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市各部门志主笔培训会上的讲话：文人与修志

（2009年3月）

今天到会的都是各部门挑选出来的编写志稿的主笔，都是鄂州市的文人。有必要讲一下文人与修志的问题。

一、著名文人不一定能修成名志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曾经激愤地说：“文人不与修志也”。意思是说，文人不要参与修志。如此说来，文人不参与修志，难道叫文盲参与修志吗？ 这是章学诚看了《吴郡志》和《姑苏志》之后，说的一句心中激愤的话。

《吴郡志》是宋代著名文人范成大（1126—1193）修成的。范成大是宋高宗时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吴郡志》问题较多。一是详郡略县。在郡志里记载了沿革、城池、职官等；各个属县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二是缺项，有官署而无名胜；三是人物志中不分循吏、武将、忠义、儒林等类别；四是归属不当。如干将、莫邪，是传说中的宝剑，不见实物，应该列入“异闻”“仙事”篇目中去，他列入“土物”篇目之中。《姑苏志》是明代王鏊修成的。王鏊在明成化年问，参加朝廷会试第一（中了状元），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明孝宗皇帝的侍讲学士，当皇帝的老师。明武宗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名声显赫一时。他主编的《姑苏志》，第一、不合志书体例。“郡邑沿革”的历史，应该用文字记述。他用“沿革表”，许多历史事件，没有详细记载。第二、郡的历代官吏，应该记入“人物传”。他用“古今守令表”；没有留下人物的品德、政迹等史实，有损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第三、语言虚华，记载不实，不合志书的语言体例。第四、前人的碑刻，应该录下原文，他都是进行简介，丧失珍贵的历史资料。因此，章学诚看了这两部志书，心情激愤，说了上面的那句话。

今天，在座的都是各部门的文人，笔杆子。许多人在省级、国家级报纸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有的还编辑出版了专著。有大家参与修志，是完成我们鄂州市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可靠保证。希望大家关注《方志编纂学》，把我们的志书编成良志。

文人修志，是中国纂修志书的优良传统。但是，文人如果不研究方志学，不把握志书的体例、体裁、行文规范，就不容易把志书修好。

除了上述二例之外，下面再介绍几个方面的事例。

晋代的陈寿（233—297），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撰写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的一史。但是，他编修的《古国志》《巴蜀耆旧传》等志书，都不是名志，都没有保留下来。

唐代的颜真卿（709—785），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颜体字，一千多年来，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人称“颜柳欧苏”，被列为唐宋书法四大家之首。但是，他编撰记载吴兴的山川、陵墓、古迹、古器等的志书《石柱记》，就不被称为名志。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768—824），他以散文出名。他和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扫除了六朝以来的华而不实的绮丽文风，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启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然而他编纂的地方志《潮州图经》就不出名。

北宋沈括（1031—1095），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嘉祐进士，宋神宗时，官太子中允，后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官。他精研科学，如共振现象、凹面镜聚焦、指南针磁偏角、圆的直径、弓形的高等，还研究药物和医学知识。他所撰的《梦溪笔谈》为古代科学名著。至今还有许多人阅读和收藏这部书。可是，他编纂的地方志《天下郡县图》《使契丹图钞》都没有流传下来。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浙江山阴人。隆兴年问，赐进士出身，孝宗即位，爱其文才，任枢密院编修。他才气超逸，长于诗作，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留下的诗九千多首，有《剑南诗稿》等存世。他编修的《会稽志》，不成为名志。

清初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浙江昆山人，清初杰出思想家、语言学家、著名学者，著有《音学五书》《五经异同》《左传补正》等学术著作。他在清初文坛上名盛一时，可惜他参与编修的地方志《邹平县志》称不上名志。

以上这些著名文人，忽视了方志编纂学的探讨，都没写出名志来，是很可惜的。

二、历史上方志家编成的名志

唐代李吉甫（758—814），与韩愈同时人物。曾任忠州刺史、西川节度副使、宰相等职。他在文学史上不出名，而对地方志颇有研究。他编纂的《元和郡县志》，在编志史上享誉很高，流传至今。

北宋朱长文（1041—1100），字伯原，少年中进士。元祐年问，在秘书省任过职，后因身体损伤，隐居不仕。因此，他官衔不显耀，文名不惊人，却对地方志研究得精通。他编纂的《吴郡图经续记》，对吴郡的历史沿革，领属的变化，吴郡的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亭馆、海道、牧守、人物、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等都作了详细记述，是一部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可供后人查阅的良志，受到了后世方志学家的称赞。

南宋时期的周应合，字淳叟，江西武宁人，出生比陆游稍晚，宋淳祐年问进士，当过饶州通判（相当于市州级副职官员）。他的官职不高，却是方志名家。南宋景定三年（1261），他纂成《建康志》五十卷。志书中有序、志、传、图、表、录等，记载了建康的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人物，并载有建康的地图、留都录等。《四库全书》称它“援据赅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这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志书。是方志名家修的名志。

