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亮、姚刚访问上海证交所

23日午后，刚刚送走“求见”的管金生，尉文渊接到一个电话，来电的是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

在电话里耿亮对尉文渊说，想马上过来拜访一下。尉文渊说，可以呀，没有问题。

耿亮来拜访尉文渊的目的，就是通报国务院已经明确国债期货市场归证监会监管，同时就准备以证监会和财政部名义共同发布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最后听取上海证交所的意见。当时上海证交所占整个期货市场交易量的80%以上，证监会也知道上海证交所有一点特殊，所以预先来跟尉文渊沟通。

尉文渊说，我们原来就是等着这个文件发布，没有问题，我们全力支持。

其实，耿亮所说的这个文件，1994年一直在财政部国债司牵头下拟定，为此财政部国债司和上海证交所进行过很多次协商，在尉文渊看来，这个办法几乎等于是上海证交所和财政部一起起草的。

尉文渊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不无反思地对笔者说：“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财政部出面搞一个《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一个统一的全国标准。因为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继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也开始开办国债期货交易，除此之外，北京商品交易所等10家期货交易所也陆续开设了国债期货交易，致使全国在短时期内突然有14个交易场所相继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场所之间只顾竞争，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监控，保证金管理、持仓限额等监控措施形同虚设。”

“由于在国债期货市场占有80%的份额，对于1994年下半年新出现的诸多问题，上海证交所一直想要采取措施，却因为许多问题都牵涉到全国多家市场的统一监管问题，所以迟迟无法下手。尤其是在起草《办法》的过程中，对于市场发展中间出现的一些需要我们严格管制的问题，就是因为各地的竞争使我们产生了犹豫。因为我们想在《办法》通过后，通过财政部的手来对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管制。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只能等待中央统一精神，省得再变。就是由于这内外多种原因，造成1994年底到1995年初上海证交所在国债期货监管的调整上不是很及时。”

没有料到的是，如果没有搞《办法》也就罢了，一直以来财政部国债司就是国债和国债期货实际上的最高监管机构。可1993年11月国务院明确将期货市场的监管权交给了国务院证券委及其执行机构证监会，尽管当时这还只是针对充满乱象的商品期货市场和对此的治理整顿而作出的组织机构安排，但因此就带来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国债期货市场究竟该由哪个部门来监管？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证监会的职能演变。

从1990年上海证交所成立起，有将近2年时间，整个证券市场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直到1992年10月，深圳爆发新股发行引发的“8·10”事件^[8]，才匆匆建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当时明确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而证监会只是国务院证券委下属的监管执行机构。

在中国，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设立，就必然要从原来已经划定的权利范围，挤出属于自己的地盘。当时，国务院证券委更像是一个部际联席会议，依附于证券委的证监会更是名不正言不顺。连已经明确的股票市场，两家证券交易所都并不完全买它的账，证监会几次想要出手，却一直无法直接插手沪深两地证交所的人事与业务领导，因为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也未必把尚未完全取得说一不二权力的证监会放在眼里。因此直到1998年4月，国务院将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之前，仅作为国务院证券委执行机构的证监会，在权力扩张上无法和其他传统强力部门如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抗衡，权力扩张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同时，在1992年10月成立后，证监会的注意力全在应对“8·10”事件后的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沉浸在1993年额度制引发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高潮和初次尝试审批权的快感中；面对市场因新股大量发行而造成的下跌，也让证监会自顾不暇。因此，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多年后回忆道：“我在任期间，忙于股票市场，没有力量研究债券市场。”^[9]

直到1993年11月，国务院明确期货市场由证监会监管，这是证监会成立后第一次把部门权力范围扩大到股票市场之外。尽管如此，对于朱铭基决策创建的上海证交所与传统职能部门财政部共同开设和发展的国债期货市场，直到1994年6月，证监会还只能是很客气地表示“国债期货交易对我国国库券的发行和流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进行试点。经证监会商财政部批准后，将选择少数交易所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试点”。^[10]而那时候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市场已经渐成气候，此后全国各地渐次开办国债期货的十几个市场，其实谁都没有去征得证监会的批准。(www.xing528.com)

在这种中央监管权力既明确又不明确的过渡阶段，新的部门要插手，原有的部门并不十分愿意放弃部门所属的权力范围。如果一切仍旧按部就班，可能证监会就只能一直“商财政部”，等待国务院的明确。

但恰恰因为财政部开始搞《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上报国务院，部门权力划分的扯皮就开始了：国债期货市场到底归属财政部主管还是证监会主管？两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理由。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办法》就出不来，结果，变成了证监会和财政部两家在打官司，需要国务院甚至国务院总理出面定夺。这一拖就是大半年，从1994年5、6月一直等到1995年2月。

这次证监会期货部的正副主任耿亮和姚刚，来上海证交所与尉文渊见面，说明大局已定，国债期货市场由证监会为主监管。

在和耿亮与姚刚的见面中，尉文渊向两位证监会领导汇报了上海国债期货市场的概况、作用，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的建议。

特别对于1994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发展过快的问题，尉文渊说：

目前，全国期货市场发展很快，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利于期货市场的试点和管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除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近十家商品交易所也开办国债期货。这与国务院有关商品交易所不能开办金融期货的精神有悖。从上海的市场发展要求出发，我们将坚决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开办金融期货。国债期货市场过多，不仅容易形成市场混乱，而且不利于国债期货市场的试点。90年代初在全国开办股票交易的试点仅两个交易所，而国债期货一哄而上，极易助长盲目发展之势。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的另一问题还表现在增加了市场潜在风险，容忍了过度投机。由于商品交易所并无国债现货业务，更无国债库存。一旦面临大量交割，市场风险便可能充分暴露。因此，期货市场的发展不应该脱离现货市场。问题还在于许多交易所在期货合约最后交收结算时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而不采用国债实物券支付。从现阶段来看，这种交割结算制度极大地容忍了市场过度投机。因为国债期货的作用在于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一旦采用现金交收，则与国债现货完全割断了联系，即纯粹赌价格的涨落了。对此，应采取措施及时制止。

分析上述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国债期货市场的管理。第一，加强市场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市场发展的政策。第二，严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第三，强调国债现货市场与国债期货的配合，取消现金交收制度。第四，加强风险管理，对持仓余额、保证金监控、保证金比率等措施提出指导性意见。

其实，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上海证交所当时汇报的这些情况，特别是“贯彻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禁止商品交易所开办金融期货”的分析以及“严格限制各商品交易所开办国债期货”的建议，针对的其实就是在国债期货上和上海证交所存在激烈竞争关系的北商所等商品期货交易所。尉文渊希望通过已经取得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能够在修改《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与今后的日常监管中，有助于上海证交所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那天下午，尉文渊和证监会两位领导一直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下午4：10，结束会谈后尉文渊对耿亮说：“既然国务院已经决定国债期货由证监会监管，要不我带你们下去看看，实地感受一下现场气氛？”

于是他就引领两位证监会领导来到第一交易大厅，没想到的是居然就在此时，刚刚拿到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期货部正副主任甫一来到国债期货交易专场的现场，万国证券天量的违规空单就涌进了上海证交所的交易系统……

这是要让刚刚接手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见识一下什么叫市场的癫狂？还是想考验一下刚刚拿到国债期货监管权的证监会领导现场的应急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