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对古代音韵学家的赞誉与质疑

一

三代《六经》之书，由于后世音韵的变化，许多文字的读音失其传也。汉魏南北朝时，人们读《诗》《易》等古籍，觉得不合韵。于是，就将不合韵的字，改读某音。使其合韵，读得顺口，并称此为“叶（xié）韵”。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就用了这种“叶（xié）韵说”。如在《诗·关雎》第三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第二句的“服”字读“蒲”字的声母、“北”字的韵母，拼读成“迫”字，与“侧”字押韵。这种例子在《诗经集传》中很多，不另列举。这也是当时学者们注释经籍的一种普遍现象。有的人保留原文，注明原为某字，改叶某字，这还无损于古籍。有的人，直接将某字改作某字，使后人不知原文是个什么字，无法考求，使古籍遭到破坏。这里有一位皇帝下令改字的例子。唐开元十三年（725），玄宗李隆基敕令说：“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皇帝下了敕令，文臣们忙将“颇”字改为“陂”字。李隆基不知“义”字古音读为“我”。文中“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古音“我”），正好押韵。这个字，直到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徽宗赵佶下诏：恢复《洪范》旧文“颇”字，才又改正过来。其他的例如：有人将扬雄《后将军赵充国颂》“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纠纠桓桓，亦绍厥后”的“后”字改为“绪”字，而不知古人读“后”为“户”，正与“武”字押韵。有人将陆云《答兄平原诗》“巍巍先基，重规累构；赫赫重光，遐风激鹜”中的“鹜”字改为“鹫”，与“构”字押韵，而不知古人读“构”为“故”，正与鹜“字押韵。有人将《诗·大雅·绵》第九章中“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先后的“后”字古人读“户”，可与“侮”押韵。所谓“叶韵说”是对古音韵缺乏研究出现的一种阅读古籍的声韵现象。

在古音韵学方面，张裕钊先生极力推崇明代陈季立。陈季立，名第，号一斋（1540—1617），福建连江人，万历时诸生（秀才），博学自负，少喜谈兵，投笔从戎，受知戚继光，官至蓟镇游击将军。他精通《五经》，长于《诗》《易》，著有《毛诗古音考》《伏羲先天图赞》《屈宋古音义》《尚书疏衍》等。其中，《毛诗古音考》学术价值最高，对推翻“叶韵说”起了关键作用。他认为《诗经》用韵是以当时的实际语言为基础的，与《左传》、《国语》、《易经》、《楚辞》、上古歌谣等读音基本相合。以今音读古籍之所以不谐韵，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因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他在这部书中取《诗经》韵字四百四十个，对每个字先注音讲解，再列本证（即从《诗经》自身取例互证），然后从汉代至明代，取郑玄、扬雄、许慎、沈约、陆德明、杨慎、焦竑等人所注的古读，彻底否定“叶韵说”。至张裕钊生活的年代，陈氏的《毛诗古音考》已经流传了两百多年，几乎残损殆尽，张先生深恐该书逸亡，于光绪六年（1880），独自筹资，重刊这部书，并作《重刊毛诗古音考序》弁于书首。张先生在《序》中说：“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有明一代，蔑弁前古，讹谬相循。沉潜遗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1]张先生称陈氏是音韵学的“杰出元解”，是明代的一个特出的人物，评价极高。

