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历法管理及天文历法家的优化工作

一、北朝对天文历法的管理

（一）天文历法管理机构和职官设置

我国古代天文学管理机构和职官的设置相传在五帝时就有。少皞时凤鸟氏“为历正”，颛顼时重“司天”、黎“司地”，唐虞时羲氏、和氏“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终古者”，殷有太史高势，都是管理天文历法的职官。西周时期，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府，其中春官府下设“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以序事，颁告朔于邦国。又有冯相氏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变”[135]。秦汉时期，设太史令取代了西周时的“太史、冯相、保章三职”。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秦汉之制，设太史令，管理天文历法。南朝宋、齐、梁、陈诸政权都设有太史令一职。

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设置太史令，掌观测天象、修订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律、制造天文仪器等事宜。对此，《魏书·太祖纪》记载[136]，天兴元年（398）七月，迁都平城。十一月。诏“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晁崇本是后燕的战俘，道武帝拓跋硅“爱其技术，甚见亲待。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月星辰，迁中书侍郎，令如故”[137]。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孝文帝期间，均有明确可考的太史令官员。孝文帝太和年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史称“孝文改制”。其中，职官体系改革多依魏晋职官之制，九品中正，稍有损益。设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司农、太府九卿，秩正三品。是时，太史令属太常卿所管。北魏时期，没有明确记载太史的属官，只是在《唐六典》中提到后魏有“典历”，但史阙其员品。

北齐沿袭北魏之制，设太史令，亦属太常。据《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记载，北齐设“太史兼领灵台、太卜二局丞。灵台掌天文观候，太卜掌诸卜筮”，而且亦有典历之属。北周实行六官制，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府。春官府下设太史中大夫，秩正五命，“掌历家之法”。太史的下属有冯相上士、冯相中士、保章上士、保章中士、龟占下士、筮占下士、梦占下士、视祲下士、司巫下士、丧祝下士、甸祝下士、诅祝下士、典路下士等。其官秩：上士，正三命；中士，正二命；下士，正一命。这些职官“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辨其吉凶”。可见，北周对天文历法的管理更加细致齐全。

（二）对天文历法人才的重视

北朝各政权对天文学人才都非常重视。北魏期间，不仅设置了天文机构，还能不拘一格选拔天文人才。一是重用本国懂天文的政治家，如北魏崔浩、高允等；二是从战俘中选拔天文人才，如晁崇、张渊等人。张渊是匈奴夏国的战俘，太武帝拓跋焘“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138]。三是积极选拔民间的天文人才，如“永安（528-530）中，诏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验，特除中散大夫”[139]。北齐、北周都有类似的举措。因此，北齐聚集了李业兴、张子信、张孟宾、刘孝孙、宋景业、信都芳、董峻、郑元伟，北周有甄鸾、庾季才、马显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天文历法家，他们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民间天文历法活动的兴盛

北朝时期，民间天文活动非常兴盛。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间，天文、历法是作为一种具有神秘性的知识资源而为皇权服务，被皇权所“独占”，“官营传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基本性质，“私习天文”被禁止，“从无私家经营的传统”[140]。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止，政权更换频繁。这样客观上放松了对社会和各阶层民众的思想束缚，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天文学的垄断，对民间天文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北史》卷八十九《艺术上·信都芳传》记载，南朝祖暅被北魏俘获后，信都芳向其学习历法，完全是一种“私习天文”。《隋书·天文志》说到“周自天和以来，言历者纷纷复出”，似乎有一种历法家散在民间的感觉。是时，民间天算家可以自由地研习天文、历算，如北魏末，天算家张子信自带浑仪到一个海岛上观察天象三十余年。《魏书·律历志上》记载，北魏《正光历》为“九家共修”，其中有一家是雍州沙门统道融，说明佛教学者也参与国家的编历。另有几家也没有官方身份，说明历算之学在民间广有流传。另外，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时，都注意到天文、历算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天算大家。

二、天文历法家的工作[141]

（一）晁崇

晁崇（？—402），字子业，辽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人，出生于世代史官之家，北魏著名天文仪器制造家。《魏书·晁崇传》曰[142]：

崇善天文、术数，知名于时。为慕容垂太史郎。从慕容宝败于参合，获崇，后乃赦之。太祖爱其技术，甚见亲待。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月星。迁中书侍郎，令如故。

