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27事件发生3天后的2月26日，证监会和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当时似乎并没想废掉这个金融工具。在此之后，证监会和财政部接连发布《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关于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要求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监管通知，以期加强国债期货的风险控制，这些通知一个比一个急，一个比一个凶。据不完全统计，从327事件发生到5月19日，证监会、上海证交所以及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决定等超过30个。
然而，首当其冲的商品和国债期货市场仍旧在巨额资金的惯性推动下热点不断：
上海商品交易所胶合板在1995年3月29日之前连拉三个涨停板。3月29日上午9505胶合板最高价涨到每张45.70元。现货价格当时约42元左右。当天上午，空方某会员单位连续打出10多万手空盘，大量抛压，严重违规。上海商品交易所当晚发布通知，取消当日10时40分26秒之后9505的期胶合板成交合约。同时，交易所把交易价格的涨跌限幅调整为1%。第三天，即3月31日上海商品交易所全天停市。
继北京商品交易所1994年9月出现“绿豆风波”（北商所出现绿豆合约超过世界绿豆产量的奇事）后，1995年5月郑州商品交易所绿豆交易再次引起巨大风波。507合约由5月5日的36370价位大幅度阴跌，盘面呈“开天窗”状态，即卖方单向挂牌。5月10日，郑商所通知于11日起，所有持仓较大的会员将按成交额30%—50%追加保证金，并将涨跌幅度由原来的±1 200缩小至±600。但是行情未受此影响，507、509合约等照样单挂在-600点的跌停板，逼迫交易所强令各会员减仓60%，市场再起波澜。
一波未平，1995年5月天津联合交易所的红小豆交易风波又起。天津红TH507合约从5月中旬开始，成交量、持仓量开始放大。6月初，多头主力强拉价格，出现两个涨停板，价格涨至5 151元/吨，随即交易所提高保证金以抑制过度投机，但仍然难于控制局面。6月9日，市场多头主力继续拉高期价，至9点30分，交易所只能采取将场内终端全部停机的极端措施停止疯狂的交易。第二天，交易所宣布9日交易无效，TH507合约停市两天。随后，交易所采取措施要求会员强制平仓。这就是期货行业历史上著名的“天津红TH507事件”。
在国债期货市场，1995年5月初，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319合约（对应1992年发行的5年期国债）在连续几天价格上涨后，在5月11日价格突然上涨到最高183.88元[1]，当日的国债期货日成交金额达到924亿元。5月11日，上海证交所在监管中，又发现有四五家会员公司超额持仓，当日319合约的仓量达57.85万口，比5月10日的持仓数27.34万口净增111.59%，其他较活跃的品种如339合约也较前一交易日持仓数增加约30%。
针对这一异常情况，上海证交所即刻对相关会员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违规超仓的公司，都是代辽国发下单所为。辽国发在下单时称，有问题由他们与有关部门交涉。为控制潜在风险，上海证交所在5月12日开市时决定当日起国债期货交易品种暂停开设新仓，所有期货账户内的持仓余额在当日同比例压仓至原持仓的50%。
事后为严肃市场纪律，对违规开设新仓者给以严处，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压仓者，有盈利的则将盈利部分没收归入风险基金，超仓部分处以罚款。同时上海证交所对于接受辽国发超额开仓的5家公司：农行甘肃信托、大连国际信托、江西省证券公司（均系空方超额持仓）和属于多方违规的宁波证券、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超额持仓、保证金不足），给予停止国债期货交易资格并处罚款的处罚。
由于5月12日已达到压仓比例，5月14日上海证交所通过新闻媒体宣布5月15日起恢复正常交易。但对少数压仓未达比例的公司，规定其只有在压仓达标后方能开设新仓，对其超仓、平仓的增盈部分处以罚款，所罚没款项转入上证所国债期货风险基金。(www.xing528.com)
同时对于辽国发屡屡采用令交易所头疼的客户违规躲避交易所处罚的做法[2]，交易所经反复多次讨论决定：尽管目前缺少法律、规则依据，但从维持市场正常秩序的大局出发，建立“市场不准入制度”，对少数严重违规、扰乱市场秩序者，本所将通知所属会员，一律不得接受其买卖委托，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该项制度试行办法在5月16日已报证监会。
在这次行情中，躲过了327的汤仁荣，却没能躲过319。据申银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回忆：
有一次，海通证券总裁汤仁荣找我，希望申银作为空方与海通证券一起进入“319国债期货”这个交易品种，他认为只要再努力一把，空方肯定会大获全胜。我当时无法直接拒绝，只能嘴上说些认可的话，向他解释申银证券风险控制的规定，表示按照规定，申银证券不能充当空头或多头的主力。不过我表示我们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支持，例如抛售一些“319”期货对应的现券，从现货市场上打压一下这一券种的价格。尽管汤仁荣说是找我来一起“发财”，但是我心里明白，海通证券当时已经在这个交易品种中陷得很深，找申银证券入伙，只是为了自救。
此后，我们在现券市场抛售了一些“319”期货对应的现券，但是这对疯狂的多方市场几无影响。最后清算时，有传说海通证券亏了两亿多。这件事情导致汤仁荣离开海通证券，还差一点以渎职罪论处。海通证券的大股东交通银行，认定汤仁荣的渎职导致海通证券损失两亿多，向上海检察院提出查处要求。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鉴于这是一个全新的案子，故没有轻易采取行动，而是成立了一个司法调研小组，组织证券公司、交易所和上海证管办研讨这个问题。在这次司法研讨会上，我们为汤仁荣说了不少公道话。我谈道：“国债期货行情发生变化纯属意外，小汤为此也找过我，反复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出现的结果，完全是市场变化的结果，说其渎职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证券行业是个大盈大亏的特殊行业，如果盈了似乎是应该的，亏了就追究渎职责任，那么证券行业就没有人愿意干了。”负责调研的是上海检察院二分院的检察长倪蓉，她也是当时上海青联的活跃成员，非常赞同我们的说法，从而使汤仁荣逃过这一劫。[3]
但汤仁荣尽管逃过了法律的处罚，却没逃过公司的责难，没多久，他也就黯然离开了从创建起就担任总经理的海通证券公司，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43岁就下岗了……
事实上，319合约在市场上的最后疯狂，才是中国政府最高层下决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最后一个砝码。
而仔细观察314、327和319，整个国债期货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风险事件里，几个出问题的合约标的物，都是1992年3年期和5年期的国库券；更吊诡的是在这几起重大事件中，都可以见到一个搅局者忙碌、凶狠的身影——这就是一开始市场所有人都没把他当回事的辽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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