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蕾莎时期：奥地利的统治者

（1740年到1780年）

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时期，已遭受残酷考验的波希米亚再次成为充满忌妒之心的各盟国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场。1741年，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七世率军来到布拉格，并召集了波希米亚各领主。大约四百名贵族和骑士在圣维特大教堂宣誓效忠查理七世，虽然这些贵族和骑士的土地已被查理七世的军队占领。波希米亚人没什么理由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他们也不在乎统治者的更迭。只有波希米亚王国的官员逃离布拉格，选择继续效忠玛丽亚·特蕾莎。查理七世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慕尼黑设立了波希米亚宫廷，并召开了一次议会，以商讨为战争提供战资问题。此后，查理七世回到德意志，把格拉茨割让给腓特烈大帝。玛丽亚·特蕾莎不得不同意这次割让。后来，夏尔·路易·奥古斯特·富凯元帅统治下的波希米亚被法兰西人入侵，布拉格也被法兰西人占领。直到1743年4月，玛丽亚·特蕾莎才夺回布拉格，从奥洛穆茨大主教手中接过王冠。为了避免波希米亚王冠将来落在外来者的头上，也为了尽可能抹去王冠曾被法兰西王国占有的历史记忆，王冠被带到了维也纳。

割让西里西亚使波希米亚王国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波希米亚做出的牺牲还不止这些：波希米亚议会放弃了对军队管理和维系的所有控制权；同意人们可向维也纳提出上诉；波希米亚的法院应并入奥地利最高法院，波希米亚的刑法应当与奥地利其他领地的刑法统一。奥洛穆茨的大主教辖区建立了起来，摩拉维亚通过这种方式摆脱了布拉格的精神枷锁。德语作为行政和教学的唯一官方语言被引入所有政府机构和学校。这些都是对波希米亚民族的沉重打击。然而，玛丽亚·特蕾莎因1773年颁布的一部关于强制劳动的法令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些声望。农民并不理解这一法令，以为玛丽亚·特蕾莎免除了他们的一切劳役，但女王的官员向他们隐瞒了真相。农民成群结队地到布拉格去确认王室文件，沿途所到之处，烧毁并洗劫了许多城堡。因此，玛丽亚·特蕾莎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阻止这些农民。瓦利斯伯爵奥利维尔艰难地保护着布拉格。西里西亚失守后，玛丽亚·特蕾莎建造了两座堡垒，即“特蕾莎堡”和“约瑟夫堡”，以保护波希米亚免遭侵略。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时期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波希米亚王国中男性人数为一百二十万，这意味着该国总人口约为二百五十万，而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时，该国男性总人数仅为八十万。

瓦利斯伯爵奥利维尔

“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从未停止对匈牙利贵族的压迫。他们不知道这群贵族未来对王朝会有多大价值。奥地利缺乏资金，于是向这群贵族寻求资助，却未找到任何愿意资助的人。当一群诸侯瓜分匈牙利贵族的领土，当君主统治下的各省陷于沉寂，毫无生机时，匈牙利贵族剩下的就只有贵族气质了。这些贵族变得义愤填膺，为了战斗而忘记了一切，认为宽恕和为伤害过这种贵族气质的人牺牲是他们最大的光荣。”孟德斯鸠的这些话简单明了地展现了匈牙利人对玛丽亚·特蕾莎的忠诚在整个欧洲引起的钦佩之情。不了解匈牙利人性情的人在这种忠诚中看到的只是一种骑士精神的表达，但匈牙利人不仅仅是骑士，还是立法者。那些与著名话语“让我们为我们的国王玛丽亚·特蕾莎而死”有关的传奇和引人入胜的插曲则须细细解读。

