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迂纪传手法之一：自叙生平综论《史记》创作之由

《太史公自叙》是《史记》最后的一篇，是司马迁自作的列传，也是《史记》一书的综论。它以自叙手法综论了《史记》创作之由，是《史记》全书之纲，是阅读《史记》，探索《史记》这座宝库、打开库门的钥匙。

司马迁编撰《史记》，承受其父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前110），从汉武帝初年，即建元元年（前140）开始任太史令，至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历时三十年。临终时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我的先祖是周朝太史。在上古，曾经显耀功业名声于虞舜和夏朝时期，掌管天文之事。后来，中道衰落；现在，要断送在我的手里！ 如果你再作太史，就继承祖先的事业。今天皇上继承千秋大业，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我不能随从前去，这是命啊！ 是命啊！ 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当太史，不要忘记我要著作史书的事。讲孝道，首先是事奉双亲，中问是忠于君主，最后是立身为人。扬名声，显父母，这是最好的孝道。天下人称颂周公，是说他能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邵公的风范，通晓周太王、王季乃至于公刘的业绩，尊崇周始祖后稷教民稼穑的德业。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衰微，孔子整理旧有典籍，起用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写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都把它们作为求学的标准。孔子作《春秋》，因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而止笔。从此，四百余年（实为371年），诸侯互相兼并，史事的记述放弃断绝。现在，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涌现，我身为太史，未能评论记载，废弃了天下修史的传统，心里非常惶恐不安。你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愚笨，请相信我会详尽地整理先人所编次的旧闻，不敢有所缺漏。”

司马迁（前145—前90），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前108），当上了太史令。他坚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开始编撰《史记》。他在许多篇章中，说明天道与人事之问，不存在相互感应的关系，如秦始皇二世而亡其国，“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不是老天对它的惩罚，而是他暴虐无道，“仁义不施”故也。项羽兵败自杀，是他自己“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他非常重视时异事变，礼仪制度的革新。夏、商、周三代，殷因于夏礼，有的废除，有的增加；周因于殷礼，有的废除，有的增加。秦代废除封土地、建诸侯的制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规制。汉承秦制，定历法，易服色；建立中朝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盐、铁官办，打击奸商；奠定中华版图，开创丝绸之路。他著述《史记》，是要继承周公、孔子的思想统系，编著成为新的当世的《春秋》。首创贯通古今的一部纪传文体的通史。所记历史事件从黄帝时开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止，计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五十二万六千余字。“本纪”记述帝王言行和政绩；“世家”记述世袭诸侯国王侯的业绩；“列传”记述名人、名臣、武将和重要人物的事迹。这里，司马迁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还有升格的状况。如吕太后，没有称帝，她实际上是高祖以后至文帝以前一段时问汉室的掌权人，虽身为女流，司马迁把她写入“本纪”，与帝王平列。项羽在秦汉之际，“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他虽然不是帝王，司马迁把他升格与帝王平列，写入“本纪”。孔子身非王侯，但他继承发展了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被汉武帝独尊的政治思想学派。司马迁把他写入了诸侯“世家”。陈涉是平民起义的领袖，在反暴亡秦中起了重大作用，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亡秦的诸侯，多出自其手下。司马迁把他与诸侯同列，写了《陈涉世家》。这都反映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司马迁以周公、孔子的继承人自勉，以接续《春秋》为己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至如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大夫壶遂问道：“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回答说：“我听到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废弛。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诋毁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纳，政治主张不能推行，就评论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事件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政治事件的标准，贬斥无道的君主，批露违法的诸侯，声讨不守本分的大夫，使国家的政令通行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话说教，不如揭示在位的人所作所为以显露其是非美恶，这就更深切明显了。”孔子作《春秋》，“上阐明三皇的治道，下辩明人事的纲纪，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的事，褒善贬恶，称赞贤能，贱视不肖。”要君、臣、父、子懂得《春秋》大义，否则，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的不可胜数，究其原因，都是丢掉了立国立身的根本春秋大义。

