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子熊绎的曾祖父鬻熊，是商末周初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周文王的老师。他年届九十，去见文王。文王说他老了。他说：你如果叫我捕兽逐麋，那么，我是老了；如果让我坐而谋划国家大事，我还算得上年少。于是，文王以他为师。《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鬻熊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在周初政坛上有较高的地位。《史记·周本纪》：“西北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子在周初被排位于显官重臣太颠（西周初大臣，辅佐周文王）、闳夭（西周初大臣，辅佐周文王。文王被纣王囚禁时，他同太颠、散宜生等以有辛氏之女献给纣王，使文王得释）、散宜生（周初大臣，先辅佐文王，后助武王灭纣）、辛甲（周初史官，封为太史，原为商臣，因纣不听谏，遂归附文王）等之列，足见其地位不一般。《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说明鬻熊对周文王极为尊敬忠诚，像儿子侍奉老子那样敬奉文王。所谓“子事”，在古代汉语中是名词“子”作意动用法，即“像……那样”，并不是有的史学专著中断定的那样：“意即事文王如子，这也表明他比周文王要年轻得多。”鬻熊先后著述施政论文二十二篇，后人集辑为《鬻子》。班固著录的《鬻子》有二十二卷，由于秦代的焚书，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兵燹的毁坏，《鬻子》一书残佚较多，除《列子》和贾谊的《新书》中载录了几篇而外，流传的《鬻子》只有十二篇。《汉书·艺文志》记：“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最早的四家是《伊尹》《太公》《辛甲》《鬻子》。今传《鬻子》二卷，第一卷是唐代逄行珪注本，第二卷是《列子》《新书》中的几篇集辑的。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十一月十六日，华州郑县尉逄行珪将当时的通行本《鬻子》十二篇，经过详细注释，写了一篇表，呈递给高宗皇帝。在《序》中称这本书“敷演大道，铨撰明史。阐域中之教化，论刑德之是非”，“博怀道德、善谋政事”，“情存帝王之道，辞多斥救之要。理致通远，旨趣恢宏，实先达之奥言，为诸子之首唱”、“王者览之，可以理国；吏者导之，可以从政。”逄行珪欲以此书献给唐高宗作为治国的方略。
（二）
鬻子的政治主张，首先是要遵行“道”。在行“道”的前提下，君臣遇合，互相信赖，共同完成大业。他说：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1]（P3）除了“道”，再没有别的途径了。君子遵道而行，能不能被君主接受，这要看君主是贤明还是昏庸。所以，他又说：“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1]（P3）这说明，只有君明臣贤，二者相遇合，“道”才能得到推行应用。因此，贤臣的作用能否发挥，要视君主是否贤明而定。在这里，鬻子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君子不为人出谋献策则已，如果出谋献策，就必须遵从“道”；另一方面，如果君主贤明，那么，君子（有道德智慧的人）凭借“道”出谋献策，就会被采纳；君主昏庸，就不能必定被采纳。有道德智慧的君子能够做到必定忠诚，但不一定受到重用；能够做到必定信实，但不一定被信用。那么，君明臣贤，君敬臣忠，是治理天下、保国安民、成就事业的基础。“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1]（P6）
什么是“道”呢？ 鬻子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1]（P15）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政令，就是“道”。这在商末周初的奴隶制社会，提出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这一思想，被五百多年后的孔子继承和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核心思想仁政的基石。孔子的“道”，也指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如“道不行，乘桴（fu，音孚，筏，俗称簰）浮于海。”[2]（P43）又如“道不同，不相为谋。”[2]（P170）意即：政治主张不同，不相与谋划。孔子提出“道”的核心内容也是要为人民谋福祉。他指出：“君子惠而不费”，[2]（210）即有道德的君主给人民以实惠，自己却不耗费。又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P210）即按照人民能够得到好处的方面使他们得到好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2]（P207）如果国君让天下人都陷于困厄贫穷的境地，那么，天赐给国君的禄位也就永远终止了。一个有仁德的人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P65）怎样才能为百姓谋福利呢？ 首先，国君要有仁德之心，仁者“节用而爱人”“汛爱众而亲仁。”[2]（P4）对待仁的态度，要忠实地履行，做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P163）又一百多年后的孟子，更系统地提出了“仁政”的思想，继承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继承者，提出“文以载道”，就是要以儒家的道德观念、政治主张作为文学的思想内容。他高举古文运动的旗帜，实际上是要进行文学革新，反对齐梁以来的追求形式、忽视思想内容、讲求对仗、文辞华美而空洞的骈丽文风。他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在文坛上作出了榜样，起到了破旧立新、广开风气的作用。宋代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仍可以看出，鬻子的政治主张，其影响之深远。
（三）