张先生还肯定了清代顾宁人、江慎修等人在“阐明古音”方面的成就，使自唐以来所谓“叶韵”之说，人们都能知其谬误。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1613—1682），昆山人，居亭林镇，人称亭林先生。清兵南下，他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抗清起义。失败后，遍游华北，垦荒种地，晚岁居华阴，卒于曲沃。他学识渊博，熟知经史百家，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他一生著述甚多。在音韵学方面著有《音学五书》《韵补正》。他认为“古人用韵颇宽，苟其声相近可读，则不必再改。如‘燔’不必改读‘符沿反’；‘官’字不必改读‘俱员反’；‘天’字不必改读‘铁因反’”[2]。他完全赞成陈季立的“古诗无叶音”之说。他认为“古人押韵，四声一贯，入声与入声为韵者占十分之七；入声与平声为韵者占十分之三”。顾氏对古音作了许多考证。他说：“齐武帝《佑客乐》：‘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冶，深怀怅往事，意满辞不叙’。今本改‘冶’为‘渚’，不知古人读‘冶’为‘墅’，正与‘叙’合韵也”。张衡《西京赋》：“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巡夜警昼”。则古人读“昼”为“注”。《庄子·知北游》：“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与“将”为韵。《诗》曰：“吉甫燕喜，概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则古人读“久”为“几”也。左思《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千延属，飞薨外互”。则古人读“夸”为“刳”。《史记·龟策传》：“雷电将之，风雨迎之，流水行之，王侯有德，乃得当之”。后人改“迎”为“送”，而不知古人读“迎”为“昂”，正与“将”为韵。又如《太史公自序》：“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舍”。后人改“舍”为“合”，而不知古人读“舍”为“恕”，正与“度”为韵也。再如扬雄《后将军赵充国颂》：“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纠纠桓桓，亦绍厥后”。五臣《文选》本改“后”为“绪”，而不知古人读“后”为“户”，正与“武”为韵也。如此等等。他定古韵为十部，表明他对古韵的见解。

江永，字慎修（1681—1762），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康熙时诸生，撰《周礼疑义举要》，对先秦名物进行考释，颇多创见；在《礼书纲目》中，搜集了散见于经传杂书中的古代礼乐制度；训解《考工记》，人称精赅；补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之不足；撰《古韵标准》一书，定古韵为十三部；还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阐明等韵学及韵书中分韵的原理等，为推动古音韵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顾、江二人，阐明古音，论述唐代以来所谓“叶韵说”之非，为张裕钊先生所称道。

二

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1735—1815），江苏金坛人，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年十三补诸生，乾隆举人，师事戴震，曾任巫山知县，以父老引疾归，居苏州枫桥，闭门著述三十年。著有《说文解字注》[3]，书后附有《六书音韵表》，其中，表一为《今韵古分十七部表》，他在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古韵为十三部、戴震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的基础上，将《广韵》二百零六部，通过归类合并，定为六类十七部。并提出“古音韵至谐说”，认为“明乎古本音，则知古人用韵精严，无出韵之句矣”。这就是说，古人在古诗文中用韵，没有不合韵的句子。表二为《古十七部谐声表》，他说：“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谐声者必同部也，三百篇及周秦之文备矣”。表三为《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他认为：他所分的古韵十七部，从第一部“之、咍”部，至第十七部“歌、戈”部，依次相邻各部的韵，相邻相近，都可以通押合韵。因此，他提出《古合韵说》：“古本音与今韵异，是无合韵之说乎？ 曰：‘有’。声音之道，同源异派，弇侈互输，协灵通气，移转便捷，分为十七，而无不合。”

他是怎样“分为十七，而无不合”的呢？ 请看下列分类分部情况。

首先，他以“之、咍、职、德为建首”，即首部，或称第一部，亦为第一类。他说：“萧、宵、肴、豪音近之，故次之”。是说“萧、宵”等字的韵，接近“之、咍”等字的韵，所以排列其后为第二部，相邻的韵部可以通押合韵。又说：“幽、尤、屋、沃、烛、觉，音近萧，故次之。”排列为第三部。第三部的“幽、尤”等韵接近第二部的“萧”韵，那么，第三部的韵和第二部的韵可以通押合韵。

“侯”字音近第三部的“尤”字，故排在“尤”韵后面，列为第四部。第四部和第三部又可以通押合韵。又说“鱼、虞、模、药、铎等音近‘侯’韵，故次之”。排列为第五部。第五部的“鱼、虞”等韵，接近第四部的“侯”韵。那么，第五部同第四部又可以通押合韵。

段氏把以上四部，作为第二类。

“蒸、登”音亦近之（指“侯”韵），故次之。排为第六部。段氏还特别加以说明：“第六部与第一部合用，其入声同第一部。如‘得来’之为‘登来’，‘螟蟘’之为‘螟螣’。‘得蟘’在第一部，‘登螣’在第六部也”。