壶遂又问：“孔子的时候，上无明君，他在下面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文来判断礼义，作为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都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先生所要论述的，想要阐明什么呢？”司马迁回答说：“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到先人说：‘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世道兴盛，《尚书》记载了它。商汤、周武，王业兴隆，诗人歌颂它。《春秋》褒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室，并非只是讽刺讥诮而已。’汉代兴起以来，最圣明的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之礼，改定元月朔日，变易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语言经历转译，前来进献求见，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还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再说，如果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君主圣明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播让大家都知道，是官员们的罪过。我曾经担任过太史令的职务，废弃天子的明圣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记述，违背先父临终的遗言，罪过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www.xing528.com)

司马迁编撰《史记》，从太初元年（前104）开始，编到第七年，即天汉三年（前98），因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征询他的意见。他说了几句符合情理的话，认为李陵投降匈奴，“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汉武帝认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降罪于他，给他以腐刑。他遭受莫大的委屈说：“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他觉得身体受到残毁，人格受到污辱，难以完成《史记》这部光辉巨著。但又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及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此，继续发愤编撰《史记》。把自己的幽愤，也发泄于《史记》一书的创作之中。他决心完成《史记》的撰写，“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精神，在记事的时问断限方面，也仿效《春秋》。孔子作《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因获麟而绝笔。司马迁编撰《史记》，记事从黄帝开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因获麟而绝笔。其意味深长。

《太史公自叙》是《史记》全书的提纲，把《史记》中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每一篇，都写出了内容提要。例如：《五帝本纪》第一：“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怡；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夏本纪》第二：“维禹之功，九州修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秦始皇本纪》第六：“始皇既位，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吕后本纪》第九：“惠帝早逝，诸吕用事，使百姓不悦；吕后提高吕禄、吕产的地位，加强吕氏的权力，诸侯图谋剪除他们；吕后杀害赵隐王，囚禁赵幽王刘友，朝中大臣怀疑忧惧，于是给吕氏以灭族之祸。”《孝景本纪》第十一：“诸侯王骄横放肆，七国发动叛乱，朝廷派兵诛灭他们，使天下安定，百姓富裕。”《礼书》第一：“夏、商、周三代之礼，各有所增减而不同；但总的看来，都是使礼制贴近人的情性，通于王道。所以，礼是因人的本性而减掉繁缛的文饰，顺应古今的变化。”《律书》第三：“没有兵国家就不强，没有德政国家就不兴。黄帝、汤、武借兵和德兴盛，夏桀、商纣、秦二世不重兵施德就崩溃。对兵和德，能够不慎重吗？ 《司马法》从来重要。所以姜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甫能继承并创明它，使它切近世情，符合人事变化。”《陈涉世家》第十八：“桀、纣丧失王道而汤、武兴起，周失其王道而《春秋》一书问世，秦失为政之道，陈涉起义发迹，诸侯相继造反，终于灭掉秦国。天下亡秦开端，始于陈涉发难。”《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六出奇计都被高祖采用，诸侯都归附于汉；消灭诸吕乱政，陈平是主谋。终于安定王室和国家。”《伯夷叔齐列传》第一：“商之末世，争权夺利；伯夷叔齐，心向仁义；为让王位，外逃饿死；天下称赞，贤德依归。”《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不讲信、廉、仁、勇，不能传授兵法，论说剑术。兵法剑术与道相符，内可修身，外可应变，君子重视兵法剑术，并以之为德。”《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富贵而能尊重贫贱，贤能而能屈就不肖，只有信陵君能够这样做。”《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忍辱于魏齐，扬威于强秦；推举贤能，让出相位。范雎、蔡泽有这样的美德。”《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敢于犯颜强谏，使主上言行合乎道义；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规定长远谋划。”《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救人于困厄，济人于贫乏，仁者才有此美德；不失信用，不背诺言，义者才有此可取之处。”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一书的编后序，是作者编书主旨的自述，是照亮我们阅读《史记》，把握体例，探索其博大精深思想内容和作者崇高的人格精神的一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