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券界，相互有瑜亮情结的比比皆是：在股票市场上，有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在国债期货市场上，有北京商品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管理上，有深圳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而在券商里面，当年在上海最突出的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似乎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仍旧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血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之间最大的梁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争取上市公司承销中结下的，有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做靠山的申银证券，在争取新股发行业务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银行贷款业务可以作为无形的辅助工具，在这一点上，身为股份制公司的万国证券就极其反感银证业务不分的不公平竞争。
记得当年，万国证券无论在什么场合、在哪一个层面，管金生逮着机会就会宣传、鼓吹、建议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分离，要求中央制定政策实行分业经营。
两个证券公司的激烈竞争，也反映出公司领导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个高傲、自大，一个内敛、自负；一个张扬，一个谨慎。但是在公司业务的进取中，双方是谁都不让谁的。
有媒体这样描写：性格迥异的管金生和阚治东当年水火不容，即使开会坐在邻座，也各自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两大证券公司更是针锋相对，这边刚打出“做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旗号，那边就接受记者专访：“不求最大，只求最好……”
在327事件发生的当天，1995年2月23日上午，阚治东在深圳参加中西药业公司的董事会，会后去香港办事，晚饭前回深圳，并约定与中国证券报社的李树忠会面。
李树忠见到阚治东的第一句话就是：“阚总，出大事了，你们上海三家证券公司都破产了！”起初，阚治东以为他是开玩笑，仔细一听发现事情十分严重，忙给公司打电话。当时手机不普及，也不像今天这样可以跨境漫游，阚治东下午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公司就无法联系上他。在和负责自营业务的胡瑞荃通完电话后，阚治东才知道这天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成立当天，上海证交所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左起）：李训（浙江证券）、汤仁荣（海通证券）、阚治东（申银证券）、管金生（万国证券）、王连仲（北方证券）在上海证交所门前合影。这是上海三大证券公司巨头难得的在一起的合影，从各人下意识的动作神态，就可以看出各自的性格特征
打完电话，阚治东不由庆幸，和万国证券的境遇不同，申银证券公司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侥幸躲过一劫，未遭受什么损失。
此后有记者问阚治东：如果那天您在上海，或者公司能够联系上您，申银证券公司会不会卷进327国债期货事件中？
阚治东坦率地说，我没有自信断言不会卷入此事，因为我也始终认定财政部不会为已发行的国债加息。但是我能自信地说，即使我在上海，申银证券也不会像万国证券那样陷得那么深。
当年证券市场给阚治东起了一个外号叫“阚二毛”，意思就是阚治东做行情没有什么魄力，赚了二毛钱就想跑。
对这个外号，阚治东也坦然接受：“早期的证券业，胆子大、有魄力的人比较容易受到众人瞩目。但是我对此不是很认同，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越是处在这种位置上，越是需要谨慎，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赚钱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归根结底，申银证券公司能够躲过327国债期货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一个是谨慎经营的理念，一个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决策机制——自申银证券成立后就始终坚持重要业务必须经过集体决策程序，这极大地避免了风险。”[4]
最后细算327国债期货的账，申银证券公司总部和各分支机构在327事件中各有盈亏，总体是盈亏相抵，略有盈余，其中亏得比较多的是上海威海路营业部。当天，327国债期货合约飙升时，悄悄违规做多的威海路营业部顺利出货，获得了3 000多万元的利润，后来看到最后8分钟空方猛烈反扑就想乘机再做一把空头短线，好给公司一份“意外惊喜”。结果最后轧总账，反而实亏了3 000多万元。威海路营业部经理为此受到了免职处分。
当年，申银证券工作3年以上的老员工，每人会得到一枚半盎司重的金质纪念章，按规定受过处分的员工没份。这位经理感到很委屈，找阚治东索要那枚纪念章。阚治东也没法通融，只能劝这位经理不要感到委屈，要她自己想想，由于她的盲目指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半吨黄金了。
