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尉文渊到交易所半天，下午就出发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按照邀请方的安排，他将到2月28日才飞回上海。
尽管尉文渊在出发时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可是人在外、心牵挂着交易所，似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在他的潜意识里转悠。“交易所的人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说好多事情等着我处理。”他思忖，算上春节放假，身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把手”，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大半个月了……最终，犹豫再三的他临时决定改签机票提前回国。
“到墨尔本机场临时换机票，由香港中转换成当天19∶30东方航空飞上海的飞机。”由于航班延误，等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时，已经是21日凌晨了。
21日周二下午，尉文渊来到交易所上班。当时，分管副总经理刘波去了北京，参加财政部有关国债发行工作会议。当天收市，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创出成交628万口的新纪录。尉文渊感觉市场异常，便在22日上午召集市场（监管）总监、国债期货部经理等研究市场情况，并据此初步讨论拟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监管改进措施。
22日中午，海通证券的汤仁荣来到交易所，对尉文渊说：“小尉，现在国债期货多空打得很厉害，弄得不好这个市场要出事。”尉文渊说：“小汤，你怎么知道要出事？”汤仁荣说：“我在市场里面呆着，而你离开将近一个月了。”
汤仁荣说这些是有根据的，他自己这一段时间混在市场里的操作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
海通证券没有参与327的操作，汤仁荣做的是316（1992年5年期国债3月份交收的合约），海通证券是在1994年11月份开的316空仓，到12月份的时候持有316空仓大约40万口。
据汤仁荣叙述：“春节放假结束，我在2月10日左右去了北京一次，跟财政部国债司的高坚、国债协会的几个朋友见了面，一圈情况摸下来感觉做空的因素都不对。当时通货膨胀还是不断地上涨，最关键的是，本来对1992年国债并没有说贴息，而现在的意思是在研究，变成不确定了。”
从北京回来后，汤仁荣就要求海通证券党组开会研究决策如何处理海通证券所持空仓。据汤仁荣回忆：“当时市场价位和我们在春节前面开仓的价位已经很接近了，基本上相差一两角钱。于是决定平仓。”当时在党组会上，汤仁荣按照期货操作的惯常思路建议，既然你已经看多了，平空仓就应该开多仓；哪怕你想对冲风险、锁定价格也应该开多仓。可是党组会上没有同意他的想法，只允许他平空仓，一下子清光。
汤仁荣打听到在316持多仓的主力是辽国发，正当汤仁荣准备找辽国发时，没想到辽国发的高岭主动找上门来了。
原来，尽管在316上开的是多仓，但辽国发还是准备做空的。只是高岭四处出击仓位不够，于是来找汤仁荣商量借仓位。汤仁荣对高岭说，我的仓位也用完了。高岭说，那这样，我拿316和你平，平完后腾出仓位，我们一起开空327。
汤仁荣一听，心里一喜一忧。喜的是，我正要平仓316，辽国发倒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也省得我和他讲价钱；忧的是，听高岭的意思，开327空仓成了平316的条件，万一自己不答应他开327空仓，有可能316的平仓也做不成。
于是就汤下面的汤仁荣和高岭签订了协议，说好大家平掉316后各拿5 000万元开327空仓。
当时辽国发还有20万口316合约，另外高岭再查了查，辽国发在江苏财政还有8万多口316合约，加起来28万，再加上带出来的跟风盘，2月21日海通证券就把37万口316合约平掉了。
21日中午11点半平仓完成，汤仁荣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是，还没等他把气喘平，另一桩心思又提到了他的嗓子眼。午饭还没有吃完，高岭的电话就追来了。
高岭说：“汤总，316平掉了，你的仓位应该腾出来了，你看什么时候开空仓啊？”
在汤仁荣的心里，并没有开327空仓的意思，当时答应高岭也是出于先解决316平仓的问题再说。既然316已经平掉了，就更没有必要去开327空仓了。于是汤仁荣在电话里打起了太极拳：“高总啊，刚刚平仓还没有结算，钱还要过一天才能到账呢！”
高岭看来很急，爽快地对汤仁荣说：“钱没有问题，我马上打5 000万本票过来。”(www.xing528.com)
