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武昌县志》事误考辨与刊误校正

光绪《武昌县志》，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知县钟桐山主修，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柯逢时总纂，三名贡生担任分修，两名举人担任校对，三十六名诸生（俗称秀才）负责采访收集资料，在王家壁撰写的《武昌县志》手稿的基础上，分工合作，修订补充，编纂成书，共八册，二十六卷，用木刻版印刷，计一千零三十三页。这部书问世，至今已有二百三十多年了，虽有大户名人收藏，但因战乱兵燹之祸，几乎毁损殆尽。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志，寻访此书，全县民问仅存一、二部，很难借阅。台湾鄂城同乡会，出于对家乡的怀念，曾影印了这部志书。当时，海峡两岸，尚未“三通”，极少数人通过亲属关系，得到志书的影印版。

《鄂州市志》的上限，要求承接《武昌县志》。我担任《鄂州市志》主编，必须阅读《武昌县志》。通过私人关系，借阅并私自花钱复印了原版和影印版《武昌县志》。两个版本的版面和文字无异，只是页码不同。原版用双页纸，正反两面共一个页码，用汉字数字编排页次，而且分卷编排。影印版每单面一个页码，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全书统一编排页码。

通过阅读志书，深感光绪《武昌县志》资料翔实，编排合理，结构严谨，行文简洁，是一部进行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但由于受历史条件制约，难免引入事件有误，文句中亦多脱漏和衍文，加上没有标点符号，令人阅读困难。鄂州市政府责令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此书。市志办将点校任务委托我承担。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问，点校了此书，由市志办刊印发行。并作为礼物，赠送给鄂州籍在外地工作的知名人士，得到他们的喜爱。现将点校过程中发现的讹误考辨校正举例如下：

一、事误考辨

1.《武昌县志》卷一“沿革”：“唐为樊国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这句话是从南宋人罗泌著的《路史·国名纪》中截取的。《路史·国名纪》云：“樊，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原文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这句话本身就牵强附会。樊仲文与樊国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姓樊的人，能证明一个樊国的存在么？ “今武昌有樊山”，也不能说明武昌古代是樊国。这里，“唐为樊国”，是《武昌县志》编者臆断加上的。比罗泌生活早几十年的北宋人苏轼游过樊山，并写下一篇《樊山记》。他说“樊山”，有人称“燔山”，“岁旱燔之，起龙致雨”。也有人说是“樊氏居之”，所以叫“樊山”，“不知孰是”。完全没有提到因为古有樊国而使山得名。志书属信史，不能录用这种证据不足、似是而非的资料。故《鄂州市志》不取此说。

2.《武昌县志》卷一“沿革”：“夏为鄂都。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徒之于许、郢之问”。这几句话，摘自《史记·殷本纪》唐代司马贞注释《史记》的《索隐》。司马贞是说：唐国，本来是尧的后裔，封在夏朝建国的基地上，而建都于古鄂国的都城。古鄂国，就是今天大厦这个地方。到了周成王灭唐（实际上成王年幼，唐国作乱，周公诛灭唐国）之后，把尧的后裔，迁徙到许、郢之问。根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今山西乡宁县）东二里。”又根据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许、郢之问，即今之唐州也。”笔者按：唐代的唐州，是贞观九年（635）改显州设置的，辖泌阳、桐柏、社旗、方城、唐河等县，治在河南泌阳县（今唐河县）。可见，事件及其发生地点，均与武昌县无关。这里，有必要追述一段历史：早在四千多年前，黄帝的姞姓子孙，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流域和汾河流域之问的乡宁县一带，以捕鳄鱼为职业，建立了古鄂国。乡宁县至今还有古鄂国都城遗址。大约三、四百年之后，公元前2205年，夏王朝建立，夏禹王封尧的后裔为唐侯，在夏王朝的属地（夏都在今山西夏县）建立唐侯国，以古鄂国的都城为国都。这就是“封在夏墟，而都于鄂”的意思。到了夏朝，鄂国已经不存在了，哪能“夏为鄂都”呢？ 《武昌县志》说“夏为鄂都”。这不仅张冠李戴，且事理不通。应该说古鄂国的都城，到了夏朝，为唐国都城，不是“夏为鄂都”，而是夏为唐都。所说的地点，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

