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度量衡管理与乐律学家工作的优化措施

一、北朝对度量衡的管理

度量衡的考订与乐律关系密切，《尚书·舜典》言“同律度量衡”。北朝各政权对度量衡及乐律的考订与改革非常重视。

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考订度量衡。《魏书·太祖纪》记载[17]，天兴元年（398）七月，迁都平城。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18]。北魏永平年间（508-512），宣武帝下诏，对北魏尺度进行了一次讨论，参加者有太乐令公孙崇、太常卿刘芳、中尉御史元匡等人[19]。北魏熙平元年（516），孝明帝诏中尉元匡，主持修订尺度，参与者有侍中崔光等人[20]。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晋国造仓，获古玉斗。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诏改制铜律度，遂致中和”[21]。

可见，大凡遇到度量衡及乐律的重大或根本性改革问题，北朝皇帝会下诏召集众部门主管官员，共议度量衡及乐律制度损益得失。足见北朝对度量衡及乐律制度的重视，也非常重视对这项工作的管理。

如上文所言，道武帝下诏考订度量衡的同时，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定律吕，协音乐”。说明北魏立国之初，由邓渊主管考订和建立度量衡制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424-452），设置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中，乐部尚书管理乐律、舞蹈事宜。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年间（477-499），职官体系的改革多依魏晋职官之制，九品中正，稍有损益。设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司农、太府九卿，秩正三品。其中，太常卿为九卿之首，主管乐律舞蹈、祭祀祷告、天文历法、医药、占卜、书写碑文等事宜。太常卿下属与乐律有关的机构是太乐署，设有太乐令、太乐丞、协律郎、钟律郎、太乐博士等职官。我国古代进行乐律改制，须先确定基准音高（定律），然后以数理方法确定其他各律（生律），再以此造出一套标准音高乐器（一般是律管），去校准其他各乐器（正律）。而确定基准音高，即制造基音律管与度量衡有关，故太乐署的各职官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多精通度量衡制。因此，魏晋时度量衡的考订或改制，多由主管乐事的官员主持。例如：曹魏时期，杜夔任太乐令、协律都尉，因制乐的需要而创制了杜夔尺；西晋初期，荀勖任秘书监，掌管乐事。期间，主持了乐律改革，考证并确立了荀勖律尺。北魏时亦然。另外，孝文帝所设置的太府，在魏晋时期称少府，孝文帝更名为太府，主管手工业生产及金帛府库。由于手工业生产与计量标准有关，所以孝文改制后的度量衡制度及其单位量值由太府管理。

东魏、北齐对度量衡的管理，沿袭北魏后期之制。

西魏初期，沿袭北魏后期之制。西魏废帝三年（554），在权臣宇文泰的操作下，依《周礼》，改变了西魏的官员品阶之名。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又以“汉魏官繁”为由，对国家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改变。依《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府，总理国家中央政务。其中，天官府设大冢宰卿一人为长，小冢宰上大夫二人为副，总管宫廷事务；地官府设大司徒卿一人为长，小司徒上大夫二人为副，负责土地、户籍、赋役等事务；春官府设大宗伯卿一人为长，小宗伯上大夫二人为副，负责礼仪、祭祀、历法、乐舞等事务；夏官府设大司马卿一人为长，小司马上大夫二人为副，负责军政、军备、宿卫等事务；秋官府设大司寇卿一人为长，小司寇上大夫二人为副。负责刑法狱讼及诸侯、少数民族、外交等事务；冬官府设大司空卿一人为长，小司空上大夫二人为副，负责各种工程制作事务。各官府的主官称为卿，正七命；副职称为少卿，正六命。各官府下属部门的主官为中大夫，正五命；或下大夫，正四命。天官府下属有太府，其主官为太府中大夫，正五命。此时的太府“掌贡赋货贿”，即变成了专司皇室财政收支的机构，而非北魏时主管手工业生产的九卿之一了。是时，管理度量衡的机构和职官属于春官府和冬官府。

