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量考古资料说明，早在4000多年以前，山西省西南部黄河流域和汾河流域之问的乡宁县一带，就盛产一种鳄鱼。同乡宁县相近的翼城县曾出土很多鳄鱼化石，世界古生物学家公认定名为“汾河鳄”。同乡宁县相邻的襄汾县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鳄鱼皮制的鼍鼓。与此同时，黄帝二十五子中的姞姓子孙以捕鳄鱼为职业的古鄂氏族，最初就生活在乡宁县一带，并建立了古鄂国。其都城遗址，就在乡宁县。据唐朝初年李泰的《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北魏以今乡宁县境置昌宁县）东二里。”《隋书·地理志》：“昌宁县有鄂山”。《水经注》：“河水南至鄂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入河。”《读史方舆纪要》：“鄂水出（乡宁）县东五十里之宋家沟，西流入黄河。”这里，鄂城、鄂山、鄂谷、鄂水等古地名，都是古鄂氏族、鄂国存在的佐证。
“鄂”字的形体是由鳄鱼的“鳄”（亦作“鱷”）字演变来的。甲骨文、金文中的“鄂”字，都多口字，形体复杂，这里不作介绍。
小篆中的“鄂”字为“
”，后来演变为“鄂”。“鄂”的字音由鳄鱼的发声而来。鳄鱼常在夜问吼鸣。古人称为“鼍鸣应更”。一更一鸣，二更再鸣。其声如“鄂”音（参见《辞海》1980年中华书局重印版）。鳄鱼的用途颇多，肉可食，皮可蒙鼓，名曰“鼍鼓”。鼍鼓可用于祭祀、欢庆和擂鼓进军等。因此，在古代，捕鳄这个职业是一个社会需要的职业，也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职业。晋代刘渊林在《吴都赋》注中说：“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喙长三尺，甚利齿。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在唐代，南方鳄鱼成灾，危害人畜，影响人民生活。唐宪宗元和年问，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把鳄鱼当神物，向鳄鱼说好话，劝它远离，到海里去，不要危害百姓。
鄂氏族在今山西乡宁县建立鄂国，大约三四百年后，约公元前2205年，夏王朝建立。夏禹封尧的后裔为唐侯，建立唐侯国，地点也就是鄂氏族建国的所在地，今乡宁县一带，并以鄂国的都城为国都。《史记·索隐》说：“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在今大夏是也。”这里说的“夏墟”“大夏”，都在山西省西南部，也就是鄂氏族的所在地。《乡宁县志》称：“乡宁，古为大夏地。”夏禹建都安邑，汉置安邑县，即今山西夏县。县城西北十五里有禹王城，为禹建都所筑。夏县、翼城、乡宁都是夏禹的领地，都在大夏。
鄂族的领地及都城被占领之后，从夏禹王到商纣王，大约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其问约经过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问，鄂族沿着黄河向下游迁移，到达河南黄河南岸的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县）一带定居，逐渐成为势力强盛的氏族。其首领鄂侯成为纣王的辅国大臣。《史记·殷本纪》有段记述云：“（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酼（hǎi，暴刑，剁成肉泥）九侯。鄂侯争之疆，辩之疾，并脯（fǔ，暴刑，剁成肉干）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后为周文王）于美里。据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又据《汉书·地理志》：“河南汤阴有美里地，即西伯所拘处”。又《史记·集解》：“邺县有九侯城。”邺县故城在河北临漳县北。由此可见，鄂侯城、九侯城、邺县故城，都靠近纣都朝歌。
在商纣王时，鄂族已成为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的氏族。鄂侯被杀以后，其族人向东南方向迁移，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阳盆地，建立鄂侯国，都城在南阳市北面。西周王朝利用他们防范南淮夷、东夷民族，作为南方的屏障。根据上海、洛阳等地博物馆珍藏鄂叔簋（guǐ，盛黍稷的器皿）、鄂季簋、鄂侯御方鼎等铭文分析，西周早期、中期，周王朝与鄂侯的关系密切。据鄂侯御方鼎铭文记载：周厉王（前878—前841年在位）南征淮夷回师，经过鄂国，受到鄂侯御方的朝见。御方陪周厉王共宴、会射。厉王赐他玉、马、矢。御方以此为荣，铸鼎铭永记。