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的《濂亭遗诗》简介及分析

张裕钊，字廉卿，号濂亭，清末著名散文家、书法家、诗人。湖北武昌县（今鄂州市）人，生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酉时，卒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正月十四日午时，生年七十二岁。张裕钊十六岁应县试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道光三十年考授内阁中书。当时，主试官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见《清史稿》本传）后张裕钊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子”。咸丰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张绝意仕途，辞官南归，终生不仕，以讲学为业；先后应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直至光绪十八年由其子后沆、后浍从襄阳鹿门迎养至西安，后卒于西安寓所。张平生著述甚多，有《濂亭文集》八卷、《濂亭遗文》五卷、《濂亭遗诗》二卷、《论学手札》二册、《左氏贾服注考证》、《今古文尚书考证》等。

张裕钊讲学的时问长达四十年之久，门生众多，其中最著名者有范当世、张季直、朱铭盘、宫岛咏士（日本人）等。范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人，他从张裕钊学习古文，取法桐城，但不为其所拘，后成为晚清桐城派古文家，也是“同光体”的著名诗人。张季直，名謇，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后成为近代立宪派、资本家，官至江苏谘议局议长，清政府曾赏他三品衔。辛亥革命后，任江苏两淮盐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部长，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啬翁自订年谱》等。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他长于文史，兼工诗与古文，为晚清著名诗人，著有《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桂之华轩文集》等。宫岛咏士回国后，创立“善邻书院”，广招门徒，传授汉学，并重视传授张裕钊的书法，因而形成张氏书派，其书道在日本至今兴盛不衰。

张裕钊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政权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末世。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凭其炮舰之利，不断地侵略中国，侵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物。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下，中国人民纷纷起义，他们劫掠州县，杀官济民，尤其是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先后达十三年之久，席卷了东南半壁河山。清朝统治者，对内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屈膝求和，签订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致使国日贫，民日困。在这种尖锐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中，清政权有如大厦将倾，张裕钊感叹自己生不逢辰。他在一首《放歌行》中写道：“前有万万古，后有千亿年，我生胡独于此问？ 苍天！ 苍天高高上无极，使我心悲抑塞诧傺不能言。”他清醒地看到清廷的腐败和衰颓之势已无法挽回，因而他从三十岁起，就一直绝念于仕途，摈弃功名利禄。虽然他的老师曾国藩由湘军领袖进而当上了直隶总督，权重位尊。“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见《清史稿》本传）在张裕钊看来，当官并不是目的，而是要行其志，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如果“道不行”，则“乘槎浮于海”。因而，要审时度势，“可以止则止，可以仕则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尝有意于其问。”（在《送黄蒙九序》中引孟子语）当然，这也与他厌恶当时官场腐朽恶浊气息，淡泊名利，执着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鄙视那些单纯为了“荣与利”而做官的人。他描述这种人“其仕非欲尽行其志，大都以其荣与利也，得志，则泰然其自恣，恤乎若恐自失；不得志，则辗转怫㥜，诧焉若不可终日。”（《送黄蒙九序》）他在一篇《送吴筱轩军门序》中，对吴筱轩勤于国事，经常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和“以诚自处，而以谦处人；劳则居先，而功则居后”的思想品质表示称赞；而对于官场上的弄虚作假，和对某些搞军务的人浪费巨资的现象表示强烈不满；对公卿将相们为一句话、一点小事相互忿恨，而对国家大耻大辱却置之不顾等行为，也表示强烈的义愤。同时，他对官僚体制中“贪污成俗国维破”（《冬瞑》），“万事总为浮伪败”（《孤愤》）的现象，也是十分痛恨的，张裕钊不愿意涉足官场，不参与政事活动；但是，他一天也没有忘记政治，忘怀国事。他“退自伏于山泽之问，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闻，目之所接，怆焉于其心。”（《送吴清卿庶常序》）他对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强盗行为，无比义愤，而对于反抗侵略者的举动，却寄予殷切希望。光绪六年，清政府拒绝了中俄《里瓦基亚条约》，俄国派海军到中国海面示威。张裕钊的学生张謇随从浙江提督吴筱轩，赴山东办理军务，准备决战。张裕钊在《送张謇之山东序》中，希望张生“经武伐谋，料敌制胜，戮鲸鲵于东海，……刷荡国耻，张我皇灵”，并表示：“余日夜倾耳跂足以望之也。”他忧伤时事，哀叹国势衰危的思想，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有所表露。