下午3点，高岭拿着本票过来，看着海通证券的财务把本票解进账。高岭再一次对汤仁荣说：“汤总，现在好开仓了吧？”
汤仁荣被逼到墙角上，只能对高岭摊底牌：“高总，现在不好开了，看这个形势是朝多里走的。我们商量平仓是在19、20日的时候，这两三天形势变了，不好开了。”
高岭这时才知道被汤仁荣玩了一把，但他也不以为忤，退而求其次对汤仁荣说：“那我作为你的客户可以开吗？”
汤仁荣这时心想，我已经平仓腾出仓位，本身客户有一定比例仓位的；他作为我的客户，也不存在借我的仓；况且他5 000万钱已经打过来了，就把他当作我的客户。于是就一口答应：“你作为客户当然可以的，我没有理由拒绝你开。”
于是，高岭就在海通证券一下子用5 000万保证金全部开了327空仓。
解决了316平仓的问题，使得海通证券得以在327事件中全身而退，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汤仁荣也就放下了一大半心思。不过那几天和辽国发的周旋，确实搞得汤仁荣筋疲力尽，也使他了解到了市场上多空对垒的实际战况。听说尉文渊出访提前赶回来了，他就在第二天，也就是22日中午来到交易所找尉文渊。
汤仁荣没敢讲出自己这两天和辽国发过手的详情，只是根据辽国发大规模开仓做空327的情况，提醒尉文渊注意，多空对峙的焦点集中在327上，并把春节前后围绕贴息、保值贴补的争议向尉文渊做了说明。
尽管尉文渊对贴息、保值贴补这些细节听得云里雾里，但对于汤仁荣提供的多空对峙焦点情况，引起了警觉。“我一查，春节前后327持仓相差两倍，节前只有近138万口，节后21日达到了337万口，这说明多空打得很激烈。”尉文渊想到，幸亏我有预感，提前赶回来了。而且昨天和今天已经拟定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几条措施”，看来预案的准备还算及时。
汤仁荣着急地建议尉文渊，尽快组织会员开会，让大家不要这样搞；而且要查一下普遍存在的借仓和暗仓，控制一下会员的仓位。
既然汤仁荣作为交易所的会员理事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尉文渊告诉他，交易所上午已经根据昨天巨额成交的市况，草拟了几条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规定。
他对汤仁荣说：这几条规定出台，游戏规则就有所变动，按惯例规定出台前要听取一下会员单位的意见。既然你提议，交易所就安排在明天（23日）上午10∶30召集30家会员单位会议，讨论一下交易所关于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新制度。尉文渊的计划是在讨论取得共识后，在23日收市后发布，24日见报。
可汤仁荣还是建议尉文渊，你最好快一点，明天早上就让《上海证券报》把你想要采取的措施全部登出来。
多年后，汤仁荣回忆说：“23日上午，我一到公司就打开刚送到的证券报，发现怎么没有登出上海证交所‘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几条措施’呢？如果23日早上报纸登出来，对于尉文渊来讲，他要承担的责任至少要减轻许多。”
1995年2月22日晚，财政部发表1995年第一、第二号公告，从3月1日起发行1995年3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为14%，并实行保值贴补。这即将发行的新券高达14%的利率，给市场贴息争议以无限的想象，也直接引发了对1992年3年期国债将大幅度贴息的市场预期。[3]
随着这个在新闻联播正式公布的消息，在22日当晚，从北京迅速传播开一个市场流言，说是国务院已同意对1992年3年期国库券实行为时两年、每年2.74%的贴息，同时还有保值贴补，据此推算327合约价格至少比22日收盘价格上涨5.48元。
在市场上已经疯传了两天的贴息传闻被新国债发行的消息中高企的年利率所证实，同时贴息的具体数值在私下的流言中有鼻子有眼地“属实了”[4]。
贴息政策的目的是促进1995年新国债的发行，对一级市场的工作是有利的，但对于二级市场，特别是国债期货市场的影响却非同小可。一下贴息5.48元，又是对还有4个月就要到期的老品种追加受益，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市场收益预期。空头根据原来的收益制约因素，卖出合约的价格为148元左右。在贴息后，则必须以153元以上的价格买进国债现货方可完成交收。按22日的持仓量计算，仅上海一地在327合约交易中就要因贴息发生至少40亿元左右的利益再分配，市场格局骤然失衡。
这是惊天大变动前不平静的一夜，在平静的夜色底下，伴随着金钱、财富、美女、野心、算计、梦想……每个人的内心里都躁动不安，“今夜无人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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