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杯湖与抔湖之异同

位于鄂州市西、雷二山之问的衙门港，有人称之为“杯湖”，有人称之为“抔湖”。称“杯湖”者根据的是《舆地纪胜》《寿昌乘》、光绪《武昌县志》等典籍；称“抔湖”者则根据唐元结的《元次山集》等典籍。2000年出版的《鄂州市志》在《附录·诗文选录》中采用“抔湖”。对此，《江南风》2002年第4期发表了山翁的短文《“杯湖”小考》，明谓《鄂州市志》没有得力的证据，仍依据《舆地纪胜》《寿昌乘》、光绪《武昌县志》等典籍，肯定“杯湖”是对的。《江南风》编辑部在《亟需敲响的风铃》一文中，更断定山翁的文章“勘正”了“谬误”。

我们认为，“杯湖”“抔湖”虽然是一字之差，但不是一个小问题。它牵涉到鄂州市一个景点的命名，牵涉到鄂州对外开放如何称呼这个地方，牵涉到即将校刊重印的《武昌县志》采用何种意见。因此有必要以确凿的史料和典籍为根据，通过分析研究，作一番考辨，甄别“抔湖”“杯湖”之正误。

首先，光绪十一年（1885）刊印的《武昌县志》，基本上是重印乾隆二十八年（1763）编印成书的《武昌县志》。在乾隆《武昌县志》中，对于“抔湖”的地名解以及元结的《抔樽铭·并序》《抔湖铭·并序》《招孟武昌》诗中，共14处都用“抔”，没有一处用“杯”的。我们再上溯到康熙十二年（1673）编印成书的《武昌县志》，其中对“抔湖”地名的解释，也都用“抔湖”，而不用“杯湖”。是不是康熙《武昌县志》和乾隆《武昌县志》都弄错了，而光绪《武昌县志》的总纂柯逢时（字逊庵）纠正了前人志书之误呢？ 我们又查阅了另外的许多资料，认为柯氏总纂《武昌县志》并在他所纂辑的《寿昌乘》中，采用“杯湖”都是不对的。

第二，上海中华书局根据明刻本校刊的《四部备要》，编入了《元次山集》。在《元次山集》二三～二五页中的《抔（薄侯反）樽铭·并序》、《抔湖铭·并序》中，从题目到文句都用“抔”，而不用“杯”。原文的“抔”字后边还用了“薄侯反”注明读音。是说用“薄”的声母“P”和“侯”的韵母“ou”拼成“pou”。

再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查到现存最早的《元次山集》善本是明代正德十二年由翰林院编修湛若水校刊的《元次山集》。清代安徽黄晟《槐荫草堂藏本》中，有这个集子的重刻本。查民国26年编纂的安徽《歙县志》，黄晟，字东曙，号晓峰，乾隆年问歙县潭渡人，居扬州，刻有《太平广记》诸书，以“槐荫草堂藏本”作为藏书印记。其所藏的《元次山集》中，《招孟武昌》诗及《抔（薄侯反）樽铭·并序》《抔湖铭·并序》《退谷铭·并序》中，无论题目和文句，也都用“抔”，而不用“杯”。在第一个题目的“抔”字后边，也用了“薄侯反”注音。

第三，在《元次山年谱》中有一段话，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引录如下：

肃宗宝应元年（762），壬寅。四月改元。次山四十四岁，为水部员外郎。……是岁，次山以老母久病，乞免官归养，代宗许之，拜著作郎，乃家于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渔者称为聱叟，著自释以见意。时孟彦深（士源）为武昌令，与次山过从甚密。郎亭西乳有丛石，石巅有窊，次山修以藏酒，孟士源爱之，命为“抔樽”，次山为铭。抔樽之下有湖，名之曰“抔湖”，次山作《抔湖铭》。湖西南有谷，士源命名之曰“退谷”。次山作《退谷铭》。

第四，《“杯湖”小考》认为《全唐诗》中收录元结《招孟武昌》诗中是用“杯湖”（“杯”是“抔”的后起字）。并以此为据，断定“杯湖”是对的。我们认为这个证据也是值得研究的。

其原因是，成书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至康熙四五十年（1706）十月的《全唐诗》，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共分九百卷。这么大的一部书，钦定由十人编纂，用不到两年的时问编成，其错讹是相当多的。后来人们在编注元次山的诗文集中，凡是编入这两篇诗文的，大多不采用《全唐诗》中的“桮樽”“桮湖”，而用“抔樽”“抔湖”。(www.xing528.com)