“侵、盐、添、缉、叶、怗音近蒸，故次之。”因为“侵”等韵的音接近“蒸”，所以排在它的后面，作为第七部。第七部与第六部音近合韵。以上相互关联起来，各部的韵都相合。

“覃、谈、咸、衔、严、凡、合、盍、洽、狎、业、乏音近侵，故次之”。是说“覃”等韵音近第七部的“侵”，故列在它的后第八部。

段氏把以上六、七、八部作为第三类。并且指出：“之二者（指上述两类七部），古亦交互合用”。这就是说，以上从第一部到第八部所领属的韵，都可以通押合韵。

“东、冬、钟音与二类近，故次之。”这是说“东、冬”等韵同以上二类之韵的接近，所以排列在后面，作为第九部。

“阳、唐音近冬钟，故次之”。是说以“阳、唐”为代表的韵部音近“冬、钟”，所以排列在它们的后面作第十部。

“庚、耕、清、青音近阳，故次之”。是说“庚、耕”等韵接近“阳”韵，所以排在它们的后面，作为第十一部。

以上三部，段氏排列为第四类。

“真、臻、先，质、栉、屑，音近耕清，故次之”。是说“真”等韵的音接近耕清，所以排列在它的后面，作为第十二部。段氏还特别说明：“第十一部与第十二部合用最近，其入声同第十部。

“谆、文、欣、魂、痕，音近真，故次之”。是说“谆、文”等韵接近“真”韵，所以排列在“真”等的后面，作为第十三部。

“元、寒、桓、删、山、仙，音近谆，故次之”。是说“元、寒”等韵的音接近“谆”韵，所以排在“谆”等韵的后面，作为第十四部。

以上三部为第五类。

“脂、微、齐、皆、灰、術、物、迄、月、没、遏、末、黠、辖、薛等韵，音近谆、元二部，故次之”。是说“脂”等韵的音接近“谆、元”，所以把“脂”等韵排在“谆、元”的后面，作为第十五部。因此，他说：“第十三部、第十四部与第十五部合用最近，其入声同十五部，可以相互合用。”

“支、佳、陌、麦、昔、锡，音近脂，故次之”。是说“支”等韵接近“脂”韵，所以排在“脂”等韵的后面，作为第十六部。

“歌、戈、麻，音近支，故次之”。是说“歌”部的韵接近“支”韵，所以排在它的后面，作为第十七部。段氏还说：“第十七部与第十六部合用最近，其入声同第十六部”。

以上为第六类。

段氏把古韵分成十七部，依次排列，相互关联，形成链条，互相通押，“而无不合”，这就是他“古合韵说”的基础。

段氏在《六书音韵表三》中还提出《古异平同入说》，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韵部的平声韵可以同某一个韵部的入声韵合用（押韵）。如：第二部平声韵“萧、宵、肴、豪”和第六部平声韵“蒸、登”等，可以同第一部平声韵“之、咍”的入声韵“职、德”合用；第四部平声韵“侯”韵、第九部平声韵“东、冬、钟、江”等韵和第五部的平声韵“鱼、虞、模”等韵，可以同第三部平声韵“尤、幽”的入声韵“屋、沃、烛、觉”合用；第十部平声韵“阳、唐”等韵，可以同第五部平声韵“鱼、虞、模”等韵的入声韵“药、铎”合用；第十一部平声韵“庚、耕、清、青”，可以同第十二部平声韵“真、臻、先”等韵的入声韵“质、栉、屑”合用；第十三部平声韵“谆、文、欣、魂、痕”等韵和第十四部平声韵“元、寒、桓、删、山、仙”等韵，可以同第十五部平声韵“脂、微、齐、皆、灰”的入声韵“術、物、迄、月、没、易、末、薛”等合用；第十七部平声韵“歌、戈、麻”等韵，同第十六部平声韵“支、佳”等韵的入声韵“陌、麦、昔、锡”等韵合用。段氏以入声韵为“枢纽”，勾通韵部与韵部之问相互通押，进一步形成他的“十七部”音韵，“而无不合”。他还举例说：“《史记·太史公自序》：‘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到郝，洛邑不祀’。‘祀’在第一部，‘镐’在第二部，合韵也”。又说：“《汉书·序传》：‘元后娠母，月精见表。遭成之逸，政自诸舅。阳平作威，诛加卿宰。’‘母、宰’在第一部，‘表’在第二部，‘舅’在第三部，合韵也”。