冬官府下属与度量衡有关的机构是匠师，掌城郭宫室之制及度量衡。职官有：匠师中大夫，小匠师下大夫，小匠师上士。

春官府下属与乐律有关的机构和职官主要有：

司乐（又称乐部），总管乐律事宜。职官有大司乐中大夫，小司乐下大夫，小司乐上士。

乐师，歌舞总教习、总指挥。职官有乐师上士，乐师中士。

乐胥，乐工总监督，管理人事及学生学籍。职官有乐胥中士，乐胥下士。

典庸器，负责制造、修缮、保管及陈设乐器。职官有典庸器中士，典庸器下士。

此外，尚有司歌、司鼓、司吹、司舞、司钟磬、籥章、掌散乐、典夷乐等专业机构，其职官均有中士和下士。

以上职官中，中大夫正五命，下大夫正四命，上士正三命，中士正二命，下士正一命。

这种设置在北周时才开始实施。较之北魏，对乐事的管理分工更为详尽。

二、乐律学家对度量衡的贡献

考订乐律，先要制定律尺，因此，古代乐律学家皆精通度量衡，而且考订度量衡，亦由乐律学家完成。北朝多次考订乐律，故乐律学家众多，他们对我国古代度量衡及乐律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邓渊

邓渊，北魏前期著名政治家、乐律学家，字彦海，安定（今甘肃省泾川）人，生卒年代不详。史称其“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明解制度，多识旧事”[22]。北魏立国初期，邓渊先后任著作郎、薄丘令、尚书吏部郎等职。北魏迁都平城后，邓渊随道武帝征平阳，以功赐爵汉昌子，后改下博子，并加中垒将军。邓渊为官，小心翼翼，循规蹈矩，“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考订度量衡，考订律吕、音乐是邓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如前文所言，天兴元年北魏迁都平城，立即考订度量衡，并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23]。《魏书·邓渊传》亦载[24]，邓渊“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律吕，是指古乐十二律，按其声音高低顺序排列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六律称“律”，双数六律称“吕”，合之即律吕。定律吕，即要制造出12支标准律管，每支律管的音高对应十二律中的一律。或先制出黄钟律管，再以黄钟律管的音高确定弦乐器的黄钟律，然后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其他十一律。这些事项都必须有精确的尺度，因此，定律必先制尺。“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指考订度量衡，与“定律吕，协音乐”相辅相成。据此，邓渊制定了当时北魏的度量衡制度及度量衡单位量值，是没有问题的。

邓渊还按道武帝诏撰写《国记》，写了十余卷，都是按年月、起居、行事记载，未有体例，相当于编年史。

（二）高闾

高闾（425—？502）[25]，字阎士，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东）人，北魏著名的政治家、乐律学家。史载其“少好学，博综文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高闾于太武帝时参政，太平真君九年（448）拜中书博士，后迁中书侍郎；经文成帝、献文帝，到文明太后临朝执政时，“引闾与中书令高允入于禁内，参决大政，后进爵为侯”；孝文帝承明初（476），高闾“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官至中书监，后转为太常卿。宣武帝景明初（500），因年老辞官，特优授金印紫绶光禄大夫。

高闾精通音律，《魏书·乐志》曰[26]：“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在孝文帝改革度量衡的过程中，高闾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书·律历志》记载[27]，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时任中书监的高闾主持修订乐律。高闾上表，力荐时任“教乐令”的公孙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著作郎韩显宗“亦求今时往参知”。孝文帝“诏许之”。同年，高闾和皇宗博士孙惠蔚、太乐令公孙崇依汉代京房的方法，制造了一个音高标准器——准。对此，《魏书·律历志》曰[28]：“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京房，汉代著名乐律学家，创建古乐六十律。为了六十律理论能在弦线上标识出来，并演示给众人观赏，京房创制了称为“准”的定律器（音高标准器），后世称之为“京房准”。《后汉书·律历志上》记载[29]：“房之准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宋代陈畅根据这些文字记载，绘画出“东汉京房乐准图”（图1-2），载于其著作《乐书》中。由于战乱，“京房准”失传。为了作准，高闾曾制订了一种律尺，依“京房法作准以定律”，该律尺当与“古尺”同长，此尺制法载于《魏书·景穆十二王》中。

图1-2　宋代陈畅《乐书》中“东汉京房乐准图”

