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历法的撰修与七曜历的传播过程分析及优化

一、北朝撰修和颁行的历法

北朝对历法的撰修非常重视，初步统计，曾正式改历共六次，修订历法者有十余家。

北魏从386年至451年，沿袭三国曹魏的《景初历》。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平定北凉，得赵《元始历》，遂从452年至522年采用该历。太平真君时期（440-451），崔浩曾造《五寅元历》[166]，因崔浩受诛未颁行。景明年间（500-503），太乐令公孙崇等制作《景明历》，未颁行。延昌四年（515）有李业兴、张洪、张龙祥等三家上进新历。神龟初年（518），崔光上奏，除上述三家之外，进历者尚有卢道虔、卫洪显、胡荣、统道融、樊仲遵、张僧预等六家。崔光奏请将九家之法综成一历，赐名《神龟历》。其中统道融是雍州沙门，可见，当时佛教学者也参与国家编历，说明北朝对民间天文活动的宽容。《神龟历》是以魏为水运与五行说相附会，以北方水正之位壬子为上元的一种历法。此历在正光三年（522）颁行，改名《正光历》。《正光历》颁行至北魏灭亡（534），历时12年。《正光历》首次记载有七十二候，此事引人注目。

东魏初，继续行用《正光历》。东魏迁都至邺城后，孝静帝兴和元年（539），李业兴受命造《兴和历》。此历是由《正光历》修改而成，在五星推步方面尚有缺陷，为此曾受到信都芳的非难，《北史·信都芳传》记载[167]：“上党李业兴撰新历，自以为长于赵、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信都芳）难业兴五。又私撰历书，名曰灵宪历，算月频大频小，食必以朔，证据甚甄明。”经与《正光历》互相比较，确认《兴和历》还是有若干进步之处，终被承认为官历。此历自兴和二年（540）颁行，直至东魏灭亡时（550）止。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沿用《兴和历》。同时，“命散骑侍郎宋景业协图谶造《天保历》”。翌年，即改用宋景业的《天保历》。北齐后主武平七年（576），董峻、郑元伟奉进《甲寅元历》，未用。是年，张子信的弟子刘孝孙、张孟宾二人分别奉进《武平历》和《孟宾历》，与宋景业相互论争，在尚未争论出结果之时，北齐即已灭亡。

关于西魏、北周撰修和颁行历法的情况，《隋书·律历志》作了较详细的记载[168]：

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于是，露门学士明克让、麟趾学士庾季才及諸日者，采祖暅旧仪，通简南北之术。自斯已后，颇观其谬，故周、齐并时，而日差一日……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积八十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岁三百九十一，蔀法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万一百六十，朔余十五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会余九万三千五百一十六，历余一十六万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参用推步。终于宣政元年。

大象之初，太史马显等，又上《丙寅元历》，便即行用。

据这一文献可知，西魏及北周初亦沿用《正光历》。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诏明克让和庾季才等人造《周历》。他们“采祖暅旧仪，通简南北之术”，但该历“颇观其谬”，故未行用。566年，北周甄鸾撰《天和历》，立即颁行。该历终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共行用18年，称得上古代历法名篇。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马显撰《丙寅元历》（又称《大象历》），立即行用，至北周亡（581）。入隋，又用到开皇三年（583）。共用4年，是我国历史上行用最短的历法。

综合上述文献，北朝主要历法的撰修及颁行情况见表2-2。

表2-2　北朝主要历法的撰修及颁行情况表

注：①《景初历》为曹魏时杨伟所修，北魏前期沿用；②《元嘉历》《大明历》均为南朝所修。

二、七曜历在北朝的传播(www.xing528.com)

七曜，指日、月及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共七天体。此七天体是数千年间中国天学家反复观测、研究及论述的对象，称之为“七政”。“七曜”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律历志中》：“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其后，《宋书·律历志中》再次出现“七曜”字样，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上表曰：“……臣亡舅故秘书监徐广，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失。”东汉刘洪及东晋徐广家传之七曜历术为中土原产的旧七曜。南北朝间风靡一时之七曜，则为新七曜，专指一种异域输入的天学。