327事件之后不久，万国证券公司免去了管金生所担任的万国证券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上海市政府派出浦发银行副行长朱恒和久事公司副总经理高国富到万国证券担任董事长和总裁。
根据中央调查组的意见，万国证券公司不久又做出决定，开除原总裁管金生公职，并对万国证券原交易总部涉及327事件的直接责任者何忠卿、吴德力作了除名处分，对廖春晖作了开除留司察看的处分。
1996年2月12日，万国证券公司在西郊宾馆举行二届四次董事会，高国富所做的总裁工作报告中，对万国证券在327事件中受到的损失做了一个完整的描写：
327事件后，我司投入专门力量对327交易品种上的损失进行了清理。数据表明，国债期货327合约交易中发生的总亏损为14.24亿元。上述亏损中，包括我司长宁营业部违规自营327期货交易的亏损1 776万元。[5]
对于327事件给万国证券公司带来的后果，该总裁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全景式描述：
327事件对公司的信誉造成巨大损害。我司的一级市场业务停顿了近一年，历年艰苦工作积累的承销准备项目受其影响而被其他券商所瓜分；国债回购业务因受公司信誉影响而步履艰难，致使公司资金周转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员工的士气受到极大的挫伤，一度出现人心不稳，部分骨干流失；财务状况严重恶化，财务结构中历年积累的深层次的问题如资产结构不合理、潜亏因素，长期投资管理与经营不善等问题急剧暴露出来；二级市场代理业务也相应受到影响。327事件的发生，充分反映了公司过去几年来重业务开拓，轻规范管理，忽视风险控制，缺乏监控措施，制度不严、监管不力以及因原任总裁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个人独断专行、公司决策程序混乱等机制上的深层次的问题，它不仅对公司员工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更为中国证券业敲响了警钟。
面对当时万国证券严重亏损、资金不足、业务受罚、人心涣散的局面，新任万国证券董事长朱恒和总裁高国富认为，挽救万国证券的唯一良策是寻求与其他公司合并。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万、国、发、财”合并方案，即把万国证券公司和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的证券业务部、浦东发展银行的证券业务部、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合并。但是，这个方案意向中的几个机构都竭力反对这个方案，怕背上万国证券公司的烂包袱。
就在这时，申银证券的阚治东从其他方面得知此事，于是他主动向高国富提出可以考虑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合并的方案。高国富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向上海市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高度重视和迅速响应。上海市有关领导立即约见阚治东，请他谈谈这方面的打算。(www.xing528.com)
阚治东对上海市领导说，这个合并方案无论对申银证券还是对万国证券都是有利的事。申银证券资金充裕，完全可以弥补万国证券这方面的不足，同时申银和万国证券在人才、网点、业务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合并万国，对于申银证券突破当时的发展瓶颈是极有好处的。
从1992年改制、增资之后，申银证券公司经历了新一轮高速发展期，但此时走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在面向全国发展时，申银证券对资本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注册资本10亿元、号称全国性证券公司的华夏、国泰和南方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后，申银证券再次感到增资的迫切性。股东们均同意把公司股本金提高到10亿元以上，可是人民银行总行对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控制很严，始终得不到批准。另外在网点设置方面，相比之下，人民银行总行对地方性证券公司卡得更紧，尤其是新的异地网点，几乎是一个不批。面对这种发展的桎梏，阚治东联想起自己在日本研修时发现，很多号称世界排名靠前的大银行名称都很长，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几家银行合并后形成的“复姓”，因此通过兼并快速发展的念头，在阚治东脑中已酝酿很久了。
此次能够有机会合并万国证券，阚治东的目的就是通过合并使新公司不仅在各项业务上把其他证券公司远远甩在后面，而且在注册资本、网点数量和海外机构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阚治东特别向上海市的相关领导强调了世界上不少大型金融机构并不是单纯凭借自我经营积累一步步发展，而是通过连续的强强合并迅速发展的。
至于这个合并方案对万国证券的意义就更不用多说了。
但是在更深一层的内心里，此时实现长期作为竞争对手的申银和万国的合并，对于阚治东人生和事业的成就感，那是用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
