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管金生前往上海证交所以及离开后前往建行去筹措保证金的这段时间里，万国证券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在23日中午12：00以后，先后从瑞金一路的公司总部来到静安寺百乐门大酒店交易总部。
这里，在公司总部搬到瑞金一路之前，就是万国证券的公司总部所在地。万国证券公司总部在初创时期窝在静安寺万航渡路口的狭窄门面里，好几年后才搬到了百乐门大酒店的6—8楼。在这里万国证券迎来了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因此，在万国证券人的心里，百乐门大酒店是一个福地。当时万国证券的交易总部仍留在百乐门大酒店里。
下午1：00开盘后，眼见得上午借手无锡国泰打压无效，辽国发在盘中突然倒戈，改做多头，将其50万口空单迅速平仓，反手买入50万口做多。100万口的多空互易，一下子竟将327合约在1分钟内推高了将近2元，10分钟后达到当天最高价151.98元，比前一日的收盘价上涨了3.77元。
此时，327合约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几个亿。有市场人士当时估计，按照万国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亏损十几亿元。而万国证券公司1994年的净利润只有5.5亿元。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当时在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现场的中高层人员认为，必须想办法自救，自救的办法只有在高价位开设空仓，以阻止价格上升。
在这种近乎盲目自杀的决策下，从下午2：00以后，万国证券又在327品种上开出40多万口空仓。但在接近沸腾的多头行情中，这种出击没有任何效果，多方在承接万国证券抛出的空仓后仍继续上拉价位。
下午3：00多，管金生、滕伟直接回到了百乐门大酒店的交易总部与大家会合。在向大家汇报了中午去交易所“求见”的经过和结果以及下午去筹措保证金的过程后，管金生听取了在场人员介绍有关下午开盘后市场行情的变化和所采取的措施。
最后他对大家说：看来现在交易所是不准备采取停市的行动，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不是我们一个公司，是整个空方全部破产，这个责任就更大。现在大家商量该怎么办？怎么挽救公司，怎么度过危机？大家想办法，你们讨论，拿出一个统一意见来，我来决策，责任我来负。
接下来管金生就到另一个房间，不再参加大家的讨论，只等着手下给他一个讨论结果。
眼看离下午4：30的收盘时间越来越近，如不能制止价格上涨，接踵而来的必将是公司破产，万国证券上上下下都无法想象并接受这一残酷事实。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了如同辽国发在314合约上的操作手法，建议用较大抛盘挂在一定价位上，令多头望而生畏，从而使自己全身而退……但到最后，还是一致赞同有人提出的向下打压的建议，以违规抗违规！
对于后果，与会者和管金生在这时都已经很清楚，要么等待结算、公司破产，要么砸盘，钻交易规则的漏洞，只要成交，就还有一线赢的生机——打穿所有多头的保证金，把所有多仓都打爆掉，作为空头主力的万国证券就赢了。至于违规、对倒、透支（保证金不够）……这都是交易所的问题，让交易所去擦屁股。至少这么做，让交易成立了，存在了！
群情激愤中大家都认为只能如此。
最终交到管金生手里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鲁莽的结论：“绝地反击！”
尽管知道这并非最佳方案，甚至知道这可能让自己面临刑责，管金生最终还是做出了万国证券铤而走险的决策——“打！”
离收盘前不到10分钟，在交易总部自营操作室，决策小组组长看着交易总部的成员下手操作。自16点22分13秒开始，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通过万国证券公司在上海证交所场内代号分别为C55和P89的两个自营席位连续打入23笔（每笔90万口）空单，共2 070万口，同时用万国证券公司下属黄浦营业部的C73自营席位做多接盘向下锁定价位。
由于是在闭市前几分钟的突然袭击，电脑自动配对成交的速度又高达每秒1 800笔，上海证交所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结果在最后7分47秒内，万国证券砸出的2 070万口327合约空单共成交了1 044万口，而对倒做多的C73席位接盘315万口，成交锁定了价格，从而把327合约价位从151.30元瞬间打到147.90元。
据统计，当日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1 824万口、8 500亿元，其中327合约共成交1 205万口（含最后8分钟），86.6%的交易属于万国证券抛空的327合约。
电脑显示屏上327行情直线跳崖式的走势和巨额的成交量，不仅惊呆了在场内的尉文渊，也惊跑了正在证交所交易大厅视察的证监会期货部两个主任，更是让整个市场都震惊了。
看着整整一天的行情都是朝着对万国证券不利的方向发展，万国证券派驻北京的刘峥嵘和陈健心有不甘，到下午快要收市的时候，随便找到了一个营业部去看行情。她们突然发现整个营业部的人都愕然了，眼前的屏幕显现出绿泱泱的一片，让她们看得从头到脚透心儿凉。刘峥嵘立刻电话连线上海总部，已经无人接听电话了。随后她又联系了辽国发的高山，他回复说这个不是他们的行动。