张裕钊长期应聘在外讲学，这固然是他痛感国运日蹇，缺乏“拯当世之难”的人才，而勤勉于培植后进之业，然而，家境窘迫，“藜苋养不足，饥寒驱离家”（《病起柬汪梅村》）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感叹自己“至今阮籍为身谋”（《悲歌》），直至年届古稀，仍以讲学为业。自叹“老去萍踪任飘转，杜陵狂客我宜双”（《晚登闻喜事》）。他长期生活在下层，尤其是在太平军与清军在鄂境战事频繁、兵荒马乱之际，他“十载窜山谷”，接触了穷苦百姓，因而他同情人民，“吁嗟帝有醉，胡为构此祸，吾生岂足惜，尚免戈殳荷。所悲蒸蒸民，焉得谢輱轲”（《无题》）。

在闭关自守的清代，一般人妄自尊大，以为“天朝神圣”，瞧不起外国人，他在《送黎纯斋使英吉利序》中，论述了自从明代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及西方的进化，说“西人擅巧思”，兵械火器进步、“天文、地理、声光气化之学”研究得深刻。他们的舟车“穷极六合”。并且，说明“中国古代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后来“制礼作乐，备物制用”，“秦废先王之法，更立新制，汉唐之世不能易也。”文章中论证了现今的中国，是从古代的中国革新变化而来的，在这篇序中，他还认为变革是不可抗拒的：“今日世变之大且剧，天实开之，人之所不能违也。”他批评士大夫“拘守旧故，鄙夷诋斥，羞称其事（按：指西方的文明进化）；以为守正不挠。”这就好像那“鹪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夫蒌泽。”这种主张变革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他在写给吴汝纶的信中说：“闻都中至天津拟试办铁路，乡举及童试当增算学一门，风气自此将日开矣。”可见，他对新事物的出现，是多么欣慰；而对其意义的认识，又是多么深切啊！ 然而，张裕钊毕竟是一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思想在其头脑里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封建伦理观念更为深厚。他赞颂贞女，颂扬节妇，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诗言志”，张裕钊的诗歌，最能反映他的政治观念、道德情操和人生态度。其诗作《濂亭遗诗》二卷，现在见到的版本有曾任清末驻日本外交大臣的黎庶昌于光绪二十一年编的乙未刻本，有武昌陶子麟于宣统二年编的庚戌刻本，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手稿影印本。笔者近年注释《濂亭遗诗》，乃以庚戌本为底本，对其中少数误字，参考手稿影印本作了部分更正。庚戌本编录的诗歌共二百七十五首。就体裁分：七律七十五首，五律四十五首，七古二十四首，五古六十八首，七绝四十六首，五绝十七首。就思想内容分：感伤和讽喻时事、抒发爱国情怀的诗四十首；感叹世事沧桑、身世飘零和生不逢时的诗十六首；厌恶尘世、鄙视功名、追求幽静闲适生活的诗四十四首；惋惜志士不遇、主张重用人才的诗十六首；蔑视权贵、鄙夷奸佞、斥责荒淫浮伪败国的诗十四首；同情人民、关心人民、关心农事、赞美丰收的诗十二首；描写自然景物，或赞美孤高正直的品格，或借衰败景象寄托愁思，或咏居住环境抒发孤凄之感，或描摹清新旷朗的境界表达一时之喜慰，或写田园风光表现个人的生活向往等，这类诗计六十一首；抒羁旅之愁、言乡思之苦的诗十五首；赞贞女、节妇的诗三首；酬答友人、勉励学生、表达真挚情谊的诗二十八首；赞颂以往的英雄人物和俊杰之士、表达对治世的怀念的诗八首；认为治乱皆由人事决定、批判唯心史观的诗二首；其他诸如主张用儒术治国、论文、论书、祝寿的诗十六首。当然，这也是大致划分，因就每一首诗而论，它的思想内容也并不是绝对单一的。张裕钊的这些诗，最早的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的《夏夜府中作》，最晚的是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写的《冬瞑》等，这些皆是他三十一岁至七十一岁四十年之问的作品。(www.xing528.com)