从上述文献可知，晁崇精通天文、术数，当时就颇有名气，任后燕（384-409）慕容垂的太史郎。395年，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军8万进攻北魏，在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境内）大败，随军出征的晁崇为北魏俘获，后被赦免。道武帝拓跋珪很欣赏晁崇的艺技，亲自召见，并拜授他为太史令。天兴元年（398）十月[143]，道武帝诏令晁崇修造浑仪，以观察天象。事毕，晁崇升任中书侍郎，仍兼太史令。

晁崇精通占星术。《魏书·晁崇传》和《魏书·天象志二》均记载，天兴五年（402）十月，道武帝在柴壁之战中，大破后秦姚平（姚兴之弟），群臣纷纷奏请道武帝乘胜进攻位于黄河东岸的蒲阪。若据蒲阪，北魏军队可西渡黄河威胁后秦都城长安。但太史令晁崇却突然上奏出现“月晕左角蚀将尽”的天象，并占曰：“角虫将死。”意指有角的动物将会暴死，不利行军。拓跋珪以崇言之征，遂命诸军焚车而返，放弃了灭后秦的大好时机。果然，牛遇大疫，驾车的数百头大牛首尾相继，同日死于路侧。

天兴五年十一月，因其弟家奴告发，道武帝疑其有叛变之嫌，赐死晁崇兄弟。

（二）崔浩

崔浩（381-450）[144]，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一说清河郡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人，北魏政治家、天文历算家。崔浩才华横溢，未成年就为直郎。成年后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参与当时的军政大事。

太武帝期间，崔浩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使太武帝成功灭胡夏、灭北燕、灭北凉，并击溃柔然，这些军事行动解除了北魏的外部威胁。北凉的灭亡，还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此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谷浑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亦屡献奇谋。崔浩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浩勤于观察天象，并能持之以恒。史载[145]，崔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学天文、星历、易式、九宮，无不尽看。至今三十九年，昼夜无废”。金银铜铤，即用铜合金做成的细棍子。酢器，放醋的容器。崔浩常把用铜合金做成的细棍子放在醋中，使其表面颜色变青，可当笔用。每当夜间观测天象，有所发现，立即用此细棍在纸上作图写字，记载观察到的天象变化。这样，一直坚持了39年，难能可贵。

崔浩精通星占术，并多为政治服务。如崔浩对火星运动的预测，《魏书·崔浩传》曰[146]：

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征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旋……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荧惑，即火星。留守盘游：行星的视运动，有顺行、逆行和停止不动等。中国古代把“停止不动”称为“留”；超过20天，称为“守”；盘，盘绕。留守盘游，指火星经过顺，逆，留等运动状态。按占星理论，火星要下到“危亡之国”。火星不见，又不知下到何国，使北魏明元帝及众臣惶恐不安，担心下到本国。崔浩深知五星运行规律，精通分野说、干支占卜等星占学说，又熟悉当时的诸国形势，故能做出正确判断。断言火星去了秦国，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后来过了80多天，火星果然又在西方的井宿出现，过了几年姚秦政权便灭亡了。

崔浩对天象的多次解释，均表现了他有很高的天象预测水平。崔浩还长于历算。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崔浩上《五寅元历》。同时，上奏折指出，汉高祖以来，世上撰历者有十多家，都未得到天道的正统法则，大的错误就有四千多处，小的错误更多了，难以尽述。现在遇到陛下太平之世，就应去伪从真，修正错误。这就是他制定历书的原因。《五寅元历》在《魏书·律历志》中有载。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遇害，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三）张渊

张渊，北魏占星家。《魏书·张渊传》称其“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147]。张渊先在前秦（351-394）苻坚手下为官，曾劝阻苻坚南征东晋，苻坚不听，淝水战败，前秦崩溃。后仕后秦（384-417）姚兴、姚泓父子，任灵台令。姚泓败亡，张渊入匈奴夏国（407-431）。夏国主赫连昌任命张渊和徐辩为太史令。427年，太武帝拓跋焘攻破夏国都城统万，俘获张渊、徐辩，“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

张渊撰有《观象赋》，以文学的形式描述天文。《观象赋》承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首先引用《周易·系辞》中的名言：“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揭示占星学在天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然则三极虽殊，妙本同一；显昧虽遐，契齐影响。寻其应感之符，测乎冥通之数，天人之际，可见明矣。