直到晚上，她俩才得知，这是管总指挥进行的操作……
23日下午，海通证券，汤仁荣午饭后回到公司。这时整个327的多头行情已经很明显了，汤仁荣手下自营部门的两个经理来找他，说：“汤经理，辽国发那里联系不上，打电话不接，打BP机[11]不回，怎么办？”
汤仁荣明白，他们指的是辽国发用5 000万元借他们海通证券的仓位所开的327空仓。汤仁荣一看表，2点过一点点。
于是汤仁荣说：“这样，你再发拷机给他，然后说10分钟回电，不回电就强制平仓。”
汤仁荣把那个像大砖头那样的大哥大放在面前，就看着手表。
一会儿经理说：“汤经理，10分钟到了，要不要平？”
“平。”(www.xing528.com)
一个电话下去，平仓！结果，辽国发的5 000万元输得只剩下600万元。
平掉以后，汤仁荣说：“你们快点找一个录音机，电话录音。他肯定要打电话来的。”
刚刚把录音机准备好，高岭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汤仁荣在电话里对他说：“怎么打你电话也不回？呼机你收到吗？我们把你的327空仓平掉了，这时候还在涨。”
高岭在电话里心不在焉地说：“平了就平了吧。”
于是汤仁荣关照手下：“把这个录音带保管好。”
他不由得长出一口气——我公司里面的国债期货这时候已经全部平干净了。
处理完他自己国债期货交易的事情后，汤仁荣总觉得应该把上海市场的情况告诉一下谁，于是，他打了几个电话给北京。
最后，汤仁荣在4：20给尉文渊打了个电话，没有找到他，但他在电话里告诉上海证交所总经理秘书：“你赶紧找到尉总，告诉他快点把主机关掉，停止交易。别问为什么！”
放下电话还是心里不落定的汤仁荣，转身来到自己公司的操作室，刚好看到万国证券上千万口空单打下来。多年后汤仁荣对笔者讲起那一刻，一口上海话仍旧是那样活灵活现：“如果要形容那个气氛，当时我在操作室里厢，感觉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就是迭种感觉。全部屏煞忒，大家看得咸呆忒了。”
4：30一收盘，汤仁荣在4：45又到了交易所，找到尉文渊后对他说：一个你清算数据不要发出去；第二个你公安局报一下案；第三个明天是否停牌？看着尉文渊不停地打电话，汤仁荣就转身告别离开。在走廊上，他看到匆匆进来的管金生，两人打了一个照面，相互点了点头，各自走人。
离开交易所，汤仁荣找了几个自己公司的场内交易员一起到乍浦路吃晚饭，他心想：我已经躲过一劫了。
但他庆幸得太早，在后来的319中，他最终还是让海通证券亏了差不多2个亿，被交通银行向上海市检察院提出查处要求，差一点以渎职罪论处。他在1996年8月也因此黯然离开了海通证券……
【注释】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每年的例会，被简称为“两会”。
[2]这个时间点有两种不同说法，这里是万国证券《关于我司交易总部327国债期货交易及2.23违规行为的专项调查》中的说法；在上海证交所的相关情况报告和尉文渊接受笔者访谈的回忆中，管金生在中午12∶30—1∶15约见尉文渊时就说起“国债业务主管人员去北京商品交易所解决那里的同类品种合约问题”。按后一说法，何忠卿应该在午前就离开公司了。
[3]1992年3年期国债原定年利率为9.5%。按照1993年财政部《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的规定：1992年向社会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在1995年7月1日到期还本付息时，利息分两段计算：1992年7月1日至1993年6月30日，按年利率9.5%计付，不实行保值贴补；而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这后两年是否会在原定年利率上贴息、贴息率是多少？同时保值贴补会增加多少？这一直是市场预期中一个不确定的盲点。
[4]此传言的内容和25日晨财政部公告的贴息率完全一致。
[5]如1994年9月16日，上海证交所在收市后宣布314合约当日114.00元以下成交的单量均属无效。
[6]王强是万国证券创立初期最早进入万国证券公司的四个年轻人之一，1990年筹建上海证交所时曾从申银、万国、海通等证券公司抽调业务骨干参与筹建工作。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开业以后，王强和部分参与上海证交所筹建工作的各证券公司抽调人员被上海证交所留用，成为上海证交所发展初期的骨干成员。
[7]《探望狱中管金生》，张志雄，《价值》，2002年第11期。
[8]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引发百万人争购，并在此过程中出现舞弊现象而导致社会冲突，由此造成震惊全国的“8·10”事件。
[9]《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刘鸿儒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573页。
[10]同上书，第625页。
[11]即寻呼机，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用户接收机，也叫呼机、拷（CALL）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