又过了一千多年，大约公元1100年前，周成王时期，尧的后裔唐国作乱，成王年幼，周公诛灭唐侯，把他的族人迁徙到许、郢之问。再后来，周成王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到唐国地方，为唐侯。这就是成王以桐叶封弟的故事。叔虞死后，儿子燮登侯位，把唐侯改为晋侯。这就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开始。

以上事件及发生地点，与湖北武昌县（今鄂州市）毫无联系。《武昌县志》引文有误。

3.《武昌县志》卷一“沿革”：“殷为鄂都。帝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所谓大厦有鄂氏。”这三句话没有逻辑联系，互相靠不拢。“殷为鄂都”，没有根据。“帝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摘自《史记·殷本纪》。《殷本纪》原文为：“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hǎi，酷刑，剁成肉酱）九侯。鄂侯争之疆，辨之疾，并脯（酷刑，剁成肉干）鄂侯。”宋裴骃《史记·集解》：“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有九侯城。”又引徐广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县）有邘城。”可见，九侯城、邘城，都在河南省北部，靠近纣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商代的鄂侯，势力很大，地位很高，成为纣王的辅国大臣，位列三公。其事件与发生的地点与武昌县无关。“所谓大夏有鄂氏”一句，不仅没有证据，而且下边所引的注文，相当杂乱，没有说服力，不足为解。

4.《武昌县志》卷九“古迹”：“元结宅在县西五里。”并引用《舆地纪胜》为据：“寒溪即元次山故居”。元结隐居的地方，就在县城的西边，志书编者只要参照有关资料，实地察访一下，就可以断定，何必要引用南宋时期浙江金华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呢？ 王氏远在千里之外，怎能了解武昌县的历史地理情况呢？ 比如“抔湖”的具体点。元结在《抔湖铭并序》中说：“抔湖东抵抔尊，西侵退谷，北汇樊水，南涯郎亭”。说得清清楚楚。《舆地纪胜》说：“抔湖今不可考”。又说：“今已沦入江矣。”王氏说的元结宅的位置乃是凭听信得来的二手材料，不准确。元结宅不应在寒溪。元结在《退谷铭》中自称“退谷漫叟”，则其宅应该在退谷。又在《樊上漫作》诗中说：“漫家郎亭下，复在樊水边。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门前。”可知他家在樊水岸上，船可到达家门前。宋代薛季宣《送张慒还停舟樊港访退谷》诗：“送客过樊溪，停桡退谷口。不见元次山，静立踌躇久”。可见，元结宅，应该在退谷口的樊水岸上。《舆地纪胜》所云，不足为据。

5.《武昌县志》卷九“古迹”：“退谷在樊山、郎亭二山之问，唐元结避难樊上，爱游此谷”。这里“避难”二字，不合元结生平事迹。《新唐书·元结传》云：“结摄领府事（元结代理主持山南东道节度府政事），会代宗立（恰逢唐代宗即位），固辞（决意辞官），丐侍亲归樊上（乞求奉侍母亲归隐樊水岸上）”。又《全唐诗》卷241载元结《漫酬沔州》诗云：“天子许安亲，官又得闲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漫。”《新唐书》“侍亲归樊上”和元结自己说的“自家樊水上”，都无“避难”之意。近人编著的有关元结的论著，都说到元结因母老多病，辞官奉养，得到唐代宗诏许，特授著作郎（虚职）。故元结说：“天子许安亲，官又得闲散”。元结曾经有一段避难生活。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初期，他徙家至猗犴洞（即今黄石市西塞山飞云洞），因此，他又称“猗犴子”。说他“避难樊上”，是不确切的。