高闾深受孝文、宣武两帝重用，凡国家诏令颂赞之类，皆出其手。文章与高允不相上下，时称“二高”。景明三年（502），高闾卒，谥曰文侯。其生前所作军国书、檄、诏、令、碑、颂、铭、赞凡百有余篇，集为《魏书本传》三十卷，行于世。纵观高闾一生，“历官六朝，著勋五纪”，《魏书》作者魏收称其为“一代伟人”。

（三）公孙崇(www.xing528.com)

公孙崇（生卒年不详），北魏乐律学家、历法家，正史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魏书》中的《乐志》《律历志》《刘芳传》及《广平王洛侯传附元匡传》等文献中。据《魏书·律历志》记载[30]，公孙崇曾在邺城任“教乐令”，据此推测，公孙崇或为邺城人士。教乐令即是一个普通音乐教师，“徒教乐童书学而已”，但公孙崇在乐律方面才华横溢。《魏书·乐志》记载[31]，公孙崇“即广搜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即制造了24枚编钟组合的钟磬之乐，并撰《钟磬志议》二卷。因此，高闾对公孙崇十分赏识。太和十八年（494），上表孝文帝，竭力举荐公孙崇曰[32]：

近在邺见崇，臣先以其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虽非经国之才，颇长推考之术，故臣举以教乐令。依臣先共所论乐事，自作《钟磬志议》二卷。器数为备，可谓世不乏贤。

这一表奏获得孝文帝的赞同，诏许公孙崇“参加律吕钟磬之事”，并官封给事中，后任太乐祭酒。从太和十八年开始，公孙崇便与高闾共事，历时五年。

景明元年（500），宣武帝继位，公孙崇任太乐令。宣武帝“诏太乐令公孙崇等考定乐律，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是时，高闾年老辞官，公孙崇接替了考定乐律的工作。八音之器，就是乐器的八大类。古代划分乐器是按照制作材料来归类的，如编钟用金属制作，就归入“金”类；磬用石或玉制作，就归入“石”类；琴、瑟等用丝线作为琴弦，归入“丝”类等等。这样，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共八类，所以称为“八音”。“八音之中，金石为先”。古代的金、石类打击乐器，在祭典音乐活动中，往往被视为“重器”，而得到特殊的重视，故有“金石及八音之器”的提法。有时，金石也泛指各种乐器。修理乐器，要有准确的律尺，为此，公孙崇据《汉志》，“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制造新尺、新秤。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33]。公孙崇便用古铜权考校其新秤，结果完全符合“古制”。《魏书·乐志》记载[34]，永平二年（509），“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据此，公孙崇还制造过量器。宣武帝永平年间（508-512），北魏朝廷内部展开了一次古律尺之争，或称“永平乐议”。是时，太乐令公孙崇、太常卿刘芳、中尉元匡各以自己所造之尺参与争论，众人看法不一，各持己见。此事影响甚大，载于《魏书·律历志》中。

公孙崇不仅精于律算与器乐制造，在乐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发现了七弦琴的纯律特性，同时注意到了民间对楚调的爱好，发明或推广了七弦琴仲吕宫弦式，不再囿于京房律制[35]。公孙崇精于历法，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曾撰《景明历》，但没有颁行。

（四）刘芳

刘芳（452-513），字伯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楚元王之后，北魏著名政治家、乐律学家。《魏书·刘芳传》记载[36]，刘芳少年时，家道中落，流离失所。16岁时，流落到北魏平城，为平齐民[37]。刘芳虽处穷窘之中，但“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终于学有所成。成年后，“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沉雅方正，气度甚高，多通经传”，熟悉儒家典章制度。

早在平城时，孝文帝“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迁都洛阳后，此事由太乐令公孙崇负责。宣武帝时，公孙崇“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关系重大，应广泛召集公卿大臣、大儒宿彦，进行深入的讨论。刘芳所陈得到采纳，数旬之内，朝臣频繁讨论三次。大家认为公孙崇专管此事已久，不应有谬妄之处。因此，到会者大多默然无语。刘芳则探引经书，搜寻旧文，共相质难，所说都有明确根据。刘芳认为，当时乐器盈缩尺度都与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范式。公孙崇虽然也有一些应答，但往往答非所问，终而无法自圆其说。宣武帝得知这些情况后，就下诏委派刘芳另外继续考索典制，“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柜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38]。刘芳为了考订乐律，“积黍起度”，制造了一种律尺，此尺和孝文帝时制定的律尺相等，在“永平乐议”中当作争论的一方。

