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管理，主要指国家医药管理机构的设置、医官的配备以及相关政令等事宜。良好的医事管理制度对医药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医事管理制度。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小疾臣”，即商代管理医事的官吏。《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春秋时期，已设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隶属天官府，其主官称医师，职责是掌管医政、组织医疗活动及对医官进行考核。医师下属的医官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掌管周王的饮食，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兽医，即现在的兽医。
秦朝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官制，设置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九卿，总管国家中央行政事务。其中，奉常为九卿之首。奉常府下设太医令，主管医药事宜。《通典》记载[490]，“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太医令的属官有侍医，专服务于王室或皇族，发展成为后来的御医。在地方上，官医除为各级官吏医病外，还有检疫地方麻风病的任务。
西汉时期，沿袭秦制设九卿，更名为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行、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是时，医药管理分属太常和少府两个系统，且均设太医令、丞。属于太常者，太医令管理太医和药府。太医既负责为百官治病，又掌管郡县的医疗之事；在药府中，有药长主持药物方剂，有药藏府储存药物。这些职责发展为后来的太医署（太医院）。属于少府者，专为宫廷疗疾，太医令下有太医监、侍医、为后妃诊治疾病的女医（也称女侍医、乳医），以及掌御用药的尚方和本草待诏。其职责发展为后来隶属于内务府的御药房。诸王国医制基本仿照中央而略有不同，如设医工长，对太医负责，但此职不见于中央医制。
东汉时期，撤销属于太常的医药管理机构，仅在少府设太医令，职掌医政。下设药丞、方丞各一人。药丞，主药剂、负责药政事宜；方丞，主治疗、职司方剂配制。此外，又增设了为宫廷服务的尚药监、中宫药长、尝药太官，皆由宦者充任。尚药监，其职责主要是对供奉御药的整个过程实行监督；中宫药长，负责中宫妃嫔医药事宜；尝药太宫，皇帝医病服药前，负责尝药。是时，医药管理有了明确分工。
三国时期，曹魏因袭汉制，在少府设有太医令、丞，职掌医政。是时，药事系统中的医官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和灵芝园监等。《通典》记载[491]，魏官置九品。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为第七品，其爵位相当于关外侯。药长寺人监的职责与东汉时的药丞相同，药丞由士人担任，而药长寺人监则由宦官担任。为区别仕宦之分，故以此名之。灵芝园监是掌管宫廷御用草药种植园的宦官。
西晋时期，沿袭曹魏之制，设有太医令、尚药监和药长寺人监。尚药监仍掌管宫廷用药，但太医令由少府属官转为宗正的属官。如《晋书·职官志》记载[492]：“宗正，又统太医令史。”是时，依九品中正制原则，为太医制定了品阶，授予印绶。《通典·晋品官》记载[493]：“西晋太医令为七品官，为铜印墨绶”，“第七品：尚药监、药长寺人监，关外侯爵”。未见灵芝园监记载，但新增设殿中太医、太医校尉、太医司马等医职。其中，殿中太医专门在宫殿中侍奉皇帝，只有接受皇帝委派时，其才会外出给重臣诊病。可见，其地位很高，乃是皇帝的近侍。校尉、司马皆为军职，因此太医校尉、太医司马应是高级军医。
东晋初期，沿袭西晋之制。后随着三省六部制的萌芽，太医又隶属门下省。《晋书·职官志》记载[494]：“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医以给门下省。”太医从两汉少府属官到西晋宗正属官，再到东晋隶属门下省，开始了其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的转化。
南朝医事制度基本沿袭东晋。刘宋时期，置太医署，隶属门下省。太医署设太医令、丞。此外，还有太医、侍御师（御医）、行病师、医工、医药权衡等医官。南齐承袭宋制。萧梁时医药管理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增设中药藏局。陈代医事制度，史书中缺乏记载。
医学著作是医学发展的结晶。北朝之前的重要医籍《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495]《伤寒杂病论》[496]集中反映了我国从先秦到秦汉时期的杰出医学成就；《脉经》[497]《针灸甲乙经》[498]《肘后备急方》[499]标志着魏晋时期我国传统医学在诊断学、病因学、针灸学、方剂学及临床实践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南朝的《本草经集注》[500]则是对南北朝以前的药物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此外，还有一些医著也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南朝刘宋时医家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原著已佚，其内容经后世有关医著所引录而得以保存。南朝萧齐时医家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是重要的外科学著作。由龚氏序言可知，该书原作者是刘涓子，为晋末刘宋初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经龚庆宣整理为10卷，流传于世，现传本仅5卷。
二、北朝的医事管理
（一）对医学的重视