二、刊误校正

1.卷一，山川，原版第十九页反面（影印版98页）末行：“汉至豫章郡彭泽县下云”。其中，“汉至”应是“汉志”，“至”是“志”之误。“汉志”指《汉书·地理志》。

2.卷二、津梁，原版第五页正面（影印版111页）末行：“癸未水圯，丕承子德崇重修。”其中，“水圯”（yí）应是“水圮（pǐ）”。“圯”是“圮”之误。圯，是桥；圮，毁坏。句意是：癸未年大水，把桥冲垮了，丕承的儿子德崇重新修建。还有第五页反面（112页）顺第十二行的“既圮”；第六面反面（114页）倒第二行的“今圯”；第七页反面（116页）顺第三行的“水圯”；第八页反面（影印版118页）大字顺第七行的“石桥久圯”等的“圯”字，都是“圮”字之误。

3.卷二、水利，原版第十四页正面（影印版129页）顺第八行：“三坂，曰上西洋坂，中西洋坂，下西洋坂，此三坂人稠地宽。”此处五个“坂”字，均为“畈”字之误，坂，山坡、斜坡地。“畈”，平畴，大片平田。当地人称“西洋畈”，不称“西洋坂”。

4.卷三，城池原版第二页反面（影印版150页）倒第六行：“畫遉宵逻”。其中，“畫”为“書”之误。四字的意思是说：白天视探，夜晚巡逻。“遉”，音侦，探视。“書”，今简化为“昼”。

5.卷三，物产，原版二十一页正面（影印版187页）倒数第一行：“有楮，有冬青”。“有榖”是“有楮”之误。榖，音觉，木名。这里讲的是木类，不是讲农作物。“榖（谷）”在粮食作物类。

6.卷四，赋役，原版第一页正面（影印版197页），倒第一行：“悉行割免”。“割”为“豁”字之误。《辞源》并无“割免”一词。“豁免”，免除，是古人常用词汇。

7.卷四，赋役，第一页反面（影印版198页），倒第五行小字：《考文献通》，应是《文献通考》之误。《文献通考》，元代马端临撰，全书三百四十八卷，是记载典籍的书。

8.卷四，赋役，原版第八页正面（影印版211页）顺第二行：“年成颇丰穩”。“丰穩”应是“丰稔”，“稳”是“稔”之误。稔，庄稼成熟。丰稔，丰熟。“丰穩”，不通。

9.同上页，倒第六行：“冘费之在上者也”。“冘”为“冗”之误。“冘”，同“猶”（犹），狐疑，犹豫不决。“冗”，多余，烦琐。如：冗员，冗杂。“冗费”，费用繁多。

10.卷四，赋役，原版第十七页反面（影印版230页）小字顺第十三行：“门子一名，工食两七两二钱”。其中“工食两”应是“工食银”，“两”是“银”之误。门子，守门的人，工食费银七两二钱。

11.同上页，顺第十四行：“存银六两，早隸四名”其中，“早隸”应是“皂隸”，“早”为“皂”之误。“皂隶”，在官衙当差的人，穿着皂色的衣服。“隸”，今简化为“隶”。

12.卷六，寺觀，原版第十七页正面（影印版341页）小字顺第十行：“觀南诸上人守城勿替”。“守城”应为“守成”，“城”为“成”字之误。是说观南等僧人保持已取得的成就没有变更。古人将“创业”与“守成”二词对举。守成，守住已成功的业绩。

13.同上页，倒第四行：“畫夜流汩汩”，应是“書夜流汩汩”。“畫”字是“書”（昼）字之误。“汩汩”应是“汩汩”之误。“汩”，水名，汩罗江。“汩”，“汩汩”，水急流的样子，亦作水流汩汩发声。