查理六世并不满足于匈牙利王国承认女儿玛丽亚·特蕾莎为王位继承人。他希望女婿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能与匈牙利民族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此，1732年，查理六世将皇家将军的头衔授予弗朗茨·斯蒂芬。对此，匈牙利人非常眼红，怕查理六世将匈牙利与其他各世袭省视为一体。查理六世驾崩后，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莎迟迟未被加冕。如果弗朗茨·斯蒂芬和妻子玛丽亚·特蕾莎能共同登上匈牙利王位，并且如果弗朗茨·约瑟夫能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匈牙利王国将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属国。相反，如果圣斯蒂芬王冠只属于玛丽亚·特蕾莎，那么匈牙利王国的历史个性将很有可能得以保留。查理六世驾崩后，玛丽亚·特蕾莎将将军之职全权托付给弗朗索瓦-尤金亲王的战友约翰·帕尔菲，承诺会尊重匈牙利王国的自由，并立即召开议会。实际上，此次议会在1741年5月18日就开始了。会上匈牙利人展开激烈辩论，对新女王的丈夫应与女王共同治理匈牙利王国这一想法，大多数匈牙利人表示强烈反对。几天后，玛丽亚·特蕾莎在维也纳接见了匈牙利使团。匈牙利使团祝贺她召开议会，祝贺她登上王位及她第一个儿子，即未来的约瑟夫二世诞生。匈牙利使团再次得到玛丽亚·特蕾莎的承诺，即匈牙利王国的特权将会被尊重，并且她很快就会去普雷斯堡。1741年7月19日，玛丽亚·特蕾莎登上一艘用红、白、绿色装饰带有匈牙利民族色彩的小船航行在多瑙河上。当她到达匈牙利边境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女王万岁！”“女王”这个称呼是匈牙利人授予唯一一位在她之前统治匈牙利的女性的称号。1741年7月21日，在普雷斯堡城堡，玛丽亚·特蕾莎接受了匈牙利议会的献礼，并在一次拉丁语演讲中重申她对约翰·帕尔菲的承诺。玛丽亚·特蕾莎答应保留匈牙利王国的权力和特权，但《金玺诏书》第三十一条法案除外，因为该条法案承认了发动起义的权力、摆脱匈牙利神圣王冠的权力及更新《国事诏书》所有条款的权力。

匈牙利议会对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莎很有好感。玛丽亚·特蕾莎举止优雅，甚至能使最凶猛的人变得温和。但还是小心翼翼为好，免得牺牲了匈牙利王国的任何特权。匈牙利议会要求免除贵族的税务，应向农民征税，而非按土地征税；特兰西瓦尼亚不应与匈牙利分割开来，只有匈牙利人才能掌握特兰西瓦尼亚政权。匈牙利议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匈牙利议会选举对玛丽亚·特蕾莎忠心耿耿的约翰·帕尔菲为巴拉丁伯爵。约翰·帕尔菲说服了最难搞定的议员及匈牙利议会，先将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搁置一边，待女王加冕后再行决定。加冕仪式向来能激起匈牙利人的满腔热情，因为匈牙利人极其渴望拥有自己的主权，并且非常渴望拥有本国的神圣王冠。于是，加冕仪式就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中开始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君主，头戴世袭王冠，登上一辆红艳如火的战车，把圣斯蒂芬的剑从“国王山”山顶挥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一位英国目击者写道：“她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体态优雅，神态威严，满眼温柔，灵动至极。她刚生下一个儿子，面容娇嫩，增添了新的魅力。她周身散发着迷人的气质。当人们回忆这位君主在匈牙利人心中激起的激情时，就应该永远铭记这如画的面容。这样说一点也不算恭维。”

匈牙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莎

然而，加冕典礼后，争执再次出现。即使是玛丽亚·特蕾莎“幸福登基”时收到的那十万弗罗林也成了讨价还价的对象。匈牙利人追求庄严的仪式，这点在加冕仪式的诸多细节中都有所体现，这赢得了年轻女王的眼泪。1741年9月13日，被同时代人夸大的戏剧性事件^[1]的第一幕发生了。玛丽亚·特蕾莎身着丧服，头戴王冠，腰间挎着圣斯蒂芬宝剑，在普雷斯堡城堡召开了两次议会。大臣包贾尼·拉约什指出，玛丽亚·特蕾莎和匈牙利处境危险，正面临威胁。之后，玛丽亚·特蕾莎在一篇简短的拉丁语演讲中，呼吁议会要保障她、她的孩子及王冠的安全。她梨花带雨地诉说着，情绪激动，但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大主教经常被这种用“生命与鲜血”发出的呼喊声打断，并不断回应这种呼喊，而这又让这种情绪更具感染力。于是，大主教立即决定征兵十万。同时，匈牙利议会同意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成为匈牙利王国的共同摄政王。1741年9月21日，弗朗茨·斯蒂芬登基宣誓，并承诺会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玛丽亚·特蕾莎和匈牙利王国。此时，玛丽亚·特蕾莎带着年幼的儿子去了各领地。人们开始欢呼庆祝——“我们愿为我们的君主玛丽亚·特蕾莎而死！”这绝不是骑士情感的突然爆发，而是经过了长期协商及君主对人们情感的巧妙召唤所引发的表现。这些人当时全部被蒙骗了，只看到了瞬间场景，却对过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弗朗茨·斯蒂芬