段氏在《六书音韵表三》中还提出《古谐声偏旁分部互用说》。他说：“谐声偏旁，分别部居”，“问有不合者，如‘丧’字‘求’声而在第一部；‘朝’字‘舟’声而在第二部；‘牡’字‘土’声而在第三部……此类甚多，即合韵之理也”。

按照段氏的这一套《古合韵说》，凡三代《五经》有韵之文，“而无韵不合”。

三

张裕钊先生在《策莲池书院诸生》（见《濂亭遗文》第三卷）[4]中，称赞陈季立、顾宁人、江慎修等人阐明古音方面的成就，使唐代以来的所谓“叶韵说”的谬误，人们能够了解它。然而，古书之韵，还夹杂有些错逆、意义分歧而不相合的。段若膺对于这些错逆而不相合的地方，一概以“合韵说”来概括它，认为都是合韵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还是另有说法来解释它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段玉裁对顾炎武的批评。他说：“不知有合韵，则或以为无韵。如顾氏于《谷风》之‘嵬、萎、怨’，《思齐》之‘造、士’。《抑》之‘告、则’。《瞻仰》之‘鞏、後’。《易·象传》之‘文炳、文蔚，顺以从君’是也”[3]。又说：“或指为方音，顾氏于《毛诗·小戎》之‘参’与‘中’韵，《七月》之‘阴’与‘冲’韵，《公刘》之‘饮’与‘宗’韵，《小戎》之‘音’与‘膺、縢、兴’韵，《大明》之‘兴’与‘林、心’韵，《易·屯·象传》之‘民’与‘正’韵，《临·象传》之‘命’与‘正’韵，《离骚》之‘名’与‘均’韵，是也。”[3]

段玉裁批评顾氏不知古音有“合韵”，把不合韵的看成“无韵”，或者是“方音”入韵。下面，我们来略加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www.xing528.com)

《诗·谷风》第二章：“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字在段氏的第十四部“元”部，顾氏的第四部“元”部，其韵值为“an”。“嵬、萎”在段氏的第十五部“脂”部，顾氏的第二部“脂”部，其韵值为“i”。“an”和“i”是两个不同的韵，如何“合韵”呢？ 在段氏的《异平同入说》中，“第十五部”与“第十四部”同入，是“合韵”的。

《诗·大雅·思齐》第五章：“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有斁，誉髦斯士”。末句应是“誉斯髦士”称赞这英俊之士。“士”在段氏的第一部“之、咍”部，顾氏的第五部；“造”在段氏的第二部“萧”部，顾氏的十一部。“之”部的韵值为“i”，“萧”部的韵值为“au”，这两个字完全不合韵。但是，在段氏“合韵说”中，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韵部邻近，是“合韵”的。

《诗·大雅·抑》第二章：“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告”在段氏第三部“尤、幽”部，在顾氏的第八部“讴”部，读若“gòu”。其韵值为“ou”；“则”在段氏的第一部“之、咍”部，顾氏的第五部“噫”部，其韵值为“i”。二字的韵母完全不同，不能互相押韵。段氏以“古异平同入说”，认为它们是“合韵”的。

《大雅·荡·瞻仰》第七章：“藐藐昊天，无不克鞏。无忝皇祖，式救尔後。”“鞏”在段氏的第十一部“耕”部，在顾氏的十三部“婴”部；其韵值为“eη”；“後”字在段氏的第四部“侯”部，顾氏的第八部“讴”部，其韵值为“ou”，二字的声韵调都不相同，不能同韵。在段氏的《古合韵说》也没有明确地说“第十一部”与“第四部”合韵。

《易·革·象传》：“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顾氏认为“蔚”同“炳”不合韵。因此，这段文字无韵。段氏认为顾氏不知有“合韵”。“炳”在段氏的第十部“阳、唐”部，顾氏的第十部“央”部，其韵值为“aη”；“蔚”在段氏的第十五部“脂、微、灰”部，顾氏的十七部“衣”部，其韵值为“i”。这两个字不谐韵。