14.卷六，寺觀，原版第三十一页反面（影印版370页），倒第一行：“开成二年二十七日”，应该是“开成二年二月十七日”。“年二”后边脱了“月”字。又倒第五行小字：“有山一嶂，竹一一園，田一石五斗”。其中，“竹一一園”，应该是“竹一園”，“一”字多了一个，为衍文。

15.卷六，寺觀，原版第三十三页反面（影印版378页），顺第六行：“同治年重修”。“年”字后脱了一“问”字，应是“同治年问重修”。

16.卷七，学校，原版第一页正面（影印版381页）顺大字第四行下小字：“庾亮武昌问置学宫教人重交而轻赊”。文句应是：“庾亮镇武昌，置学宫施教，人情重交而轻赊”。原文“庾亮”后脱一“镇”字，“教”字前脱一“施”字，“武昌”后多一“问”字。原文脱字衍字，又无标点，不易读通。

17.卷七，学校，原版第三页反面（影印版386页），小字顺第六行：“庙后有堂扁曰明伦堂后有楼扁曰尊经”。文句应是：庙后有堂，堂中匾文曰“明伦”。堂后有楼，楼上有匾文曰“尊经”。“日”字均为“曰”字之误。

18.卷七，学校，原版第十一页正面（影印版401页），小字倒第四行：“道光辛卯夏五大水，自五丈港倒灌南湖。”原文“夏五”二字后边脱一“月”字。应是：“道光辛卯夏五月大水，自五丈港倒灌南湖。”

19.卷七，学校，原版第十三页反面（影印版406页）大字顺第一行：“孔忠公西針颜之僕施之常”。文中“公西針”（音针）应为“公西华”。公西华，姓公西，名华，字子华，孔子的学生。

20.卷七，学校，原版第十九页反面（影印版418页），大字顺第一行：“至正中达噜噶齐铁山重建燬于兵基址尚存”。“燬”字前边脱了一“後”字。这几句文字应是：“至正（元代年号）中，达噜噶齐（知府知县之副职官名）铁山（人名）重建，后毁于兵，基址尚存。”

21.卷七，学校，原版第二十页正面（影印版419页），小字顺数第七行：“既定盟以是年七月望。”其中，“以”相当“于”。于这年七月的望日。

22.卷七，学校，原版第二十五页反面（影印版436页），小字倒第六行：“烟火万家估家帆樯往来”。其中，“估”应是“贾”。古代行售者曰“商”，坐店售者曰“贾”。贾家帆樯，指商家货船。

23.卷八，兵事，原版第二页反面（影印版436页），倒数第四行：“十余万太康元年濬破夏口武昌”。“十余万”应是“十余里”。“萬”为“里”之误。是说：晋兵浮江而下，战船沿江东西二十余里。晋武帝太康元年，西晋大将王濬攻破夏口和武昌（今鄂州市）。

24.卷八，兵事，原版第三页正面（影印版437页）倒第五行：“郭敬率骑攻撫，撫不能守，率所倾奔武昌。”“所倾”，应为“所部”。“倾”为“部”字之误。撫，周撫，人名，王导的从事。

25.卷八，兵事，原版第六页正面（影印版443页），倒第五行小字：“定州刺史杜多安”。“多安”为“幼安”之误。幼安，人名，任定州（今河北定县及其邻县）刺史。(www.xing528.com)

26.卷八，兵事，原版第八页正面（影印版447页）顺第二行：“余众奪战艦丑百艘”。“丑”字应是“五”字之误。五百艘。

27.同上页，小字倒第六行：“为狼兮豖为虎豹貅”，应为“虎豹貔貅”。“貔貅”，猛兽，有时比喻猛将。此处“貅”前脱一“貔”字。

28.卷九，古蹟，原版第七页反面（影印版474页），大字顺第八行：“遗兵逼西阳王羕侃整阵於钓台为后继。”这几句引文有误，据《晋书·陶侃传》云：“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於钓台为后继。”这里是说，侃抓住了几个人，得知是王羕左右的人为盗，就以兵逼他出来，向贼进剿，自己整阵于钓台为后继。