张裕钊诗歌的思想内容，虽然上面已经有所概括，涉及他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不少的诗作中，诗人抒发了一种沉郁孤凄的伤时之感和强烈的爱国之情。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濂亭遗诗》最重要的思想特色。第一，作为封建社会的具有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张裕钊与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家一样，其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爱国精神，往往同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忧伤时事，同情人民，也同样忧其君。在外患内忧，清廷处于困境的时候，他“独念皇家一怆然”（《眼底》），“独怜阊阖上，旰食问共球”（《弱水》）。然而，他对君主的昏庸，造成那混乱的局面，也表示惋惜和不满：“吁嗟帝有醉，胡为构此祸？”（《无题》）“乾坤不奈天胡醉，今古宁闻日再中。”（《百年》）他明确指出朝廷用人不当：“山泽淹园绮，朝廷重禹皋；即今犹卤莽，至竟孰贤豪？”（《山泽》）第二，清朝末年，清政权处于“江河日下作深渊”（《眼底》）的形势下，张裕钊的爱国思想，更多的是表现在忧愁和哀叹国家的衰危方面。他一生嗜酒，但当他想到国事如“昆仑欹倾九河翻”的时候，便“念此对酒不能饮”（《是日归来复得长句再呈李佛生》）；他身同庶民，是不合谈论国事的。因此，他常常“独把《罪言》欹枕读，一声白雁泪千行”（《孤愤》）；他面对“满眼山川忽变秋”的残败景象，“梦魂常抱杞人忧”（《悲秋》）；在阳光和煦，景色宜人的春天，尤其还在“江南二月春光好”的季节，应该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神情舒畅的时候；可是，对张裕钊来说，却是“春光岁岁复年年，愁人夜夜达旦旦”（《伤春》）；他忧伤时事，而能把自己生计的艰难置之度外：“生事宁堪恤，时艰实可哀”（《书院庭中枇把一株，同治辛未之岁余手种也……，感时抚事，为赋此篇》）；由于他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也不了解其他爱国志士的精神状态，因此，他在忧时伤乱的时候，总是抒发一种孤凄之感。他叹息“万事悠悠无可说，一心耿耿有谁同？”（《百年》）直至七十一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忘怀国事，感叹“贪污成俗国维破，砥柱无人士气孤”（《冬瞑》）。第三，在张裕钊看来，要抵御外侮，挽救国势的颓败，只有重用人才，才能达到目的。他十分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得人如金汤，失人成沸糜”（《登燕子矶》），他主张“尽焚刍狗收真效，宁要束蠡列众芳”（《孤愤》），希望像“当年庆历开皇极，特诏天章纳众贤”（《范月槎观察以欧阳公生日诏同人宴集愚园即席赋此》）那样，广招贤才，期望挑选出象吕望、散宜生、甫侯、申伯那样的辅国大臣：“今日朝廷需望散，几时岳降佐周宣”（同前）。他对“奸雄恶少尽封侯，乡里小儿鼯鼠裘（《遗兴》，坏人升迁，谗佞当道的现象极为不满，并讽刺道：“生儿何须似仲谋？ 愚且鲁乃取公侯”（《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第四，他还善于概括历史事件，以古代君主失败的教训入诗，表达对国事的关心，他在七律《楚襄王》中写道：“大王风竟不能雄，嗽获真看一旦中，不见青蛉与黄雀，坐看䳢雁復羅鸗，萧茅粪壤充帷用，纂组琦璜结饰工，愁绝他年江水上，皋兰被径落青枫。”指出楚襄王惨遭失败、愁断江水的原因，是他宠信奸佞，贪图奢侈，不知居安思危，不重用人才的结果。他在另一首七律《读陈琏哀洸口诗》中，列举了南汉、赵、魏、明代张士诚、吴王孙皓等的败亡，并说明其原因都是由于“况缘贝锦弃良谋”，宠信谗佞，疏远或残害谋臣良将的结果，并以此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王朝的败亡原因，都是如此。即“败亡覆辙一邱貉”。这种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张裕钊忧伤时事，表达了爱国思想感情的诗篇，约占现存遗诗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在少数。