新七曜传入与佛教传入有关。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与明末清初西方耶稣教士在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西学东渐”完全类似，当时西域高僧在中土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天文历算知识——新七曜历术，经西域、河西走廊到中原[169]。七曜术东来，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七曜历》已经流行。前已述及，太武帝拜授的算生博士殷绍，曾就学于成公兴、昙影和法穆，“达《九章》《七曜》”。七曜即七曜历术。法穆，史不见传，他应是掌握了西域天算的道家人物。昙影，西域高僧。《高僧传》卷六《义解·晋长安释昙影传》称其在长安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时，“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另据《高僧传》，昙影师从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后秦时，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经场，先后有多名高僧相助。印度传来的新天学——七曜术，当由这些西域高僧传授给东土僧徒。新天学系统严谨，故能令昙影、殷韶等心悦诚服，衣钵相传。

成公兴，史不见传，只能从其他文献零散的记载中考察其人。《魏书·殷绍传》称其为“游遁大儒”。《魏书·释老传》称其为“仙人”，并记载了与北朝道教的领袖人物寇谦之的交往[170]：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

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寇）谦之从母家佣赁……后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怿？”谦之曰：“我学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算筹）。”俄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浅深，请师事之。

寇谦之推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实质是不懂由七曜术衍生的数学。成公兴当时只是一个佣人，但显示了一下深不可测的算学、天学造诣，引得寇谦之要拜他为师。足见成公兴是精通由佛教徒传来的新七曜术的。

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171]：“其学算累年，而算七曜周髀有所不合，是其旧传之天文算学亦有待于新学之改进也。”道士寇谦之受学于成公兴，由“天竺输入之新盖天说”改进道教的旧的历算之术，进而改革当时颇受诟病之道教。陈寅恪还据《魏书·高允传》推出，崔浩“虽精研天算，而其初尚有未合之处”，故师从寇谦之学习新天算之学以改进其家传旧学。可见，印度传来的新天学——新七曜术，当由这些西域高僧传授给东土僧徒。

殷绍接受新七曜正当姚秦之时，可见，十六国时期，中亚新天文学说在河西关中一带已有—定影响。北凉赵曾撰《七曜历数算经》一卷[172]。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七曜历数算经》也随之由凉土而入中原。太武帝以后，七曜历在知识界的影响更大。北魏孝明帝神龟初（518），国子祭酒崔光上表，称春秋时已“定七曜”。说明北朝知识界不仅接受了新七曜历算，而且视其为华夏文明固有的一部分，如同《周易》等经典，进而形成七曜历术的注疏之学。

《隋书·经籍志一》著录[173]：“《七曜历疏》一卷，李业兴撰，《七曜义疏》一卷，李业兴撰。”“《七曜本起》三卷，后魏甄权遵撰。”又“《七曜术算》二卷，甄鸾撰”。《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七曜小甲子元历》一卷、《七曜历术》一卷、《七曜要术》一卷、《七曜历法》一卷、《推七曜历》一卷等不著撰人之书。按《隋书·经籍志》体例，凡梁、陈不著撰人之书，概于书名前标明朝代名称，如“梁《七曜历法》四卷”“陈《永定七曜历》四卷”之类。前列诸书既不标明朝代，当属北朝著作。《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开皇七曜年历》一卷、张宾《七曜历经》四卷、张胄玄《七曜历疏》五卷等隋初著作，其时尚未平陈，这些著作，亦属北朝。

综上，对于七曜历的介绍和研究，在北朝后期已蔚然成风。南北文化交互影响，遥相呼应，《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梁、陈二朝关于七曜历的著作，竟也达九部之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李业兴的《七曜历琉》《七曜义疏》到隋代著名历算家张胄玄的《七曜历疏》，都赫然标明其体例为义疏。注释传统典籍才能称“疏”，李业兴、张胄玄为七曜历作义疏，已把七曜历与儒释二家经典置于同等地位[174]。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北朝还译出了以婆罗门为名的天文历法或算经六部：《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题“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

总之，北朝时期，正是佛教盛极于中原之时，《七曜历》亦盛行于知识界，其时北朝儒学之士多与佛教有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