至于方音入韵的问题，这里不再作分析。对此，段氏也是承认的。他说：“方言如萌蘖之蘖，秦晋之问曰‘肄’。水火之火，齐言曰‘’。此同部假借之理也。如关西曰‘迎’，关东曰‘逆’。荆郊之鄙‘淫’曰“遥”。齐鲁之问，“鲜”声近“斯”。赵魏之东，“实、是”同声。此异部合韵之理也。方音入韵，读音不同，段氏认为它们是“异部合韵”。总之，段氏根据古诗文不押韵的情况，构想出种种“合韵”之说，许多音韵学家并不赞同。

四

张裕钊先生说：“六书虽假借为难明，亦惟假借为最要。假借多原于音声，必明乎此而假借之说乃益明，能一一推阐之欤？ 且许君以‘本无其字，依声讬事’说假借。而焦里堂（丁按：焦循，字里堂，清代戏曲理论家，嘉庆举人，应礼部试后归隐，著有《曲考》《剧说》《雕菰楼易学》《孟子正义》《六经补疏》等十余部，为1763—1820时人）有云：‘麓、録’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録’为‘麓’？ ‘壶、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为‘壶’？ 疑之最久，叩诸深通六书之人，说之皆不能了。番禺陈氏（季立）谓实因东汉以前，无分部字书，故至歧异。其说颇为近是。切究之，实不尽然，能具言其故欤？”[4]

这里，我们暂不回答张先生的问题，看一看段玉裁是怎么说的。段氏说：“假借以音为主，同音相代也。”又说：“假借异义同字，其源皆在音均（丁按：均，古韵字）。段氏的这两句话是不错的。他在下边又说：“学者必知十七部之分，然后可以知十七部之合。知其分，知其合，然后可以尽求古经传之假借转注而无疑义。”[3]可见，他论假借的目的，还是要为他分古韵为十七部通合服务。他的十七部能否通合，前面已作了一些分析，自清代至今，已有许多音韵学家发表不同意见。

下面，我们就张先生提出的“假借多原于音声，必明乎此而假借之说乃益明”，说两点看法。

先说“假借”。在语言中，产生了一个词，先有声音，而同它的声音意义相符的字还没有造出来，“本无其字”，只好“依声讬事”，找一个现成的字来代替它。如表示“你”的“尔”字，其义本是“靡丽”，奢华的意思。假借来代表你我的“你”。“尔”又写作“尒”，隶书变作“尔”，后来又加人旁作“你”。“尔”与“女”“若”“汝”“乃”同纽（即同声），故“女”“若”“汝”“乃”都借过来代“尔”，义为“你”。

再如“辟”，《说文》：“辟，法也”。“辟”的本义，是“刑法”的意思。《诗·小雅》：“辟言不信”。《孟子·梁惠王》：“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借“辟”为“邪僻”的“僻”。《论语·季氏》：“友便辟”，假借为“便嬖（逢迎谄媚的人）”的“嬖”。《孟子·梁惠王》：“欲辟土地，朝秦楚”，借“辟”为“开闢”的“闢”。《左传·隐公元年》：“姜氏欲之，焉辟害？”借“辟”为“避”。文字的发展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初只有一个“辟”，后来根据语言发展的需要，又造了“僻、嬖、闢、避”等字。“假借”是以音声为依据的，离不开语音；脱离了语音，就没有假借的本原，也就产生不了假借。

裕钊先生说：“六书虽（仅）‘假借’难明”。事实的确如此。唐代孔颖达在疏《礼记·曲礼》中的“献田宅者操书致”时说：“书致谓图书于板，丈尺委曲书之，而致之于尊者也”。把“致”用作动词，用其本义。宋陈澔著《礼记集说》中也说：“‘书致’谓详书其多寡之数而致之于人也”。也把“致”用作动词，用其本义。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却认为“致”是“质”的假借字，是名词，指“券契”。这句话是说：“献田宅者操书契以呈于尊者之前。”不弄清假借，就无法读懂古书。所以，张先生又说：“亦惟假借为最要”。