1741年10月29日结束的匈牙利议会几乎一直在维护匈牙利王国的利益。玛丽亚·特蕾莎同意了匈牙利议会提出的所有合情合理的要求。玛丽亚·特蕾莎同意镇压匈牙利一些军事边界的叛乱，并以做出的这些让步来换取她继续战争所需要的援助。匈牙利人的热情并没有随当时激发他们这种热情的情境消失。玛丽亚·特蕾莎感谢匈牙利人提供了一些最好的军队：弗朗茨·冯·德尔·特伦克男爵率领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英勇善战、不择手段，赢得了传奇般的名声。这些残暴的“潘杜尔^[2]”，习惯与土耳其人作战，在频繁与亚洲游牧部落的接触中习得了半野蛮式的习性，现在突然被带到文明的欧洲。匈牙利人对玛丽亚·特蕾莎的献身精神在许多战争中都有所体现。匈牙利骑兵深入柏林，甚至直抵阿尔萨斯。腓特烈大帝带着普鲁士人的野心及机敏，企图通过唤起匈牙利人对过往起义和勃兰登堡所做贡献的记忆，来破坏匈牙利人对玛丽亚·特蕾莎的忠诚，但他的努力失败了。

匈牙利大贵族和维也纳宫廷之间的交流在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纽带。匈牙利大贵族在维也纳、申布伦和拉克森堡的宫殿里勤勤恳恳地侍候。在与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贵族的接触及玛丽亚·特蕾莎的影响下，匈牙利大贵族放弃了自己珍爱的民族服装，养成了说德语的习惯，并开始渴望诸如诸侯、伯爵或男爵的外国头衔。也就在这时，维也纳成立了圣斯蒂芬骑士团以保卫匈牙利人。一些巧妙的婚姻安排和精心设计的诱人体制让匈牙利大贵族逐渐德意志化。但匈牙利小贵族，即地主士绅仍未受到侵蚀，在下层议会讨论中，在各郡议会上，这些小贵族继续不屈不挠地捍卫匈牙利王国的特权。玛丽亚·特蕾莎和匈牙利议会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农民状况和军事边界的构成。在匈牙利，农民是土地的奴隶。18世纪，当时的泛爱思想，特别是再加上匈牙利王国的财政状况都要求废除农奴制。玛丽亚·特蕾莎要求改革匈牙利王国的旧体制，但贵族控诉德意志人管理严格，控诉摄政议会、军事指挥官的权力及使用各领地议会这一名称。“各领地议会”可能是专门用于指代匈牙利议会的，但并未使用“王国议会”来指代匈牙利议会。然而，尽管遭到反对，玛丽亚·特蕾莎还是颁布了一项规范农民生活的法令，并不遗余力地使这一法令得以执行。直到1832年，这项法令仍是土地的基本法。根据该法令，农民此后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抚养子女，而所有涉及自身的法律案件将来都要在各郡法庭上接受审理。贵族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给予农民更多自由的法令，不过在匈牙利军事边界争议问题上得到了一些补偿。

维也纳宫廷的旧制度旨在使匈牙利的边疆土地与匈牙利完全分离。据说，这些边疆土地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因此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有。此外，这些匈牙利的外来者，即边疆土地的斯拉夫人，并不急于与匈牙利人融合。他们宁愿履行服兵役的义务，也不愿沦为匈牙利各郡压迫下的塞尔维亚农奴。此外，他们还享有某些特权，如举行集会、选择自己主教的权利等。尽管如此，玛丽亚·特蕾莎还是不得不满足匈牙利人的要求，并在1750年同意镇压蒂萨河和穆列什河边境叛乱。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十万塞尔维亚人离开了匈牙利，到俄罗斯定居。此次流亡中，奥地利属匈牙利军队损失了一些优秀的士兵，而那些留下来的边境士兵则在1755年发动了起义。1776年，塞尔维亚人仍不被允许在维也纳设立机构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塞尔维亚人再次向匈牙利人妥协。1779年，穆列什河、蒂萨河、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所有领土都被并入匈牙利王国，成了匈牙利王国的三个县。就这样，匈牙利王国逐渐收复了维也纳从自己手中夺走的领土。