清代中期的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比顾炎武出生晚一百二十多年，曾任扬州知府、浙江按察使、广西巡抚等职。他致力于方志学的研究，并积极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修成《南昌府志》，次年刊刻成书。嘉庆五年（1800），开局编纂《广西通志》，于次年四月脱稿，共二百八十卷，成为一代著名省志。清代著名文人阮元称这部志书“载录详明，体例雅饬”。况周颐称这部志书为“省志之冠”。梁启超称赞这部志书“为省志楷模”。谢启昆在方志学理论上的成就，这里就不予介绍了。

我们从古代文人修志的情况，又一次体会到，人的正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学习实践中得来。

三、文人修志要把握志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

（一）构建志书的框架

一部志书构架的建立，是修志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国古代方志学家，依照不同的指导思想，构建了不同的志书总构架。一是依据《孟子·尽心章》说的“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来设立篇目。这种构架称为“三宝体”。二是清代杰出史学家兼方志学家章学诚（1738—1801），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当过国子监典籍官。他提出志书按照“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立目。“志”包括纪、谱、考、传四部分；“掌故”包括各项典章制度；“文征”包括文献典籍资料的辑录。这种构架的体例，人们称为“三书体”。章学诚按照这种体例编修成了《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大明县志》和《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他的《湖北通志》稿中，“志”的部分分七十四卷，“掌故”分六十六目，“文征”分八集。乾隆五十九年，志稿还有一卷没有写完，与巡抚惠龄的意见不合，旁边的人又乘机攻击。他把志稿装箱离开了湖北通志馆。从此，志稿没有下落。光绪八年，张之洞任湖北总督，续修《湖北通志》，悬重金征购这部志稿，没有结果。直到民国十一年，在浙江吴兴县发现了这部志稿，以《章氏遗书》刊印出版了。

三是编年体的构架。如《左传》《资治通鉴》就是这种构架。这种构架的好处是按年、月的顺序来记述事件。它的弊病是同一件事，要在不同年份分段错综记述于其他事件之问，不易查阅。(www.xing528.com)

四是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构建的总构架。这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来构建的。我们鄂州市第二届修志篇目总构架就是根据这种原理分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部类。自然部类包括区域位置、政区、环境、资源、人口、水利、城乡建设等篇；经济部类包括国民经济、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邮政、通讯、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经济开发、旅游、饮食、服务、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综合经济管理等篇；政治部类包括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军事、司法、民政、老龄工作、人事、劳动、编制、社会保障、外事、侨务、涉台事务等篇目；文化部类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传媒、档案、方志编纂、卫生、医药、体育等篇；社会部类包括民族、宗教、方言、民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篇。还有卷首、人物、附录三个部分。每一篇下设若干章，每一章下设若干节，每一节下设若干目。

（二）志书的篇目设置

我们编写志书，首先要拟订好志书的篇目。篇目是搜集资料的导向，整理资料的提纲，分工撰稿的依据，总纂全书的纲领，印刷出书的目录。

一个较好的篇目，应该是主线明确，层次清晰，结构谨严，编排合理，能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基本面貌、发展脉络、个性特色，符合志书体例的要求。篇目拟订好了，就为修好志书奠定了基础。历代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志书的篇目设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曾在《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指出：“确定志书的框架和篇目，是关键性的一环。”志书的篇目就是指志书各篇、章、节、目的标题目录，也称纲目、纲要、类目。

1.篇目的标题

志书篇目的标题，只用简洁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表示记述内容的门类，不带任何附加含义。如南宋理宗宝祐七年（1258）成书的福建《临汀志》，分建置沿革、至到、城池、桥梁、形胜、山川、户口、学校等三十三个门类。历史上称之为“定型方志”。清光绪年问的四川《射洪县志》的篇目分为二十二个门类。今天，我们编修新方志，由于语言词汇的发展变化，有时用一个词不足以标明一个门类，就用一个词组来作标题。如：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人口普查、农业机械、乡镇企业、国企改革、国内贸易等等。这些仍然是标明分类的题目。有些志书的标题，与志书的体例不合。例如，有的《文物志》中的题目为：《文物开发—古铜镜的复原复制》。这是一个新商品广告的标题；《寒溪公园两座叠压关系墓葬的发掘》，这是一个新闻报道的标题；《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和公布》，这是文物管理规定的通知或公告的标题。有的《司法志》中的题目为：《反腐败从源头做起》，这是议论文的标题；《深入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市民的法制观念》，这是一条标语口号；《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社会秩序明显好转》，这是一个总结报告的标题。还有的人用三个分句，二十多个字来作志书一个子目的标题。这类标题与志体不相吻合。

2.篇目设置的原则

第一，突出地方特色。

所谓地方特色是指所在境域与周边地区相比较而显现的。如鄂州市，同周边的黄冈、浠水、咸宁、江夏等县区相比，有丰富的铁矿，可供鄂城钢铁厂生产；有丰富的水资源，可以发展养殖业；长江码头水深，可以停泊大、小轮船；多条铁路、高速公路过境，可以发展交通运输业；等等。这些地方特色，值得我们详写。