作为长期在同一个市场互为对手的这两家公司，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各阶层主管，瑜亮情结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万国证券上上下下，一股悲壮的屈死情怀，20年来一直伴随着原来不服输、不认输的企业性格和企业文化，成为“后万国证券时代”竭力想要表现给历史的色彩。
正因为如此，考虑到万国证券公司员工的情感，阚治东特别向上海市领导提到：我们设计的合并方案是两个证券公司的平等合并而不是兼并，合并后的公司名称就叫申银万国证券公司。
尽管上海市有关领导听取并认可了阚治东的建议，但是实施申银万国的合并方案，最初的难点对于阚治东来说还是如何获得工商银行总行的理解与支持。
多年后阚治东是这样描述这一段过程的：“为此，我和副总裁姜国芳多次前往北京找总行领导和有关部室的领导，汇报有关合并的问题。当时的工商银行总行张肖行长对申银证券公司非常有感情，因此，张肖行长和有关部室领导从申银证券的利益出发，一开始并不赞成合并方案。有些领导认为上海市政府不应该把万国的烂摊子甩给工商银行，即便要把万国证券公司拿过来也应该用兼并的方式。为了让工商银行总行的领导更多地了解合并的好处，我请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帮助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工商银行总行终于有条件地同意了合并方案。为此工商银行总行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文件，同意申银证券公司和万国证券公司合并设立，但前提条件是法人代表和总裁必须由工商银行方面的代表担任。事后不久，工总行可能考虑到这样发文有所不妥，又撤回那个文件，但上海方面还是认可了工商银行这方面的要求。”[6]
最终，上海市政府批准实施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合并方案。
外界一般报道申银、万国证券的合并时间为1996年7月，其实，真正的合并时间是1996年1月1日。
阚治东对此这样说明：“考虑到年中合并在财务处理上有诸多不便，也考虑到两公司的员工队伍要尽快统一起来，我提议并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从1996年1月1日起，申银、万国两公司正式合并办公，并统一会计核算。办公地点放在原申银证券公司位于南京东路99号的本部，万国证券公司所有本部人员1月1日离开百乐门大酒店，搬到新的办公地点办公。”
申银、万国两个公司的干部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他们的安排。据了解，在合并以后，所有部门的领导岗位设置，基本上都是老申银和老万国各出一个，至于哪个为主，则用综合业务能力做参考。这一点，最后万国证券的干部对公司的安排表示满意，申银证券的干部也表示理解。不少老万国的干部和员工在多年以后，对此仍心服首肯。
随后，两个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国际部、交易总部等业务总部以及各管理部门迅速合并。各地分公司也作了相应调整。各营业部基本上就是一个名称改变。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合并工作也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
在申银万国合并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清产核资工作是敏感的问题，这项工作由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指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最后核定：万国证券公司的净资产为6.6亿元，申银证券公司的净资产为89亿元。
而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后确定为13.2亿元，申银和万国证券公司各以6.6亿元净资产进入新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剩余净资产以新公司向申银证券公司老股东借款的方式进入。
1996年7月1日，经人总行批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正式对外挂牌。
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2亿元人民币，总资产130亿，员工3 000余人，设有分支机构100多家。
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
这是申银和万国作为对手的终点，管金生的“证券王国”从此只在这个新公司的名称中残留下一抹淡淡的历史痕迹……
这一天，也是阚治东人生的顶点，他成为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总裁兼法人代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既是上海证交所理事又是深圳证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这件事，对于已失去自由的管金生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追加的人生羞辱；而对于阚治东来说，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事业顶峰。
只不过，阚治东此时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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