被封在南阳为侯国的这支鄂族人，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至御方执政时期，势力很强。御方后来同周王朝的关系不和，率领南淮夷、东夷反叛周王朝，一度取胜。周王朝一片惊慌。再根据《禹鼎》铭文记载，周王朝命令西六师、殷八师“扑伐鄂侯御方”，要斩尽杀绝，“无遗寿幼”。结果双方互有胜负，相持不下。虢武公派遣一个叫做“禹”的人率兵车百乘，前去助战，才打败鄂军，俘虏鄂侯御方。王朝军队并没有执行“无遗寿幼”的命令，又把御方放了，仍保留鄂侯、鄂国的封号。“禹”为了记载自己的功绩，铸成《禹鼎》铭文。史称南阳的鄂国为“西鄂”。《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西鄂，即指此。西鄂，后为楚所灭。
向东南方向迁移的鄂族人，大约在今随州有过停留，故今随州羊子山墓葬中，有鄂侯国的青铜器。这支鄂族人迁移到达湖北长江南岸与梁子湖之问一带地方定居下来。到周夷王时期，也已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成为势力强盛的氏族，建立了鄂国（史称东鄂）。其都城在今大冶金牛镇鄂王城村（原属鄂城县，1956年划属大冶）。其领域包括武昌（今鄂州市）、沙羡（治在金口）、咸宁、阳新、嘉鱼、蒲圻、崇阳、通山、江夏（治在武汉市武昌区）等县之地。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问民和，乃兴兵伐庸（治在房州竹山县）、杨粤（今阳罗、黄冈、巴河一带），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即不遵守周王朝的封号）。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都江陵），中子红为鄂王（以鄂都为国都），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在今九江湖口），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此，长江南岸的鄂国为楚占领。
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鄂地为鄂县（其领地仍为原鄂国领地），属南郡。
汉置江夏郡（治西陵县，即今武汉市新洲区），领十四县，鄂县属江夏郡。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迁来鄂县袁山（今名西山）建立吴国。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并设立武昌郡，辖武昌（今鄂州市）、沙羡、下雉（在阳新县东南部，晋并入阳新县）、柴桑（九江市西南）、寻阳（湖北省广济县东北部，黄梅县西南部，东晋县治移到江南，与柴桑合并）、阳新六县。孙权利用汉代灌婴在今鄂州市城区所筑的城墙遗址为基地，修筑吴王城。吴王城的城基至今还清晰可见。武昌郡治和武昌县治都在今鄂州市城区。(www.xing528.com)
西晋时，武昌郡的寻阳、柴桑二县划出，置寻阳郡。元康元年（291），武昌郡划属江州。东晋建武元年（317），江州治所由浔阳移至武昌（今鄂州市城区）。
南朝刘宋时期，武昌郡由江州划属郢州（治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
隋开皇九年（589），改郢州为鄂州。以郢州治为鄂州治（在今武汉市武昌区），“鄂”字便由古鄂县之中心地西移到古鄂县之属地今武汉武昌了。为后来湖北省简称“鄂”奠定了基础。
唐元和元年（806），鄂州设立军事建制，称“武昌军”。武昌军治亦以郢州城为武昌军城。今鄂州市城区为武昌县城。“武昌”之名，也由武昌郡之中心今鄂州市西移到武昌郡的属地今武汉之武昌了。此时，既有武昌军城，又有武昌县城，故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孙权故城下怀古兼送友人归建业》诗中有“上下武昌城”之句。
“武昌县”这个县名，从孙权于公元221年设武昌县起，一直沿用到民国二年（1913年），经历1692年的历史。民国二年，废武昌府，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同时，将沿用一千多年武昌县名，改为寿昌县。因此时江西省有寿昌县，第二年，依据本境有鄂王故城，又将寿昌县改名鄂城县。至1983年，撤县建立鄂州市，延用69年的鄂城县之名，从此终止了。
以上，从鄂氏族起源、迁徙及演变的历史，说明鄂县、鄂省名称的历史由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进行校正和补充，更期待学者方家们批评指正！
[1]郭宇延.鄂侯故处祈昌宁[J].北京：中国县域经济报（54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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