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文渊：致力于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

1992年1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总经理尉文渊在会上信心满满地做了工作报告。

在上万字的报告中，有关1992年首要工作，尉文渊专门在股票之后讲了“要大力活跃债券市场”。他说：

债券市场是上海证券市场的基础，也是市场与外地连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的手段。在新的一年里，对债券交易要采取鼓励措施，及时将新发行的债券上市，重点是发展异地间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要下力气认真解决好债券实物的保管和运输问题，争取依托一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建立债券异地托管的系统，方便各地的投资者和经营机构参与场内交易。要研究试行“坐市商”制度，进一步沟通买卖，适当降低大宗交易的起点额和佣金标准，鼓励更多的机构入市，要积极探索债券期货交易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物资商品市场上已开始进行期货交易，在金融市场上对投机性小、风险性小的债券进行机构之间的期货交易是有可能的。要根据李贵鲜行长视察上海金融工作时关于试办一些期货交易的指示，积极论证方案，培训人员，报经人民银行批准后试行。

尉文渊（陆一摄）

在这里，尉文渊透露了上海证交所决策层已开始“积极探索债券期货交易的问题”的动向。

身高1.8米多的尉文渊是一个颇有几分江湖气的人，讲义气，没有官架子，随和中带着一股让人追随的领导气质。

他是一个执行力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绝不放弃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在上海财经大学上学时，他是班长，毕业时学校已经预定让他留校，可他不愿意在校党委混个小官僚，于是主动报名去了没人要去的北京正在筹建的国家审计署。

1989年，已经在国家审计署提升到正处级的尉文渊，又一次主动要求调回上海，原因是老婆要生孩子，解决两地分居，就这样进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的行长是尉文渊在财大时的老师龚浩成。他把尉文渊安排到分行最重要的金融行政管理处，担任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享正处级待遇。

尉文渊进入金管处没多久，上海市委决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组成的三人小组。分行决定将金管处老处长王定甫调去参与筹建工作。但到了1990年三四月份，老处长有些犹豫，于是尉文渊就主动向分管行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需要，可以去参与上海证交所的筹建。当时分管副行长没有同意。但没多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铭基5月份出访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向世界宣布上海证交所要于年内开业。这样就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的时间表定了下来，老处长的犹豫使得三人小组比较着急，因为这个时候再不抓紧筹备工作，年底怎么开业呢？于是，对尉文渊工作执行能力很了解的龚浩成不得已同意将尉文渊顶上去，但事先和他说好：第一，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把接班人找好。去半年就回来。

但是命运在显现它的力量时，个性再强的人都不得不低头。

无怪乎多年后尉文渊说：“现在似乎所有人都把我定位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始者之一。有的说我是中国股市第一人，有的说‘他敲响了第一锣’。人们都把‘尉文渊’这三个字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联系起来。但是，我和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联系，其实是建立在非常偶然的因素之上的。我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踏上这么一条道路，从来没想过。”

尽管如此，从7月3日尉文渊进入上海证交所筹建工作小组，到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开业，5个半月，他硬是在一无所有的空白中，选房子、装修、起草规则、培训会员、组织上市公司、开发建成电脑交易撮合系统和行情显示系统……把证券交易所建立并成功地运转了起来，而且成为全球最早建成使用电脑交易系统的市场之一。

在筹建的五个月里，应对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尉文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www.xing528.com)

多年后，说起那段日子，尉文渊这样表示：

一开始我还雄心勃勃，后来感觉太难了，时间来不及，加上大家都不懂，越做越难。心情最差的时候，我曾经绝望过，听天由命。我争强好胜，如果开不了业，要出大洋相。如果当时时兴辞职，我也许就辞职了。

世事的无常和造化的作弄，使得尉文渊这个对命运把握能力极强的人，在当时也常常感觉无能为力。

但尉文渊还是成功了，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那一年他35岁，号称“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刘鸿儒和龚浩成都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既然不出事就是成功，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市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也没有给证券市场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1年，在股份制试点范围很小的情况下，上海证交所关门练“内功”，建立了以电脑自动交易、无纸化、中央结算为核心的业务技术体系。这套体系是领先全球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上海证交所至今仍跻身全球新兴资本市场的前列。

1992年，尉文渊挣脱原有体制的桎梏，自主做出了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1992年5月21日，上海证券市场实现全部放开。在上市公司迅速增加和投资者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通过建立上海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这样的非常规措施，使得异地证券机构冲破地域限制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让上海证交所从创建初期的一个地方性市场迅速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证券市场。

在这个冲击原有体制的过程中，尉文渊在上下左右树立了“不太好管理”的个人形象。当时不少人对他的做法有意见，有些领导还提出要撤他的职。而尉文渊也知道自己屡屡擅自“闯关”，个人可能要付出代价，他曾给市领导写信坦言已准备好随时被“撤职”。

那么，是什么使得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尉文渊在1992年突然激发起了对原有管理体制四处出击的青春荷尔蒙呢？

当时有两个背景不容忽视，第一就是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的南巡，重又激起了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冲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关证券市场的几段话，消除了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争议。

第二个背景其实是前一个的延伸，1992年3月18、19日，为落实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改革精神，朱铭基在厦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去汇报两地股市试点的情况。当时尉文渊正在出访，所以上海证交所是理事长李祥瑞去的。在这个会议上，朱铭基批评了上海证交所发展步子有点慢、没有及时放开股价。当尉文渊从美国回来后，听说朱铭基在会议上批评上海证交所，他正憋着一股劲呢。于是说：“好呀，咱们就干吧！”

所以，1992年的尉文渊是意气风发、信心昂扬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建初期，每一项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我一手主导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能这样工作的！没有意识到，我是有这种能力的！现在反过头来想一想，竟然干了这么多事！竟然干成了这么多事！个人对市场发展过程竟然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