意指天地人三极虽现象形式不同，但其微妙的原理却是同一的。三者的现象有的明显，有的隐晦，相差很远，但却契合齐一，如影随形，如响随声，紧密相关。考察它们相互感应的征兆，就能测知幽冥之中相互沟通的机数，于是天人之际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明显化了。这是张渊对于天人关系及占星学在其中的作用的认识，也可代表古人普遍存在的看法。接着，张渊用文学语言叙述了天空中的主要恒星。然后，列举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运用占星学预测人事吉凶祸福的事例，具体说明了天人关系。最后，张渊总结道：“谅人事之有由，岂灾之虚设”，指出天人关系中主要方面还在于人。但由于人有贤愚之分，故在天人关系中有主动和被动、吉凶、祸福的差别，这就是“诚庸主之唯悛，故明君之所察”。张渊所以强调这层意思，是要告诫后世君主，切不可忽视自身的修养。同时他也指出，既便是圣德之君主，仍不能置星象学于不顾。强调了星象学对于帝王的重要，所谓“尧无为犹观象，而况德非乎先哲”，这大概是张渊写《观象赋》的目的所在。

《观象赋》由《魏书·张渊传》全文载录，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天象观察的水平及天文学家的生活和心理，“其言星文甚备，文多不载”。

（四）高允

高允（390-487）[148]，字伯恭，北魏渤海莜县（今河北景县）人，北魏政治家、天文历算家。高允自幼好学，史称其“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www.xing528.com)

高允历仕道武、明元、太武、献文、孝文五帝，共50余年。高允曾为崔浩指出过记载星象的失误，其天文水平可见一斑。对此《魏书·高允传》有详细的记载[149]：

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

高允指出，汉高祖元年冬十月根本没有五星聚井的星象，而是后来的史官“欲神其事”，即企图把汉王刘邦进占秦都的事神秘化，才附会说有这种星象的，根本不考虑星象的实际情况。这说明高允对星象的基本变化规律非常熟悉。另外，高允强调“天文历数不可空论”，正是他对待天学的严谨态度。

高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著《左氏解》《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等共约百余篇，另有文集刊行于世。还精于算学，著《算术》三卷。太和十一年（487），高允去世，享年98岁。死后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谥文。

（五）殷绍

殷绍，长乐（今河北冀县）人，生卒年不详，北魏时通解七曜术的早期人物，有很高的天学和算学造诣。《魏书·殷绍传》曰[150]：

殷绍，长乐人。少聪颖，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以艺术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舆表》……其《四序堪舆》遂大行于世。

太安四年（458）夏，殷绍给文成帝上《四序堪舆表》（即《四序堪舆》的提要），同时陈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曾在后秦的伊川（今河南伊河流域）拜师成公兴学习《九章算术》，成公兴又将其介绍给阳翟（今河南禹县）九崖岩的沙门昙影，昙影又把他领到长广东山的道人法穆那里。因此，殷绍在昙影和法穆的共同指导下学习数学、天文、历法和医学，四年后学成。之后他又学习了一年堪舆阴阳之术。414年，离开法穆和昙影到平城。

从《四序堪舆表》可知[151]，《四序堪舆》一书36卷、324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应是一部通俗的天学著作，以七曜历术为特征，同时结合了阴阳、术数等内容。我国传统的星占学是军国星占学，重大军事行动、国家大事进行星占预测，根本不涉及“庶人”。而《四序堪舆》“上至天子，下及庶人”，所以此书一出，“遂大行干世”。从另外的角度看，也起到了普及天文知识的作用。

（六）张子信

张子信[152]，生卒年不详，北魏、北齐时天文历算家，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史籍称其“少以医术知名。又善《易》、筮及风角之术”，又以“学艺博通，尤精历数”[153]，闻名于世。

北魏孝明帝期间，张子信为躲避战乱，到一处海岛隐居了30多年。在海岛上，他制做了一架浑仪，专心致志地观察日、月、五星的运动，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在此基础上，张子信结合他所能得到的前人的观测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了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五星运动不均匀性和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等现象。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经由张子信的学生张孟宾、刘孝孙等人的努力，这三大发现及其计算方法在《孟宾历》和《孝孙历》（576）中大约已被应用，因该二历均已失传，现在无从知其详情。而在刘焯的《皇极历》（604）和张胄玄的《大业历》（607）中，这三大发现的具体应用均有明确的记载。此后，各历法无不遵而从之，并不断改进。张子信的三大发现以这样快的速度为历家所承认和应用，足见他的工作是出色和令人信服的。