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止，却出现了一个有利于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战争在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为医药学提出了新的需要。由于战争、饥荒、瘟疫的接踵而至，造成了超乎太平年代的受伤、患病的人员，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病症状况。面对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解决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医疗难题、总结所积累的大量新的医学经验，便成为医家、学者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它成为动力，刺激着医学的向前发展。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当时士人盛行吃寒石散，并以“行散”为时髦，如果不懂医学知识，便有发病亡命的危险。例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御医阴羌指导下，服用寒石散，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阴羌去世，道武帝胡乱服用寒石散，导致中毒，神经错乱。[501]服食寒石散之风，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及炼丹术的迅速发展。三是门阀士族为了保持家业的隆盛，特别提倡孝道，而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是行孝道的必备条件。如《北史》记载，名医许智藏的祖父许道幼，常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时号名医。诫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502]这段话足以表达了当时门阀士族的共同心态。至于那些为远离动乱而避地山林的士人，更需要掌握一些消灾防病的医药知识。天文学家张子信，在一处海岛隐居了30多年。当张子信从海岛归来，其家乡已为北齐占据。北齐武成帝要张子信出任药典御，这说明张子信懂医药。可见当时医药知识比较普及。四是由于战乱，当时人口流动频繁，无疑促进了南北朝之间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学术交流。另外，南亚和西域来华传教的佛教徒，首先在中国北方传教，他们带来的异域医学无疑对北朝的医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北朝各政权普遍重视医学。
另外，北朝诸帝王多笃信方术，乞求长生。例如北魏道武帝喜好道教，天兴三年（400），仪曹郎董谧献《服食仙经》，说该书有炼不死药之法。道武帝于是授董谧为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⑦。北魏太武帝听说高僧昙无谶微有方术，便欲得之，又令方士韦文秀等合炼金丹。北魏孝文帝也曾令侍御师（御医）徐謇试为延年之药。北齐文宣帝令诸术士合炼九转金丹。统治者乞求长生，自然对有名的医士、新来的仙方倍加青睐。
北朝期间，有作为的帝王也多关心民间的医药救助事宜。如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470）诏令天下，病人由所在地方官司派遣医生到家诊视，所需药物凭医生处方给予。对此，《魏书·显祖纪》曰[503]：“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诏令将司州、洛阳两地贫穷无靠且患疾病的老人别坊居住，备有药物，并由医师四人担任治疗。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诏令太常设馆[504]，使京畿内外有疾病的人都住在里面，严敕太医署派遣医师治疗，考核其治疗成绩并加以赏罚，明确规定了对医师的考核要按照其治疗情况，从而减少了随意性。
北朝时甚至出现过重医轻文的现象，北朝御医往往拜将封侯。例如北魏名医徐謇[505]，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下诏：“进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正始元年（504），徐謇“以老为光禄大夫，加平北将军”。北魏名医王显[506]，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后历任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太府卿、御史中尉。北魏宣武帝建东宫、立太子时，王显被委以重任，为太子詹事。宣武帝每幸东宫，王显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延昌二年（513），以营疗之功，封卫南伯。北魏名医崔彧，“后位冀州别驾，累迁宁远将军。”[507]北齐名医徐之才，“迁尚书令，封西阳郡王”。其弟徐之范亦是名医，位太常卿，并袭徐之才爵西阳王。北周灭北齐，徐之范入北周，授仪同大将军[508]。北周名医姚僧垣[509]，一生担任过22个官职，两次封伯（小畿伯、遂伯），两度封公（长寿县公、北绛郡公），官至骠骑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北周齐王宇文宪为敦促姚僧垣之子姚最承袭父业，对姚最说：“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尔宜深识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这段话明显地重医轻文，耐人寻味。以上数例，足见北朝统治者对名医及医药发展的重视。
（二）医官的设置
医官的设置是医事管理的重要内容，北朝各政权的医官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善。
1.北魏的医官设置