29.卷九，古蹟，原版第八页反面（影印版476页），倒第三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使吏”应为“佐吏”。“使”为“佐”之误。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

30.卷九，古蹟，原版第九页反面（影印版478页）小字倒第五行：“唐李日《陪宋中丞武昌夜饮》。”“唐李日”应是“唐李白”。“日”字为“白”字之误。

31.卷九，古蹟，原版第十七页正面（影印版493页），小字顺第三行：“盡（尽）土邶”，应是“盡土邱”。“邶”为“邱”字之误。

32.卷九，古蹟，原版第十八页反面（影印版496页），小字顺第一行：“故亭日名艮止”。应是“故亭名曰‘艮止’”。“日”为“曰”字之误，“名”字应在“曰”字之前。

33.卷九，古蹟，原版第二十二页正面（影印版503页）顺第十行：“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山二十步之路隅。”句中的“山”字是衍文。文句应是：“寒溪堂舊（旧）址在今堂西二十步之路隅。”“步”，长度单位，五尺为步。

34.卷九，古蹟，原版第二十二页正面（影印版504页），小字顺第三行：“桃李催璨”。应是“桃李璀璨”。“催”为“璀”字之误。

35.卷九，古蹟，原版，第二十四页反面（影印版508页）顺第八行：“退谷独为吾规，于进之客，不羞游之。”“于进之客”应是“干进之客”，“于”乃“干”字之误。唐元结退隐武昌樊山与郎亭山之问的退谷，不喜欢“干进”追求功名之人游退谷。元结《退谷铭》原文是“干进之客，不得游之”。“羞”或为“得”字之误。

36.同上页，顺第五行和顺第八页之“日”字，都是“曰”字之误。

37.卷九，古蹟，原版第二十五页反面（影印版510页）小字倒第六行：“武昌江岸为界，磯属黄恭”。“黄恭”应为“黄崗”之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樊口一带属黄冈县。

38.卷九，古蹟，原版第二十九页正面（影印版517页），倒第五行：“金牛堆……舆地记云”。“舆地记”应为《舆地纪胜》。

39.卷九，古蹟，原版第三十三页正面（影印版525页），小字顺第三行：“游鱼樣春水，归鸟喧暮林。”“樣”为“漾”字之误。应是“游鱼漾春水”。

40.卷九，古蹟，原版三十四页正面（影印版527页），小字倒第一行：“飘风五日暗江陲，兀坐孤篷玩绿蔍”。“蔍”为“藨”之误。“藨”，草本植物，茎三棱形，叶条形，花褐色，果卵形，茎可织席、编草鞋、造纸。

41.卷九，古迹，原版三十六页反面（影印版532页），小字顺第七行：“君言西山顶，自古流自泉”。“自泉”应是“白泉”之误。查苏轼《杜沂游武昌以菩萨泉见饷》诗：“君言西山顶，自古流白泉”。

42.卷十一，官师，原版四十页正面（影印版715页），顺小字第十二行：“王十四年”，应是“三十四年”之误。据查，张炜，直隶丰润人，康熙三十四年，任白浒镇巡检司职官。

43.卷十二，官师二，原版第二页正面（影印版735页）顺第四行：“所任心無適莫”。此处，“適（适）莫”二字颠倒了，应该是“莫适”。“心无莫适”，意思是心中茫然，无所适从。

44.卷十二，官师二，原版第五页反面（影印版742页）顺第七行：“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堾确”。“堾确”应是“瘠确”之误。“瘠确”，土地瘠薄而多石。

45.卷十二，官师二，原版二十页反面（影印版772页）顺第一行：“因兄祜河南自寍晋徙家洛阳”。“河南”二字应移至“洛阳”二字的前边。文句应是“因兄祜自宁晋（县名，在河北省）徙家河南洛阳。”“寍”是“宁”的古字。

