本转译为汉文本。例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凉沮渠京声，位安阳侯，西行求法，在于阗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及还河西，即译出《掸要》，转为晋文”[570]。

其三，西来高僧和北朝本土医僧合作将梵文本转译为汉文本。如明清之际，我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多是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录。与此类似，十六国北朝时期，翻译天竺医学著作（包括佛经），大多是西来高僧提供梵文本或口述，中国高僧“传经”，即译成汉文。如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西域高僧昙摩难等提供《增一阿含》《曜胎经》梵文本，由竺佛念译成汉文[571]；后秦弘始十二年（410），罽宾高僧佛陀耶舍“译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长阿含》等。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含笔受”[572]。

上述三种情况翻译的含有医学内容的经书，涉及医理、医术、养生、药物、制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书籍虽然佚失，但其中一些药方在别的书中保存了下来。如《十诵律》卷二十六《医药法》用一整卷谈饮食、卫生、用药、治病以及佛陀传教时的有关例证。其中，提到“四种药”，即“时药，时分药，七日药，尽形药”，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如解释“尽形药”时，说有“五种根药”（舍利、姜、附子、波提毗沙、菖蒲根），“五种果药”（呵梨勒、卑醯勒、阿摩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黑盐、紫盐、赤盐、卤土盐、白盐），“五种汤”（根汤、茎汤、叶汤、花汤、果汤）等。显然，这些内容与中医药学有相通之处。

其四，翻译的医药、养生（包括以巫术驱邪）专著，但没有著录译者或撰人。《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此类医籍有[573]：“《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婆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

这些书目中分别有“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等佛教菩萨的称谓，或直接以僧人作者命名，颇具时代特征。其中，《龙树菩萨和香法》亦见诸《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等书。《历代三宝记》卷九记载[574]“《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并注曰：

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国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意宝。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笔受。

正始为北魏宣武帝年号。宣武帝奉佛法，当时洛阳译经之盛，前代所无。王晓卫认为[575]，《隋书·经籍志》中既无撰人，又不著梁、陈之名的经籍，基本为北朝图书。我们以此为是，则上述医籍，可能有的与《龙树菩萨和香方》相同，亦译于宣武帝或稍后的孝明帝时。其余则应译于北齐邺都和北周长安。

受翻译佛家医著的影响，西来高僧和北朝本土医僧也撰写了不少医书。如《隋书·经籍志》记载[576]：“《单复要验方》二卷，释莫满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道洪撰。《释僧匡针灸经》三卷，《释僧深药方》三十卷。”等等。

四、南亚医学的影响

南亚医学的传入，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明病理的“四大”理论。四大，是指地、水、火、风。四大理论类似于我国的五行说和阴阳学说，最先都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五行和阴阳的变化用之于医学，以解释疾病的医理。同样，四大的变化亦可解释疾病的医理。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引《佛说医经》曰：“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大智度论》曰：“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意即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一大不调即引起101种病。因此，天竺医术以“调和”地、水、火、风四大为务，若四大不调和，则疾病生。

南朝陶弘景曾对葛洪《肘后备急方》重加整理，并改其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此书自序中说，“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显然，是受到天竺医理的影响。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577]：“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等学说，无疑地是由佛经的翻译传到中国，为陶弘景所采取的。”其实，四大不调的影响不仅表现于南朝，在北朝亦不稍让。[578]东魏张保洛、刘袭、薛光炽等造像碑云：“现在眷属，四大康和，辅相魏朝，水隆不绝。”张保洛等不过一介武夫，尚知向佛乞请“四大康和”，由此，天竺“四大”在北朝人士中的影响，可知端倪。至于佛教界人士，更熟悉“四大”，常加引用。北齐慧思《诸法无净三昧法门》，数处提到“四大”，并说：“观身四大，如空如影，复观外四大，地、水、火、风。”北周释静蔼《列偈题石壁》曰：“此报一罢，四大凋零。”此类例子甚多，不再赘述。

概言之，从十六国北朝时期，医僧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异域高僧在中原疗疾治病的活动，以及人们对南亚医药学的青睐程度，远超前代。南亚医学无疑已成为当时中国医药学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