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农业管理的发展与成就

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趁机大举内侵，中原北方出现了十六国纷争的动荡局面。是时，除个别割据政权控制的地域外，北方农业均遭受到致命的伤害。《魏书·食货志》云[272]：“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十六国后期，拓跋鲜卑崛起于代北。386年，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尔格县）始建北魏。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以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从而结束了100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双方大致是以淮河—汉水为界，南北战争大多在这一线进行，黄河流域较少波及，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促进了北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北朝各政权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北魏立国之初，就“离散诸部”“息群课农”，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道武帝登国九年（394），“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273]。河北，指黄河之北的河套地区。桐阳塞，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境内。即道武帝命东平公元仪在河套地区屯田。迁都平城后，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天兴元年（398）正月[274]，北魏攻破后燕首都中山城（今河北定县）后，就曾经“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指慕容鲜卑）、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些人被称为“新民”，“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即由国家分配给他们土地和耕牛，成为屯田户。他们大都来自农业发达地区，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平城，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道武帝还命尚书崔玄伯等“宣赞时令，敬授民时”。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275]。八部帅，即八部大夫，与鲜卑族的部落酋长制度关系密切。道武帝迁都平城之后，离散部落，分土而居，新设八部大夫以管理国人所居的畿内，亦称为八国或“八座”。其制始于东汉，以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合称“八座”，魏晋南朝因之。北魏前期似有沿袭八座制度之意，故设置八部大夫。其职责是“劝课农耕，量较收入”。同时，也有同“尚书八座”的身份，参议国政。经过这一番努力，北魏的农业基础已初步建立，“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276]。但是，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424-452），北魏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是时，设置大司农，亦称大司农卿，官秩正三品。佐官为大司农少卿。属官有：大司农丞、太仓令、太仓少卿、司竹都尉、司盐都尉等，负责管理农业、收贮米粟、竹业、盐业等方面的事宜。又设都水台，以都水使者为主官，负责水利、河渠方面的工作。太平真君年间（440-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277]。这时，北魏已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太和九年（486），孝文帝颁布均田令，进行土地改革，北朝出现了农、林并举的发展经济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农业、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孝文帝还非常注重屯田，当时屯田分为民屯、军屯。《魏书·食货志》记载[278]：“（太和中）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即有十分之一的自耕农列为民屯。《魏书·食货志》又载[279]，孝文帝获取徐州、扬州后，继续向南攻占时，苦于长途运输粮食，“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营起屯田，即军屯。北魏军屯规模极大，逐渐由北向南扩展，到了北魏后期，军屯遍及其全境。由于一系列重农政策的施行，使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280](www.xing528.com)

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相继又为北齐、北周取代。是时，连年战争，各地农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亦相当重视农业，基本沿袭了北魏的农业管理法规，如实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等。在农业管理机构及职官的设置上，东魏、北齐及西魏初均沿袭北魏。

西魏恭帝三年（556），依《周礼》改革官制，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府，六官府中的地官府负责土地、户籍、赋役等事务。其主官是大司徒卿，副职佐官是小司徒上大夫。地官府中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属官有：民部中大夫，正五命，掌户籍人口；载师中大夫，正五命，掌农牧业生产、均田赋役、移民、赈济等事务；司仓下大夫，正四命，掌粮仓；司市下大夫，正四命，掌市场管理；虞部下大夫，正四命，掌山泽、草木、苑囿、薪炭、供顿等事务。此外，尚有直接实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的职官，如司均上士、司均中士、司赋上士、司赋中士、司役上士、司役中士、司役下士等。上士，官秩正三命；中士，官秩正二命；下士，官秩正一命。都城之外，则按距离都城远近分片划区，而设立的专司地方行政事务的乡伯、遂伯、稍伯、县伯、畿伯等中大夫。这样，就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农业管理系统，有助于各项农业法令的贯彻和实施。实际上，这一管理制度在北周时才开始施行。同时，北周的均田制也有一些创新。其主要内容有：已婚丁男授田一百二十亩，未婚丁男授田一百亩；租调量为：已婚者每年纳租绢十匹、绵八两，未婚者纳半数；凡民18岁至64岁皆纳赋，每年所征视年成而定：丰年全赋，中年半赋，下年为十分之一；百姓服役年龄为18岁至59岁，每年服役时间视年成而定：丰年一月，中年二十天，下年十天；凡征发徭役，家出一人，不得超过；等等。此外，对各种情况下的免赋、免役，也作了具体规定。由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及均田制的颁行，西魏、北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农业方面，除了关中地区较快地得到了恢复以外，随着益州、荆州及关东地区的产粮区相继并入北周版图，寺院经济的铲除，农业劳动人口、耕地面积猛增，致使农业基础更为雄厚。《周书·尉迟纲传》记载[281]，天和二年（567），周武帝认为，尉迟纲“政绩可称，赐帛千段，谷六千斛”。奖赏如此之多，说明当时丰衣足食，多有余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