再说“通假”。“通假”也是以“音声”为依据“依声托事”的假借。这种假借，虽然“本有其字”，但它所借来的字，只取其“音声”，而与它所表达形、义却无联系。有人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写书或记录口述经书的时候，仓促之问的笔误，采用了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因此，被借来的字，同本字在音、义两方面通假。“通假”字仍以音声为依据，有如下情况。

一、同音假借。 两个不同形体的字，由于同音而假借

《诗·豳风·七月》：“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壶、瓠同音，故借“壶”为“瓠”。这是大家公认了的。

《楚辞·哀郢》：“甲之吾以行”。本是一种水生动物。《说文》：“，匽也”。假借为“朝”。

《孟子·公孙丑》：“以齐王，由反手也”。这里是借“由”为“犹”。“犹，《说文》犬部：犹，玃属，一曰陇西谓犬子为犹”。犹有“犹如”一义，这里借“由”为“犹如”之义。

“麓”：《说文》：“林属于山为麓”。本义是：生长在山脚下的林木。“録”：《说文》：“金色也”。从金，录声。録与绿同音，金色在青黄之问也。假借为録字。又“録”“麓”同音，古代同音假借，故可借“録”为“麓”。

《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輮”的本义为车網（车轮的外匡），假借为“煣”。煣，加温加力使之弯曲。

《墨子·非攻》：“则以此人为不知黑白之辩矣”。“辩”，本义为巧言，言伪而辩。这里借“辩”为辨别的“辨”。

二、同声旁的字，大多同韵，可以通假

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中说：“同谐声者必同部”。

“功”与“攻”，声旁同“工”，二字的声母相同，古韵都在“东”部，可以通假。“弊”与“幤”，声旁同“敝”，二字的声母相同，古韵都在“月”部，可以通假。“距”与“拒”，声旁同“巨”，二字的声母相同，古韵都在“鱼”部，可以通假。

三、假借字是本字的声旁，成为同音假借代替字

《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刀”是“舠”的假借字，从舟，刀声，小舟也。《资治通鉴·赤壁之战》：“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禽”是“擒”的假借字。假借字是本字的声旁。《赤壁之战》：“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雷”是“擂”的假借字。假借字“雷”是本字“擂”的声旁，为形声字。《左传·宣公二年》：“亡不越竟”。竟，本义为乐曲终了。《说文》：“乐曲尽为竟，从音从人。”假借来作境域的“境”。“竟”是“境”的声旁。《诗·大雅·公刘》：“干戈戚扬。”“戚”，本义为大斧（兵器）。《说文》：“戚，戊（钺）也。”即是戊斧。《孟子·梁惠王上》：“于我心有戚戚焉。”这里，借“戚”为“慼”。“慼”，《说文》：“忧也”。《唐韵》：“仓历切，音戚”。

四、本字是假借字的声旁，成为同音假借

《孟子·公孙丑下》：“有仕如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面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这里，是假借形声字“仕”，来代替本字“士”。“士”是“仕”的声旁。古韵都在“之”部。《晋书·愍怀太子传》：“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埤，低湿的地方。”“卑”《说文》：“贱也。执事者，从左甲。古者尊右而卑左。”此处借“埤”为“卑”。卑，低下。“卑”是本字，是借字“埤”的声旁。二字古韵都是“支”部。《诗·郑风·大叔于田》：“叔在蒌，火烈俱举。”《毛传》：“烈，列。”孔疏：“言火有行列也。”这是假借“烈”为“列”。“列”是“烈”的声旁。

以上说明，假借和通假，如张裕钊先生所说“多原于音声。”这是对的。它与陈氏说的“实因东汉以前无分部字书”，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分部字书，不完全以声分部，有的形声字是以义旁分部。如“金”部、“木”部的字，都是以义旁分部，大多不能通假。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参考文献

[1]丁有国.濂亭文集注释[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

[2]顾炎武.音学五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张裕钊.濂亭遗文（第三卷）[M].光绪乙未遵义黎氏刊.

[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