1765年，玛丽亚·特蕾莎与儿子约瑟夫二世共同执政，并授予儿子共同摄政者的头衔。约瑟夫二世的哲学思想似乎激发了匈牙利王国不久后决定实施的一些政策，比如打压庇护权、禁止托钵僧行使圣职权、协助公众教学并大量创办乡村学校。直到现在，匈牙利人还在感激约瑟夫二世将阜姆交给他们。阜姆之前由的里雅斯特管辖，当时阜姆要合并到克罗地亚还是应归属匈牙利本土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克罗地亚人极力要求要占有阜姆，但维也纳政府最终决定，该城属于匈牙利。

玛丽亚·特蕾莎驾崩时，匈牙利王国一片繁荣。然而，从民族观点来看，匈牙利王国实力不及从前，因为大部分古老的权力已丧失，而这些权力正是爱国者所珍视的。按照《金玺诏书》相关条款，匈牙利议会应每年举行一次，但在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期间，议会只召开了三次。

在奥地利各世袭省及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玛丽亚·特蕾莎热切地致力于树立诸侯权威并削弱各领主的权势。到20世纪，在奥地利各省，几乎所有的行政权都掌握在高级教士、领主和骑士手中，一些特权城镇也享有行政权。司法权由城镇或领主行使。奥地利各邦国道路状况一塌糊涂；政府也没有建立任何正规的民兵体系。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期间，政府开始干预教堂和学校，并试图使城镇居民在今后获得从未有过的地位。玛丽亚·特蕾莎登基后保留了父亲查理六世的一些主要顾问，但在《第二亚琛和约》签订后，便任命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豪格维茨为大臣。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豪格维茨为她做出了很大贡献。霍泰克受托负责财政改革，而文策尔·安东则负责外交事务。为加强奥地利政府的权力，玛丽亚·特蕾莎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剥夺议会对某些间接税，如盐税、烟草税和印花纸税的表决权；各领主必须向维也纳的财务部提交预算；剥夺授予皇家将军的所有政治权力；农民的劳役费和债务被缩减。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法院之间的行政分工被废除；1749年5月14日的一份公开文件将司法权与政府的立法和行政职能分离，并下令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两个大法官法庭合并为一个最高权力机构。该机构最初被称为内政管理部，后被称为帝国和宫廷联合法院。这样一来，玛丽亚·特蕾莎就迈出了专制主义的第一步，促成了后来内莱塔尼亚议会制的有效形成。1760年，玛丽亚·特蕾莎还设立了国务议会，其职责是负责监督整个政府。在省议会的常设议会中，行政权力逐渐被撤除，并授予君主代表，而各领主只能在为王室提出的措施进行表决时召开议会。奥地利皇家官员可在奥地利各邦国任职，而此前是不允许这些官员在各邦国任职的。现在，这些官员成了主要权力的代表，必须保护农民不受领主伤害。

除匈牙利之外，奥地利其他领地的农民（不再是农奴）几乎完全依赖于领主。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不经领主同意，农民不得离开领地去结婚，也不能让孩子从事别的行业，只能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这些农民就像“机械劳役工”一样还要为领主提供不计其数的服务。玛丽亚·特蕾莎开始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为了规范土地税，她下令重新进行土地调查，并限制各领主享有的免税权。这些措施不仅能满足国库的需求，也迎合了当时盛行的人道主义思想。

除蒂罗尔、戈里察、格拉迪斯卡和的里雅斯特之外，这些措施也适用于内莱塔尼亚各州，因为封地体制从未在内莱塔尼亚各州深深扎根。玛丽亚·特蕾莎的政策是削弱贵族势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吸引大领主来维也纳以削弱其影响力；统一各领地贵族以使奥地利统一。(www.xing528.com)

奥地利的市政体系改革遇到了很大困难。直到18世纪中期，奥地利各领地的市政体系构成都存在很大差别。有些领地依靠世俗领主，有些领地依靠教会领主，而另外一些，尤其是城市和城镇，则直接处于君主的管辖之下。一些领地几乎完全享有自由，另一些则不断受领主或君主指派的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有些城镇甚至拥有议会代表权，但这些城镇的议会构成与意大利的议会构成存在很大差别。在奥地利，市政府是贵族政府，而在意大利，市政府是纯粹的民主政府；奥地利的市政官员是世袭的，而意大利的市政官员则由选举产生。中世纪的机构，例如，行会，依然大量存在；意大利有城镇议员、“郊区议员”“大议员”和“小议员”；而那些受意大利影响的城镇，如的里雅斯特和戈里察，仍存在贵族阶层或世袭贵族。1748年后，这些旧机制才开始逐渐消失。1776年通过的一项法令宣称贸易自由攻击了公司和行会的根基。司法权交由一个裁判署法庭，裁判署法庭取代了地方法院。

