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志”,这是人们在写志书序言或在修志工作会议上讲话常用的词语。余以为不尽如此。
时维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是修志的好时机,好条件。但是,主事者是不是热衷于修志,这还要看其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修志认识的深浅。有的虽身处盛世,并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主宰,却把修志看作非关己事,对修志事业不关心,不支持,使本地方、本部门的修志工作不易开展。相反,即使是在乱世,主持者是文化智识之士,对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能排除各种社会阻力,克服经费等各种困难,倡导修志,组织修志,并务使其成功。这种人,是修志的智者。因此,我提出“智者修志”的命题,更符合修志的历史事实。
三国魏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为李陵投降匈奴说了几句开脱的话,汉武帝降罪,给他以宫刑。他含冤忍辱,继续修史,终于撰成了流传千古的《史记》一书。
南北朝时期,北方“五胡”入华,南方六朝更替,政局混乱,战争频繁,而南齐学者陆澄,梁代文人任昉,相继辑成志书252卷。
北宋王朝,与西夏、辽、金并存,战争相继不断,却三令五申,要各州郡编造图经(即志书)。宋真宗时期,编成《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欧阳修独自完成二十四史之一的《新五代史》一书的编纂。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却编成志书两百多种。
清王朝(1616—1911)三百年问,先有平定“三藩”、准噶尔部、西藏叛乱之战,后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战、中日甲午之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战,等等,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内乱外患,战火连年,割地赔款,财政拮据,民生凋敝。然而有识之士,临乱不惊,临危不惧,克服重重困难,修成志书六千余种,为历代之最。光绪《武昌县志》,就是在当时条件下,由知县钟桐山筹慕经费,聘请文士修成的,成为今鄂州市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民国政府成立仅二十八年,其中经历两年多的北伐战争,十三年的军阀混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可谓是一个乱世。然而在一批智者的努力下,编修成了一千五百多部志书。两百多万字的《清史稿》,就是民国二年至民国十六年,由赵尔巽等有识之士编纂成书的。中国现存民国以前的志书八千余种,无不展示智者的丰功伟绩和光辉风采。(www.xing528.com)
我们今天的社会,可称得上盛世。上世纪80年代,全面开展第一轮修志工作,修成各类志书五千余种,成绩斐然,史无前例。可是,有些财力、物力、人力充裕的部门,并没有完成修志任务。尤有甚者,一位地市级主要行政领导,三年不给修志部门拨一分钱经费,不看上级有关修志文件,不听修志情况汇报,甚至拒绝听取传达省委书记、省长专门召开的修志工作会议精神,使志书出版时问,推迟了三年。后来,在新任领导的支持下,志书才得以评审出版。
智者修志,关键在于领导。领导是智者,明白人,就能修成志,修好志。当今,在众多的国家机关和部门中,国家烟草局的领导,表现出超凡的智者风范。他们首创在全国烟草系统全面开展修志工作,要求全国烟草系统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组织精干的修志班子,聘请修志专家,培训队伍,安排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收集资料,编写志书。上限时问,要求追索到明代万历年问,烟草从东南亚传入中国。在编修志书过程,不断地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并抽调人员,从事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格评审关,下一级编修的志书,要经上一级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因此,在全国各级编修的烟草志书中,涌现出一大批精品良志。这是智者的功绩,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一大批不朽的珍品。
在第一轮修志进程中,政府部门也有这样的领导,上级关于修志的文件,收发室也收到了,上级派来的督办人员,他也派人接待了,不得已,就交待办公室抽调两三个能写一般应用文的职员,抄录历年来的工作计划、总结、报告,汇成资料简辑,称之曰“志”。拿到领导班子的会议上评审,大家赞誉一番,表示通过。类似这种情况,如何保证志书质量呢? 不可否认,第一轮修志出版的志书中,不合中央文件精神者有之,不合志书体例者有之,自相矛盾、不能反映事物发展规律者有之。笔者曾经参加一部志稿的评审会,在意见迥然相反的情况下,说了这样的话,把这个志稿拿去印刷出版,装帧精美一点,印上题签,又有谁去通读,说这不是一部志书呢?
今天,党中央对修志事业极其重视,各省、市都设有专职或兼职常设机构,是编修志书的大好时机。人言“修志者不得志”。在追求升官发财者看来,可能是这样;如果从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意义看来,修者志可以大伸其志。修志的主持者和编纂人员,当以“智者”的情怀和才能,做到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今天的盛世,修出合乎质量要求的志书来。
本文曾发表于2005年《湖北方志》《湖北烟草》报,此次入编,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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