刘芳一生，著述颇丰，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刘芳卒，年61岁。诏赐帛400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

（五）元匡

元匡（？—525），字建扶，北魏政治家、音律学家。史称其“性耿介，有气节”[39]。元匡本是阳平幽王的第五个儿子，由于广平王洛侯无子，死后谥为“殇”，并以元匡作为其后嗣。孝文帝很器重元匡。匡，为孝文帝所赐，意即匡辅帝室，以终成其美。

元匡热衷于度量衡的考订和改革，常与人争辩。宣武帝时，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40]，制造了一种律尺，在“永平乐议”时，和刘芳、公孙崇进行了辩论。

孝明帝即位后，元匡又多次请求修订度量衡。元匡请求集合朝臣，议定其所制之尺是否准确。熙平元年（516），孝明帝下诏，将元匡尺、公孙崇尺、刘芳尺均交付门下、尚书、三府、九卿议定。这实际上是“永平乐议”的延续，可称为“熙平乐议”。太师、高阳王雍等人商议后，否决了元匡尺和公孙崇尺，肯定了“同高祖所制”的刘芳尺。同时，请求“停止匡议，永遵先皇之制”。孝明帝“诏从之”。

孝明帝孝昌初年（525），元匡因病而回到京城，是年去世，谥为“文贞”，并追赠恢复本来的爵位，改封为济南王。

（六）崔光

崔光（449-522），北魏著名政治家、音律学家，东清河鄃（今山东省夏津）人，本名孝伯，字长仁，其名为孝文帝所赐。《魏书·崔光传》记载[41]，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诵”，“少有大度，喜怒不见于色”，“宽和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

崔光深受孝文、宣武、孝明三朝重用。《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记载[42]，熙平元年（516），孝明帝诏中尉元匡，主持讨论、修订尺度。是时，“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是亦准议令施用”。《魏书·崔光传》记载[43]，正光元年（520），孝明帝“诏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议定《服章》，即制定有关朝服的规定，此举需要标准律尺。这条文献表明，崔光参与了当时讨论、修订尺度之举，其所制定之尺“亦准议令施用”。崔光尚精通历法，神龟元年（518），撰《神龟历》，但未颁行。

神龟四年，崔光卒。谥文宣公，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崔光一生著作宏富，“凡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集成五十余卷”，后来大多散佚。

（七）元延明

元延明（482-530），文成帝的孙子，安丰王元猛的儿子。元猛死后，元延明袭安丰王。元延明是北魏后期重要的政治家、乐律学家。史称其“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44]

元延明在担任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期间，孝明帝“诏与侍中崔光撰定《服制》”，“以延明博识多闻，敕监金石事”。“撰定《服制》”与“监金石事”都与尺度有关，这说明元延明通晓度量衡。《隋书·律历志》记载[45]，元延明于北魏末，“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此尺名为“东后魏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为《随志》十五等尺中的第十等尺，东魏、北齐沿用。

元延明著述颇丰，曾著诗、赋、赞、颂、铭、诔300余篇，撰《五经宗略》及《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集《器准》九篇。元延明在徐州期间，曾俘获著名的历算家梁朝太史令祖暅。在元延明的宾馆中，祖暅将其数学、天文学知识，传授于元延明的宾客信都芳。信都芳是北魏、北齐间著名的历算家，为《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器准》作注。特别是注后的《器准》成《器准图》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科学仪器专著，惜已佚失[46]。

（八）苏绰

苏绰（498-546）[47]，字令绰，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西魏著名政治、乐律学家。史称其“年少即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

宇文泰曾命苏绰“详正音律”。为此，苏绰以南朝宋尺为样本，制定了一种律尺，即历史上有名的“后周铁尺”。该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为《隋志》十五等尺中的第十二等尺，北周、隋、唐用为律尺。

苏绰深得宇文泰信任，参与机密，助泰改革制度。曾创制计账、户籍等法，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官，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其功绩可以比之“管子治齐，诸葛治蜀”。为以后北周灭齐，并进一步统一黄河流域打下了基础。大统十二年，苏绰卒于位，时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