18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土地法只包括一些规定的权利和当地法规，而这些规定的权利和当地法规存在的不足则由民法或罗马法和教规法补充，而在某些省，这些不足则由皇家法令进行补充。总的来说，土地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公民都应由属于同一阶层的人进行审判。神职人员、大学生、贵族、政府官员、市民、农民和犹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法庭。在城镇，领主和地方法官则没有自己的审判法庭。惩罚方式依然野蛮。当时，最时兴的惩罚有烙印、肢解、车轮刑和木桩刑，这些可怕的惩罚常常是由无知和迷信的审判官裁决。民事诉讼无限期地拖延，并且往往毫无结果。1753年，玛丽亚·特蕾莎决心在奥地利各省实现法律统一。她花了许多年进行法律编纂工作。1767年，由玛丽亚·特蕾莎钦定的委员会出版了八卷本《玛丽亚·特蕾莎法典》。之后，《玛丽亚·特蕾莎法典》几经删减，新版本的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1768年，《特蕾莎刑法典》颁布。该法典保留了中世纪的野蛮刑罚，承认酷刑，并对亵渎神明的行为进行惩罚。直到1777年，酷刑才最终被废除。巫术文化虽然没有完全被压制，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按照1749年发布的一份文件，司法管理从各领地司法职能中分离出来，除匈牙利外，奥地利所有领地都任命了一名司法大臣。必须承认，奥地利的其中一些值得称赞的改革具有18世纪的乌托邦特征，例如，所谓的贞节议会，其职责是防止非法恋情。

玛丽亚·特蕾莎尽管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但从未为了教会而牺牲过国家利益。玛丽亚·特蕾莎限制教士频繁实施的教会惩罚措施；禁止各宗教团体把金钱运往国外；禁止教皇使者到她的各个领地，并禁止主教直接与罗马教廷联系。她还禁止神父协助立遗嘱事宜。1773年，就如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耶稣会在奥地利遭到压制。到1740年，公共教育完全由神职人员控制，小学已几乎不存在，而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糟糕。与法兰西王国乃至神圣罗马帝国相比，奥地利大公国在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为了改善这种状况，玛丽亚·特蕾莎的委任外国人格哈德·范·斯威登来进行教育改革。格哈德·范·斯威登是维也纳大学的荷兰籍医学教授、玛丽亚·特蕾莎的医生，也是负责新闻审查的反动议会主席。学校由政府管理。1749年，奥地利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政府单独享有选择维也纳大学教授的权力。不久，属于耶稣会士和皮亚里斯特的学校也归政府管理。1740年9月24日的一项国家议案中包含以下内容：“组办学校永远是国家的事情。”政府过分滥用这一议案，造成了重大后果。大学并不对所有人开放，没有政府批准，任何人都不能出国留学。神学作品甚至也要提交给政府审查。这种审查非常严格，并且与教会的审查一样令人无法容忍。该国家议案甚至禁止人们阅读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经典作品。玛丽亚·特蕾莎在位期间，为年轻贵族创建了大量学校，其中包括现在仍存在的特蕾莎军事学院。

格哈德·范·斯威登

1766年，奥地利成立了教育议会和新闻审查议会。压制耶稣会会士对教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起初，大多数教授还是会从前耶稣会会士中挑选，因为其他教师的数量并不充足。1775年颁布的一部新教育法典到1850年还依然有效。

玛丽亚·特蕾莎最值得称道的功绩就是创办小学。1770年以前，所谓的初等教育并不存在，所有的教育都依赖于教会。1770年5月，第一所师范学校在维也纳开办，同年颁布的一项皇家法令规定校长不受控于神父。耶稣会受到压制，财产亦被没收。这使政府掌握了充足的资金，以便把许多古典学校变成小学。1774年，西里西亚著名教师约翰·伊格纳茨·冯·费尔宾格被聘请到维也纳，推广好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特别是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迅速发展，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欧洲遥遥领先。奥地利的文学并没有多大发展，诗歌创作依然停滞不前和艰涩难懂。在建筑和雕塑中占主导地位的洛可可风格，在维也纳的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奥地利唯一擅长的伟大艺术是音乐。在格吕克、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和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指引下，奥地利的音乐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外，他们谱写的曲子还清楚地反映他们深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作品将意大利人明亮的律调、德意志人的深沉和斯拉夫人的忧郁结合。