任何一位治国安邦的政治家，都要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物到自己的身边，同自己志同道合，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完成定国兴邦的重大任务。早在商末周初之际，鬻子就认识到国君委任贤吏的重要性。他把是否能够委任贤吏，看作衡量君主是否贤明的一个尺度。他说：“民者，贤不肖之杖也。”[1]（P8）（杖，棍棒，可以用来测量距离有多少杖。此处引申义为尺度、标准）又说：“明主撰（通选）吏焉，必使民与（参与）焉。士民与之，明上（主上，国君）举之。士民若（似，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后和。民者，吏之程（程，法式）也。察吏于民然后随（随民意取舍）。”[1]（P8—9）这一段话说明：君主选吏，必须让民众参与，尊重民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按照个人的好恶行事，还会选错人才，危害大事。鬻子还说：“民之至卑也（是最底层的人），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1]（P9）这段话是说：拥护的人越多，代表的面就越广，那么，他发挥的作用就会越大。又说：“故万人之吏，撰（选）卿相矣。卿相者，诸侯之丞（佐官）也。故封侯之士，秩（职位、品级）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1]（P9）对这段话，逄行珪注云：“人爱之多，则必堪为政事。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贤也。卿相者，人主之杖，故为诸侯之丞也。贤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政之兴亡，在于卿相。得贤者和辑（和谐、和睦），失贤者离散，故侯之本在卿相也。”这些都说明：选择群众广泛爱戴的官吏，是十分重要的。
鬻子在论述了委任贤吏的重要性及如何选拔贤吏之后，列举了夏、商两代开国君主禹和汤得贤士治国而使国治的史实。他说：“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业，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宁，得然子堪，得轻子玉（逄行珪注云：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得七大夫以佑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汤（商汤）之治天下也，得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ru，蠕的异体字）、西门疵、北门侧（逄行珪注云：伊尹，有莘氏，媵臣，以为相；东门等并姓名也。）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1]（P12）(www.xing528.com)
禹特别谦逊，闻善言则拜，求士若渴。他悬五种乐器，听五种乐器声来分别听取贤士的教诲。鬻子说：“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政。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tao音逃，鼗鼓，亦名长柄摇鼓，俗称拨浪鼓），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sun-ju，音笋巨，悬乐器的木架子，横木曰簨，两根竖木曰簴），刻铭文在木架子上面，铭文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铎，金铃木舌）；教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讼狱者，挥鞀。”[1]（P13—14）根据逄行珪的解释：鼓声能震动物，动合于道，所以要求教之以道的人击鼓；钟，金声，清脆响亮，合于义，所以要求教之以义的人击钟；铎，金铃木舌，对有事而欲言者要求振铎；忧者声悲，磬声消燥而近于悲，故要求有忧者击磬；讼狱之事，务于急速，故应挥鞀声急以便陈之。禹为闻五声而频繁动作，曾经一餐饭起身七十次，有时日中无暇饱食。禹曾经说：“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因此，四海之士都归向禹。
（四）
鬻子认为：一个执政者，要注重个人的品德修养，要严格要求自己，行善改恶。他说：“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狂悖之人），知恶不改者谓之惑（昏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1]（P10）这里，鬻子与文王有段对话。文王问：“敢问人有大忘（指自知有恶而忘改）乎？”鬻子对曰：“有”。文王问：“敢问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害）其身，乃丧其躯，其行如此，是谓大忘。”对话见[1]（P5）一个国君，要知过必改，要像禹那样，设法听取各类人的教诲，改恶从善，做一个受人拥护的明君。这种思想后来得到孔子的发挥。孔子说：“过则勿惮（怕）改。”[2]（P6）“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P136）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通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P203）
鬻子还主张慎刑赏，不可“无罪而见（被）诛”[1]（P18）罚而不明，即使实施刑罚，也不能禁止犯罪，安定社会。不可“有功而不赏”[1]（P18）赏而不明，虽然施行奖赏，不能起到鼓励建功立业的作用。如果怒而加诛，被诛者未必罪恶当刑，还有可能诛及贤良；喜而行赏，被赏者未必当奖，还有可能奖及奸佞。赏得其功，则贤人得到勉励；罚得其辜（罪过），则姦人得以平息。滥用刑赏，势必涣散人心，搅乱国政，亡国灭身。因此，逄行珪在注文中说：“国之大经，在于赏罚。”[1]（P18）
以上，选取鬻熊有关从政治国的论述，加以归纳阐发，可以看出，鬻熊是楚国先祖中杰出的政治家，不愧是中国早期政坛上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是当时的一代宗师，其言论为后世百代治国之法。我们为楚国在三千多年以前能出现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而感到自豪。
[1]诸子百家丛书·鬻子[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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