第二，因事制宜，弃旧扬新。

客观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新事物在不断涌现，旧事物在不断地消亡，新陈代谢，生生不已。志书要适应历史的发展，因事制宜，弃旧扬新。比如：上届修志有“建制沿革”、“自然环境”等篇，本届修志就可以不要了。再如工业门类、经济管理体制、劳动人事管理、招工招干制度等，本届修志就与上届修志有些区别。有些部门的机构、职能也有新的变化。因此，我们对本届志书的立目，就要因事制宜，弃旧扬新。

第三，归属得当，合乎逻辑。

所谓“归属得当，合乎逻辑”，就是指大题目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一定要能够包含所领属的各个小题目概念内涵和外延之和。换句话说，就是被领属的各个小题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和，要等于大题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以《鄂州市志》第二十一篇《军事》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一篇的第二章“兵役”，下边分五节：第一节，募兵制；第二节，抽丁制；第三节，志愿兵役制；第四节，义务兵役制；第五节，预备役制。

这样立目，归属适当，也合乎事物本身的逻辑。把从古至今的几种兵役制平列地归属在“兵役”的下边。五个节题目的外延之和，等于章题目“兵役”的外延。下边再列举两个归属不当、不合逻辑的例子。

例如：《襄樊市志》卷二十六，《文物与名胜》。这个题目下设七个小目。分别是：一、古遗址；二、古墓葬；三、墓志碑刻；四、文物；五、名胜；六、近代史迹；七、文物保护。这七个小目中，第四个“文物”和第五个“名胜”之和，就等于卷《文物与名胜》的概念外延，那么，还有一、二、三、六、七这五个小目，上边卷的题目就包涵不进去。这就是归属不当，不合逻辑。

再例如《襄樊市志》卷四的大题目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下边设五个小题目：城乡建设规划、城乡建设、勘察设计与建筑施工、房地产管理与综合开发、环境保护。这五个小题目的第二个“城乡建设”和第五个“环境保护”之和，就等于大题目，那么，另外的三个小题目又归属到那里去呢？ 我们认为：这一卷题目的设置应该在大题目下设两个小题目，一是“城乡建设”，二是“环境保护”。在“城乡建设”下边分设规划设计、建筑施工、房产管理、综合开发等子目；在“环境保护”下边分设废水治理、废渣处理、烟尘和废气处理、噪声预防管理、清扫保洁等子目，才算归属得当。

3.篇目设置的基本方法

第一，注意排列顺序。可以按事物相互关系的顺序排列。如结构顺序，可以按区划、建置沿革、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顺序排列。也可以按事物的发展层次从初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

第二，分类立目，要用统一的标准。

一件事物有多重属性，按照事物的哪种属性分类，要用同一标准。比如企业，如果用所有制的性质分类，就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民营合资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如果按生产产品分类，可以分成钢铁企业、机械制造企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纺织工业、缝纫业等。如果不采用统一标准立目，就会造成篇目混乱，排列不当。例如，有部志书的《贸易篇》，下设了市场发展、国营商业、粮油购销、供销合作、对外贸易、石油经营、烟草专卖、饮食服务八个目。这八个目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标准不统一，国营商业、供销合作是以经济性质为标准立目的，而粮油购销、石油经营、烟草专卖是以经营项目为标准立目的；二是以经济性质立目，又没有合营商业、私营商业；以经营项目为标准，则缺项更多，不合志书的要求；三是粮油购销、石油经营在上届志书中，都属于国营商业，应该是“国营商业”下属的子目。再比如：《鄂州市志·新闻传媒》篇第三章《报纸》，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分类、分节，以主办单位的性质为标准分类，可以分为“党委机关报”，它包括《鄂州报》《鄂州日报》《鄂州大学校报》《鄂钢报》；以“行业报”分类，它包括《鄂州烟草报》《鄂州大通运报》《鄂州科技报》《鄂州声屏报》；如果以民问社团报分类，它包括《鄂州烟标报》《鄂州围棋报》《鄂州书法报》等。如果以出刊时问为标准分类，可以分为日报、双日刊、旬刊、半月刊等；如果用发行方式为标准分类，可以分为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两类。

第三，横分门类要有限度。

横分门类，只能横分到项，不能横分到事。横分到事，就无法依时纵写，只能对具体事物作一些简介。如有的志书，在“铁路”一目下边，又分一段一段的过境铁路，如京广铁路武汉段、汉丹铁路武汉段、武九铁路武汉段，等等。这样横分，就不是横分到项，而是横分到事。

横分到项，即横分到“铁路”，下边就可以纵写。例如：何年何月何日，创修第一条铁路。铁路的起点、长度、经过的车站和终点，竣工和交付使用的时问，等等。按照时问顺序，纵写每一条铁路修筑的情况。如果横分到具体的铁路，就无法纵写事项，只能写成每一件具体事件的简介，不合志书的体例。

关于志书的编纂方法，是一个大题目，在这里，一下子讲不清楚，请大家多看有关地方志编纂专著，如《方志编纂学》等；多看中央地方志指导小组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和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的《湖北方志》等期刊；联系实际，边实践，边学习，必能成为修志行家，修好志书，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修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