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一世一心投入财政管理中，并得到了波希米亚贵族霍泰克的帮助。霍泰克对财政问题了如指掌，他认为首要任务是减少宫廷开支。玛丽亚·特蕾莎继位时，奥地利国库已耗竭。据说，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莎只找到了八万七千泰勒^[3]。霍泰克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向领地征税，然后是对个人征税。这一政策影响了所有人，上到缴纳六百弗罗林的诸侯，下到缴纳四个弗罗林的女仆。所有免税条款都被废除。

霍泰克也是第一个提出可以将的里雅斯特用作奥地利商业海港的人。在其带领下，的里雅斯特迅速发展起来。荷兰人、那不勒斯人和希腊人在这里建立商行，并在此与奥地利人进行商业贸易。1763年，奥地利拥有了十二艘大型船与印度进行贸易往来，其中一艘船于1776年占领了尼科巴群岛。每年有六千艘船光顾的里雅斯特。奥地利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设立了二十四个领事馆，意大利有七个，欧洲和亚洲有十三个，拉古萨有一个，亚历山大有一个，的黎波里有一个，里斯本有一个。1754年，东方学院^[4]在维也纳成立，为政府提供精明能干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担任领事。1766年成立的贸易议会为商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使摩拉维亚的布料广受欢迎。

奥地利的道路状况和运河系统得到改善，关税逐渐减少或废除。邮政体系也进一步完善。霍泰克设立了一个储备基金，以应付意外情况，并通过按时支付公债利息提高了奥地利的信誉。查理六世统治时期，奥地利公共收入还不到三千万弗罗林；到1773年，这一数字几乎达到了五千六百万，到玛丽亚·特蕾莎驾崩时，这一数字超过了八千万。标署日期为1751年的一份文件规定博彩业重整，到玛丽亚·特蕾莎驾崩后，博彩业带来了不少于八十万弗罗林的收入。

中央政权体系也适用于军事和外交部门。然而，每个省都保留了为特遣军队投票的权利。不算匈牙利提供的非正规军，奥地利军队总人数已增至十一万三千人。奥地利大公国还建立了军事学校，玛丽亚·特蕾莎特别关注士兵的福利问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人们授予玛丽亚·特蕾莎一枚特别奖章，上面刻有“伟大的母亲”。对玛丽亚·特蕾莎来说，这受之无愧。玛丽亚·特蕾莎进行的一些改革借鉴了普鲁士王国的制度，如随时调遣军队，并引进工程兵和矿工队。利希滕施泰因大公指挥的炮兵团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团。1772年，波希米亚、奥地利、摩拉维亚、卡尼奥拉、卡林西亚和加利西亚引入了征兵制。在七年战争中，有不下二十万人征兵入伍。腓特烈大帝说：“一个有执行力的女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当时，奥地利海军由九艘军舰组成，配有十一门大炮，六艘战舰各有三十六门大炮。约瑟夫·冯·索尼费尔斯^[5]写道：“玛丽亚·特蕾莎继位后，奥地利大公国既没有对他国产生影响，也没有内在的活力。没有竞争机制或鼓励措施来提拔人才；农业一片萧条，贸易规模很小，财政管理不善，没有信贷业务。然而，玛丽亚·特蕾莎驾崩后，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通过诸多改革而得到改善的国家。居民的规模、人口的增长和知识的发展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玛丽亚·特蕾莎比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更有资格获封“伟人”称号。

约瑟夫·冯·索尼费尔斯

【注释】

[1]1740年查理六世皇帝驾崩后，玛丽亚·特蕾莎依照诏书的规定成为奥地利首位女大公，但德意志诸侯群起而攻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就此爆发。此处指为赢得匈牙利的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用情感打动匈牙利人。——译者注

[2]潘杜尔，18世纪出现的一种轻步兵，作战勇猛，参加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西里西亚战争等。——译者注

[3]泰勒，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各邦国和领地铸造的大型银币之一。——译者注

[4]东方学院，1754年，由玛丽亚·特蕾莎成立，为哈布斯堡王室培养青年外交人才。由东方学院发展而来的先是领事学院，1964年又发展为维也纳国际关系学院，1996年成为独立的公共培训机构。——译者注

[5]约瑟夫·冯·索尼费尔斯（1732—1817），奥地利法学家和小说家，奥地利光照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莫扎特的密友和赞助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