张裕钊诗歌的艺术风格，目前，笔者未见到方家的评论可供参考，现依其创作的二百多首的表现方法，从如下三个方面略总其要。

第一，张裕钊的诗歌深受清代宋诗运动的影响，在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曾国藩、祁嶲藻等，宗法宋诗，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诗运动，曾国藩也学杜诗，但特尊崇黄山谷的诗。曾国藩等人遵循江西诗派的主张：讲究韵律，要求诗歌“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提倡多读书，以学问为诗，“取古之陈言入翰墨”，“点铁成金”；“不易古人之意而造语”，“夺胎换骨”；同时，喜欢用僻典，炼生词，押险韵，造拗句，张裕钊的许多诗体现了宋诗派的风格。他自己也说过：“苦觅汗牛充栋地，可逢见虱似轮时。”因此，他的许多诗篇，也是“以学问为诗”，大量用典，在他的诗中，有的一句用一个；有的两句用一个典。如《咏史》《楚襄王》《读陈琏哀洸口诗》《纪事》《歌风台》《古意》《读鬼谷子》《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等即是如此，他有时甚至连续化用古书中的句子入诗。如《拟古五首》中的“西方尽白马，东方青駹马，北方乌骊马，南方尽騂马”，就连用了《汉书·匈奴传》中的句子。就声律来讲，有些诗格律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即事》《春日上谢公墩》等等。但也有一些诗用拗律。如“一片斜阳下平楚，海云无际暮江天”（《登高有感》），“轻烟板桥水，残日孝陵松”（《日暮》），“梧桐淅沥响寒雨，隐几无言天地秋”（《秋雨》），“中原得鹿无蛙紫，歧路亡羊自涕涟”（《九枝》）等等。从语言来看，诗中用了许多僻词古字，如“睒睗戢蛟螭，篚签贡鹣魪”（《送黎莼斋使日本》），“喷沐呼其朋，䱎䲕鳢鱮鮦，大者鲣与魾，小者乃活东”（《龙宫篇》），等。这一类型的诗，形成了艰深古奥的特点，体现了宋诗派的风格，使人不易卒读。

第二、张裕钊早期学习宋诗，后来又学习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追求一种闲适淡远的风格。他自己说过这一转变过程：“少日苦求语言工，九天九地极溟鸿。岂知无限精奇境，尽在萧疏暗淡中。”（《偶书》）他对“渊明五言贫更淡，放翁七绝老逾清”给予高度的赞赏：“闲来试取一编读，何异鱼山听梵声。”（《偶题》）他的有些描写田园山水的五律、七绝就体现了这种风格。如“小雨霏微映落晖，桑阴掩霭麦苗肥，先生食饱倚门久，闲看村童骑犊归。”（《雨霁》）“一抹青山薄霭横，疏林断处夕阳明。村中日暮闲无事，步向东溪看月生。”（《偶步》）这两首诗表明了一种闲淡的特色。他还有一首五言绝句《无题》：“烟水静无人，浪纹自相逐；斜日入菰丛，鵁相对宿。”同王维的山水诗的风格很相似。张裕钊的田园山水诗，学习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诗风，也有它特有的艺术个性。一是带有暗淡凄清的色彩，二是具有一种孤高旷朗的境界。前者如：“十里长堤衰柳垂，人家暗淡隐疏篱。寒潮淼淼孤帆远，正是邗江暮雨时”（《秦邮道中》）；“萧萧景物淡残秋，杳杳征帆挂客愁。山畔微云明佛寺，柳阴斜日泊渔舟”《淮上即事》；“泽国霜清农事稀。菰芦深处水禽飞。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樊港道中》）。后者如：“落木千山夕照边，高秋广野正萧然。苍鹰可是无拘束，快意高飞上九天”（《野望》）；“千山落照明残雪，一道澄江浸暮天”（《雪后吴山晚眺》）；“乡心与月同千里，客舍看花又一年。箕斗簸扬天汉上，祲氛离合海云边”（《春感》）。张裕钊的这类诗歌，显得孤凄清苦，与其身世极相吻合。

第三、从张裕钊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学习屈原、李白、杜甫、陆游等诗歌的某些痕迹。“荃兰萧艾事堪哀，温蠖真难两眼开。卷偻已于羊弃意，婵媛可令鸩为媒？”（《遗意》之二）“高冠长佩欲何之，率土餺糟户啜醨。宁忍濡需宫豕鬣，欲堪谣诼妒娥眉。”（《简吴至甫》）这一类的诗句，不仅化用了屈赋中的句子，也表达了类似屈子一样的沉忧。另外，“太行西来俯全燕，千峰万峰青鑱天。左出居庸走东海，横捩有若龙蛇蜒。”（《无题》）“放意即长路，四顾忽茫然。东出有东海，群水浩飞翻；西去阻大河，盘涡千雷渊。太行塞我门，岞崿而㠝岏，投鞭坐叹息，泪下如流泉。”（《拟古五首》之五）这和李白诗歌的雄伟气魄及《行路难》中的“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何其相似啊！ 还有张诗中的“致身当辅天子圣”（《赠李芋仙》）、“忧端塞天地”（《无题》）、“宇宙尚财虎，念兹实劳我。吁嗟帝有醉，胡为构此祸？”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忧思齐终南”等也有相似之处。张裕钊的一部分忧伤国事的诗篇，也表现出了一种沉郁孤耿的气质。总之，张裕钊作为一个学者兼诗人，博览群书，吸取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诗歌的特色。即使是在某一方面体现了某一诗派的风格，但仍然有其独特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