46.卷十二，官师二，原版第二十五页正面（影印版781页），倒第五行：“王家録字愧修，号鹉洲”。句中“字”是“字”之误。王家録，字愧修，号鹉洲。

47.卷十三，选举，原版四十五页反面（影印版886页）第二格：“同治八年庚午。”据查，同治八年为己巳。“庚午”是“已巳”之误。同治九年，才是“庚午”。

48.卷十五，原版二十一页正面（影印版949页），倒第一行小字：“子守仁”，应为“侄守仁”。“子”是“侄”字之误。因守仁是饶上珍的儿子，饶佐廷之侄。

49.卷十七，人物·忠义，原版第二页（影印版1046页），顺第六行：“贼怒毒仗之”。“仗之”应为“杖之”，“仗”为“杖”之误。“杖之”，用棍棒打他。“毒”，狠毒地。

50.同上页，倒第一行：“取囊中石擊之骂不绝同时死者数十人。”“骂不绝”应是“骂不绝口”。“绝”后脱一“口”字。

51.卷十七，人物·忠义，原版第三页反面（影印版1048页）顺第一行：“李华起峡山索粮于张锦还义不附”。此处，“义不附”前边应有“锦还”二字。李华向张锦还索粮，张锦还坚持正义，不归附。

52.卷十七，人物·忠义，原版第八页反面（影印版1058页）顺第四行：“咸丰三年粤贼陷贼，毁廨署”。“陷贼”应是“陷城”之误。“粤贼”，指太平军。太平军曾四次攻下武昌县城。

53.卷十八，人物·孝友，原版第十三页正面（影印版1093页）倒数第四行：“嗜密饴，颐沽余沫”。“颐沽余沫”应是“颐沾余沫”。“沽”是“沾”之误。句意是：吃稠密的糖膏，下巴两边还沾有余沫。

54.卷二十一，義行，原版第六页正面（影印版1185页）顺第六行：“里有贫之不能殡葬者”。“贫之”应为“贫乏”，“之”是“乏”字之误。同里的有贫乏不能埋葬的人，就出钱帮助购棺木埋葬。

55.卷二十一，義行，原版第八页正面（影印版1187页）倒数第四行：“子家型岁贡均则训导家睦瀍侄辉俱诸生”。句中“均则”应是“均县”。这句话断句为：“子家型，岁贡，均县训导；家睦、家瀍、侄辉、俱诸生”。意思是：儿子名家型，是岁贡生，任均县训导（学官），儿子家睦、家瀍、侄儿家辉，都是诸生（秀才）。“则”字是“县”字之误。

56.卷二十一，義行，原版第九页反面（影印版1190页）第一行：“户鄰颜其堂曰贞母宜龄”。“颜其堂”应是“额其堂”，“颜”为“额”字之误。句意是：户族和邻居们挂匾额在他的厅堂上，文曰：“贞母宜龄”。

57.卷二十二，耆寿，原版第四页正面（影印版1217页）大字顺第三行：“潘普占神二里人常出赀修建宗祠”。文句为：“潘普占，神山乡二里人，尝出资修建宗祠。”“常”为“尝”字之误。“赀”同“资”。“尝”，曾经，合乎事理。“常”，经常，不合事理。宗祠不需要经常出资修建。

58.卷二十三，隐逸，原版第五页正面（影印版1237页）倒第六行：“晚年诗洒自娱”。应是“晚年诗酒自娱”。“洒”是“酒”字之误。

59.卷二十四，列女，原版三十三页正面（影印版1305页）倒第六行：“方截髪誓志”。“方”为“乃”字之误。

60.卷二十四，列女，原版六十二页反面（影印版1364页）倒第二行：“为作贞女传勤石城西”。“勤石”应是“勒石”，“勤”为“勒”字之误。文意是：为她作《贞女传》，刻石碑立于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