其一，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九年（1814）成书的《全唐文》，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领衔，著名学者阮元、徐松等100多人参加编辑校刊，共花六年时问编校成书。它比《全唐诗》晚108年。在《全唐文》卷三八二《元结》中收录了《抔樽铭·并序》《退谷铭·并序》《抔湖铭·并序》三篇文章，其中的题目和文句共有14处都用“抔”字，没有一处用“杯”字。

其二，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结诗解》，其中收录了《招孟武昌》这首诗。编注者聂文郁在注释中写道：“孟彦深，字士源，登天宝二年进士第，曾为武昌令多年。广德元年夏，自武昌调镇湖南，元结与士源颇有来往，诗文中数处提及士源。《抔樽铭》序云：‘石有窊巅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爱之，命为抔樽，乃为士源作《抔樽铭》。其铭文：‘孟公高贤，命曰抔樽。’又《退谷铭》序文：‘时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钓，爱游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铭，以显士源之意。’”在这段注文中，也都用的是“抔樽”“抔湖”。

其三，由我国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郭绍虞主编，由王季思、余冠英、钱仲联、朱东润、肖涤非等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参加编校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198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卷314页，有关元结评传作了如下一段表述：元结曾有抔樽、抔湖、退谷三铭，《招孟武昌诗序》中说：“漫叟作退谷铭，指曰：干进之客，不得游之。作抔湖铭，指曰：为人厌者，勿泛抔湖。”此处亦采用“抔湖”，而不用“杯湖”。

第五，元次山、孟士源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在《礼记·礼运》中有“汙尊而抔饮”一语。此处“汙”字读“窊”（wà），也是同“窪”同“洼”的意思。句意是“窊尊而抔饮。“抔樽”也就是抔饮之樽；“抔湖”也就是抔饮之湖。用“抔”也合乎隐居者的风度。如果用“杯”，仅言其小，也显得俗气。

再说，“桮”和“尊”这两种器皿在我国先秦时期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说文解字》中称：“古以桮盛羹，桮圈是也。”“尊，酒器也，别制罇、樽为酒尊矣。”“桮圈”亦是“桮棬”“桮盘”。根据《辞源》的注释，桮是枝条做成盘状，再以漆制成桮盘，用以盛羹。“羹”是什么呢？ 许多学者认为，“羹”不是汤水，而是一种带汁的肉，类似今天的红烧肉。所以《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意思是说：我曾经同你约为兄弟，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你一定要烹掉你的老子，就希望分给我一盘带汁的肉。

“桮”既然可以盛带汁的肉，当然也可以用来盛酒。所以，唐代人用它来饮酒。故唐诗中有“将进酒，桮莫停”，“劝君更进一桮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许多诗句。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一些人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桮”和“樽”这两种形状不同的器皿来给一个巅端有窊的石头命名呢？ 因此，以“抔樽”命名，可以无疑矣。

第六，柯逢时疏于考证，误在光绪《武昌县志》和他所纂辑的《寿昌乘》中采用“杯樽”“杯湖”，这同他的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经历主要是做官。比他略早一点的鄂州籍的另一个人物叫王家壁（字孝凤）。此人学识渊深，曾经得到张裕钊、吴汝伦等尊崇为老师的曾国藩的赏识。他个人编了一部《武昌县志》初稿。这一点，主修光绪《武昌县志》的知县钟桐山在《重修武昌县志序》中也是承认的。他说：“王孝凤（家壁）廷慰精心总纂，经有年所，卒以经费难筹，辍焉中止。”在王氏志稿中，元结的有关诗文也都用“抔”，而不用“杯”。王家壁还对家藏的乾隆《武昌县志》中“抔湖”地名解的一段原文改道：“抔湖——樊山郎亭之问，方一、二里，有抔湖。唐县令孟士源游退谷，必泛此湖。唐元结以湖在抔樽之下，因名抔湖，有铭。或称“杯湖”者，误。”这里，王家壁明确指出：称“杯湖”是错误的。王家壁又写道：“家壁按：次山抔湖铭序，北汇樊水，南涯郎亭，湖当在寒塘接胍棰外，其地今已沦入江中矣。”王家壁修改乾隆《武昌县志》的这段文字及其另加的按语，其墨迹尚在。

以上这些，说明《鄂州市志》将唐元结的两篇诗文中“杯湖”统统校勘成“抔湖”是有根据的，而且合乎《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我认为，对于名胜古迹的一些景点的名称，因其由来有自，且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大家依据不同的资料，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进行质疑探讨，这是正常的。不过作为“勘正”和定名，则需谨慎为文，更应以系统而全面的考据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