北魏政权自称是三国曹魏的继承者，故其典章制度多沿袭曹魏之制，医官设置亦然。北魏时设太医署，北魏前期属尚书省。孝文帝太和改制，重新设置九卿，太常为九卿之首，太医署始归太常。设有太医令、丞等职，掌管医政兼医疗事宜。其后，在门下省设尚药局，置尚药典御二人、尚药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总知御药事；在中书省设中尚药局，置中尚药典御和司药丞等医药职官[510]。以后历代多承袭了这一制度。侍御师即御医，北魏名医徐謇曾任此医职。《魏书·程骏传》曰[511]：“初，骏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侍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司药丞则由皇帝的宠臣担任，经常侍奉帝王，其品阶不高，但深得皇帝信任。如《魏书·恩幸传》记载[512]：季贤“位至殿中将军、司药丞，仍主厩闲。”
另外，北魏时新增设的医官还有仙人博士、太医博士和太医助教。太祖道武帝天兴三年（400），置仙人博士官，“煮炼百药”。故仙人博士应是负责制作药物职官。不过，仙人博士一职仅在北魏设置，还可能与道教炼丹有关。《魏书·官氏志》记载[513]：“太医博士，右从第六品下；太医助教，右从第八品中。”这是我国古代医官制度中，设置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之肇始，为医学教育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北魏或更早的十六国期间，就可能专设随军的外科军医。是时，战争频繁，军队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其杀伤力往往超过战争本身。因此，帝王及将帅出征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例如《晋书·刘曜传》记载[514]，329年，前赵国君刘曜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魏书·世宗纪》记载[515]，北魏延昌元年（512），“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宣武帝下诏曰：“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以上金疮医和折伤医，都应是当时随军的外科军医。
2.东魏、北齐的医官设置
东魏、北齐的医官制度基本沿袭北魏。据《六典通考》记载[516]，北齐时太常置太医署，设太医令、丞各二人。太医署分设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各二人。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药藏监二人、药藏丞二人，侍医四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尚药典御二人，尚药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总御药之事。中书省置中尚药局，设中尚药典御二人，中尚药丞二人，总知中宫医药之事。另外，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又据《通典·职官》记载[517]，北齐时尚药典御正五品，中尚药典御从五品，侍御师正六品，太子侍医正七品，尚药丞、中尚药丞从七品，太子药藏监、药藏丞正八品，太医正九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医师从九品。是时，诸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是王国的最高医官，管理王国医药事宜。由以上职官设置可知，北齐对医药管理已有更明确的分工。
3.西魏、北周的医官设置
西魏初期，医官设置沿袭北魏。北周时期，设有七类医官[518]，属于天官府者有六类：
太医，掌医政兼医疗的主官，主要为皇室服务。职官有：太医下大夫。
小医，掌医政兼医疗的主官，主要为百官服务。职官有：小医下大夫、上士。
疡医，掌外科医生的管理、培训兼医疗。职官有：疡医上士、中士、下士。(www.xing528.com)
医正、掌医学教育教学。职官有：医正中士、下士。
主药，掌药材的加工、制剂。职官有：主药下士。
食医，专司皇宫饮食滋味、温凉及分量调配。职官有：食医下士。
属于夏官府的医官有一类——兽医。职官有：兽医上士、中士、下士。
综上所述，北朝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促进医学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三、北朝医学教育
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师承家传和学校教育[519]。北朝时期，医学教育比较兴盛，但仍以师承家传为主。为满足社会需要，也开始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
（一）师承家传
北朝时期，有的医家始于拜师（多拜沙门医家）学艺，如北魏名医李修之父李亮，年轻时跟随沙门僧坦学习医术；北魏名医崔彧，年轻时在青州向隐逸高僧学习《素问》及针灸等。而成名的医家往往只将医术传授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从而产生了不少有名的医学世家。例如：
周澹父子。周澹，北魏名医。其子周驹，医术相传，成为医学世家。
东海徐氏医药世家。从徐熙开始，世代相传，历经八世。徐熙精于医。徐熙有子徐秋夫，徐秋夫有二子：徐道度、徐叔响。徐道度长子徐文伯、次子徐謇（徐成伯）。徐叔响子徐嗣伯。徐文伯子徐雄。徐雄长子徐之才、次子徐之范。徐之范子徐敏恭。他们均精于医术，出入南朝刘宋、萧齐及北魏、北齐，为王室和士庶诊治，屡获奇效。
李修家族。李修与其父李亮、其兄李元孙、其子李天授皆为北魏名医。
王显父子。王显与其父王安道皆为北魏名医。
崔彧家族。崔彧及其子崔景哲，崔景哲弟崔景凤、子崔冏皆为北魏、北齐时的名医。
姚僧垣家族。姚僧垣是“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的北周名医。其父姚菩提、其子姚最皆医术高妙，亦为著名医家。
许奭父子。许奭及其子许澄，俱以医术名重于北周及隋代。
褚该父子。褚该，北周名医。其子褚则，亦传其家业。等等。