（七）李业兴

李业兴（483-549），上党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一带）人，北魏、东魏时历算家。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将万卷”，“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尤长算历”[154]。

北魏孝庄帝即位（528），李业兴受命主持修订历法。永安三年（530），因撰著历法有功，赐爵长子伯。李业兴先后修撰过《正光历》《兴和历》和《九宫行碁历》等历法。李业兴还精通术数，经常会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北魏权臣高欢每次带兵出征前，都要拜访李业兴，征求用兵布阵之道。

孝静帝武定五年（547），李业兴因案事牵连入狱。武定七年，死于狱中，终年66岁。《北史》《魏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人名大词典》以及《潞安府志》《长子县志》等均有其事迹记载。

（八）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今河北省中部）人，生卒年不详，北魏、东魏时天文历算家。史籍称他“少明算术，为州里所称。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寝与食，或坠坑坎”[155]。

信都芳擅长算术，曾有机会就学于祖暅，学习天文、数学。信都芳撰成《乐书》及汇集浑天、地动、欹器、铜乌、漏刻、候风等巧妙制作的《器准图》三卷。《器准图》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仪器专著，惜已佚失。信都芳还著有《史宗》，合数十卷。后又撰《遁甲经》《四术周髀宗》等书。另有《灵宪历》，但没有完成[156]。

东魏武定年间（543-551），信都芳去世。

（九）宋景业

宋景业，生卒年不详，广宗（今河北省威县）人，东魏、北齐时著名天文历算家。史籍称他“明周易，为阴阳纬候之学，兼明历数”[157]。即宋景业通晓《易经》，并研习阴阳消长及行星占候之学，兼通天文历法。

北齐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命其撰造《天保历》，并于551年至577年在北齐颁行，成为北朝少数颁行的历法之一。

（十）明克让

明克让（525-594），北周、隋代天文历算家、文学家，字弘道，平原鬲（今山东省陵县）人。史籍称他“少儒雅，善谈论，博涉史书将万卷。“三礼”、《论语》，尤所研精；龟签、历象，咸得其要”[158]。

561年，周武帝宇文邕命明克让与太史官撰著新历。对此，《隋书·律历志中》记载[159]：“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于是，露门学士明克让、麟趾学士庾季才及诸日者，采祖暅旧仪，通简南北之术。自斯已后，颇观其谬，故周、齐并时，而日差一日。”《北史》与《隋志》关于明克让等人撰历的记载稍有不同。《北史》记为，周武帝即位（561），命明克让撰历；《隋志》记为周明帝武成元年（559），诏造《周历》。可能是作者没有仔细校对所致。不过该历“颇观其谬”，与同时的北齐并时，竟然相差一天，故未行用。后隋文帝命明克让与太常卿牛弘等人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

开皇十四年，明克让因病辞官，加授通直散骑常侍。是年去世，终年70岁。明克让著《孝经义疏》一部、《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名僧记》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

（十一）庾季才

庾季才（515-603），北周、隋代天文历算家，字叔弈，南阳新野人。史籍称他“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160]。

最初，庾季才仕南朝萧梁，累迁中书郎，领太史之职。是时，梁元帝萧绎也通晓星象历法之学，常与庾季才一起观察天象。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攻破江陵，庾季才被俘，入西魏，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即周文帝）的欢迎和优待，让他参掌太史。旋即北周取代西魏。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庾季才补任麟趾学士，后来又迁升至稍伯大夫。周武帝时，调任庾季才为太史中大夫，封临颖题伯，并命他撰《灵台秘苑》。周宣帝继位，庾季才加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皇元年（581），隋取代北周，庾季才入隋。受到隋文帝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后任通直散骑常侍。开皇九年，隋文帝命庾季才出任均州刺史。他正要赴任，有人建议说，庾季才精通术艺，应用其所长。隋文帝又下诏恢复了他的原职。仁寿三年（603），庾季才去世，终年88岁。

庾季才撰有《灵台秘苑》，和其子庾质合撰《垂象志》、《地形志》，皆流传于世。

北朝尚有许多重要的天文学家，如甄鸾、孙僧化、董峻、郑元伟、张孟宾、刘孝孙、马显等，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