医学世家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时之医家崇尚直接的诊疗经验总结，在理论上并不作深入探讨，却注重在名师指导下亲身体验、亲自实践。这样后生晚辈学习医术，就必定要走拜师学艺之路，这为世医传承的方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当时纸张价格高昂，是宫廷贵族的专用品，这对于医学著作的传播也较为不利，故学习医术还是要靠言传身教。再次，当时的世医现象为医家提供了步入仕途的门径。是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官吏均是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而来，这种选举很注重门第，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所以当时家族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人物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医学世家也是如此，子承父业最为普遍，甚或朝廷会命名医之后代承其家学，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庞大的世医体系，同时使家族的利益得以保持和发展。
（二）学校教育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唐六典·太常寺》医博士条注云[520]：“南朝宋代元嘉二十年（443），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由此可知，我国政府设置医学教育机构始于南朝刘宋时期。但由于时局动乱，这个医学教育机构在元嘉三十年（453）文帝逝世后遣散，仅存10年。北朝则不同，学校医学教育长期坚持。目前，尚未发现北朝期间兴办医学专科学校的记载，但北朝各政权有重视教育的传统[521]。《魏书·儒林传·序》曰[522]：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据此可知，北魏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官学发达。天兴元年（398），太祖道武帝始都平城，即兴立太学。399年，又兴建了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虑，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即在城东另建太学。天安初（466），显祖献文帝“诏立乡学”，即建立地方官学，实施郡国学制，并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学生人数。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正如《魏书·高允传》所言：“郡国立学，自此始也。”[523]孝文帝太和年间，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同时，又专为皇室子弟开办了皇宗学。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下诏，在洛阳设置国子学与太学，同时，又创立了四门小学。
北魏期间，除了官学之外，私学也很发达。《北史·景穆十二王上》曰[524]：“景穆时，阳平王之孙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众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由此可知，当时的私学已出现在王族当中。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种氛围更加浓厚，“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525]私学兴盛可见一斑。
是时，官学或私学虽然都以教授经学为主，但要辅之以算学、医学等。上文谈到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诏令设置“太医博士”“太医助教”，这是从事医学教育的官职。因此，在太和年间可能已形成在官学中进行医学教育的制度。至于在私学中学习医学更是显而易见。例如北魏名医李修之父李亮和名医王显之父王安道，年轻时一道从师学习医术。北魏名医崔彧少年时，曾经去青州，向隐逸高僧学习《素问》及《针灸甲乙经》等医书，遂善医术。为了强化医学教育，北魏永平三年（510），宣武帝下诏[526]：
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外，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
太常乃是当时兼管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命他“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当然主要是行教育之职。设立医馆的作用有二：其一，对病人要“严敕医署，分师疗治”；其二，对在学医生，“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显然，这个医馆相当于一座现代的实习医院，这对开展医学学校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官学中进行医学教育的制度，为北朝各政权沿袭。北齐设置医博士、医博士助教，北周设置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等，都是进行学校医学教育的职官。《通典·后周官品》记载[527]，后周的官员及官学学生总共“万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学生、算生、书生、医生……等人也”。医生者，医学生也。显然，北周时大规模地进行着医学学校教育。另外，前文提到的官颁医书，可作为医学生的教材，亦是强化医学学校教育的有力措施。
总之，北朝的医学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北朝医药学的发展，也成为隋唐医学教育兴盛的先导。这一制度当时曾传入朝鲜，也促进了朝鲜医药学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