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一文，开头援引韩非的言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为了宣扬法家的主张，反对儒家和游侠，认为这两者都不好，主张“离法者罪”“犯禁者诛”。司马迁在文中逐层批驳韩非论断之谬，并对游侠行为极力赞美。
司马迁指出：儒生多被世人称道。其中，有一类人以各种权术，当上宰相卿大夫，辅佐一代又一代的君主秉持国政，其功名已被记入国史。这种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另一类人，像孔子的学生季次、原宪等民问的人。他们学习儒家经典，怀着有道德人的品质，“守死善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涉足官场，不参与兼并残杀，争权夺利，丧失天良，鱼肉百姓。他们一生住在空室蓬门，穿粗布衣服，吃恶劣的食物，还吃不饱。他们死后，四百多年来，弟子们还一代一代地不疲倦地怀念赞颂他们，以他们为修身做人的榜样。再说，游侠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朝廷的制度法律标准，然而他们说话一定讲诚信，做事一定要实现目标，不说空话；已经答应别人的托付，就一定兑现，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困厄，即使遇到生死存亡的危险，也不肯说出自己穿越危险的能耐，更不愿意夸耀对别人的恩德。这种人很值得称赞。
接着，司马迁荡开一笔，说明急难是所有的人们经常遇到的。就以古人为例吧！ 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掏井和修仓时，有险些被埋和被烧死的危险，伊尹曾经有过背鼎罐当厨工的困苦，傅说曾隐身于傅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卖小食，管仲曾经带过脚镣手铐，百里奚曾经当过喂牛的奴隶，孔子在匡地受过拘囚，又在陈、蔡受过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们称赞的有高尚道德的仁人，还遭受到这些灾难，何况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乱世的人呢？ 他们遇到的灾难又怎么能说得尽呢？”这就是说，人们常常会遇到灾难，需要有人救助。游侠就是这种救助人的人。
司马迁再进一步地说明：有的人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道德仁义和法律标准。而民问的人却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知道什么是仁义呢？ 已经取得利益的人，就称为有德。”所以，伯夷把武王伐纣，臣下杀国君看作可耻；周王朝建立以后，伯夷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伯夷的正义行为，却没有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受到损害。盗路和庄蹻，只是盗取一些财物，被称为“盗”，称为凶暴残忍的人，而他们的党徒却赞颂他们的道义，至今没有穷尽。由此看来，“窃取衣带钩的被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当上王侯，当上王侯的人就有仁义了。”这句话并非虚妄的言辞。
以上，司马迁揭穿了统治者和儒家仁义道德和法律观念的混乱和虚伪性，分辨出统治者和儒家，同鄙人（平民百姓）之问的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对立。儒家一方面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批判“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逆不道；一方面又赞扬“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在《孟子·梁惠王下》中，齐宣王同孟子的几句对话，就可以看出他们逻辑上的混乱情况。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明明是“弑君”，他说“未闻弑君也。”司马迁否定统治者和儒家的仁义道德和法律观念，肯定平民百姓的思想观念和游侠行为的正义性。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从思想观念上正确看待和评价游侠及其正义行为。司马迁的这种观念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认为：当时社会上有的人拘泥片面的学说，抱着狭隘的义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俗之外。这种人，哪能比得上持低下观念去迁就世俗，随世俗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 而平民百姓一类的人，却看重那些取得与施舍符合道义、应允能够兑现的具有美德的人。这种人行千里之外去追求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非议。这是他们的长处，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情况下，把命运委托给他们。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豪者之问的人吗？ 如果把民问游侠同季次、原宪那类人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功劳表现和言语讲信义的角度来看，侠客之义，怎么可能缺少呢？
司马迁说：“古代的布衣之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近代的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一类的人，都因为是国王的亲属，借国君卿相的富厚，招揽天下的贤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耀，不能说他们不贤良。他们好比是顺风而呼，名声传播得远，并非是声音增加响亮了，而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这样的事，不难做到。至于民问的布衣之侠，修养品行，磨砺名节，能够把名声传播到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贤德，这是难得做到的。”司马迁还说：“儒家和墨家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文献中记载。因此，秦朝以前，民问布衣侠客的事迹，被湮没而不能见到，我感到非常遗憾。凭我听说的，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布衣之侠。他们虽然有时违犯朝廷的法律禁令，然而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有廉洁退让的精神，很值得称赞。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去依附他们。至于那些互相拉拢勾结、朋党宗派、劫财役贫、豪强凶暴、欺凌孤弱、纵欲自快的人，游侠之士也认为是可耻的。我感到可悲的是，世俗的人不明察这其中真实的情况，错误地把朱家、郭解等同豪暴之徒混为同类加以嘲笑。”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可分为两大部分。以上为第一部分，以议论为主，兼有叙事；以下为第二部分，以叙事为主，介绍朱家、田仲、郭解的事迹，兼有议论。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同时人。鲁国人都崇尚儒教，而朱家以行侠仗义闻名。他藏匿救活豪杰几百人，救活普通的人就数不清楚了。然而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张扬自己的德行。所有曾经受过他施舍的人，他不愿接受他们感谢，都怕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花纹也没有，每餐饭只吃一样的菜，乘坐的是小牛拉的车子，一心救护别人的危难，超过了办自己的私事。他曾经暗中救季布将军脱离了被杀的灾难，到了季布将军尊贵以后，想报答他，他始终不与季布将军见面。从函谷关以东的地方，人们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的。可见其声望影响之广。这是鲁国的儒生没有办法同他相比的。在这里，司马迁观点鲜明地褒扬侠客，贬抑儒生。
楚国的田仲，以侠义行为闻名于世。他喜欢剑术，像事奉父亲那样事奉朱家，认为自己的操行比不上朱家。
田仲死了以后，洛阳出了一个剧孟。洛阳人喜欢经商发财，而剧孟却凭行侠名显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朝廷掌握兵权的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要到达洛阳时，得到了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帮助，我就知道他们没能力干出什么事来”。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口里说的就像得到一个敌对的国家一样，可见他的能量大到什么程度了。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他喜欢博奕，多半做一些少年人的游戏。剧孟的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车子上千辆。剧孟死的时候，家里连十金钱也没有。在剧孟死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孟的人，以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问的广大地区。
在王孟行侠的时候，济南有姓瞷的族人，陈地有周庸，也以豪侠闻名。汉景帝听说他们的事，就派人把他们及其同类的人都杀了。从此以后，代郡姓白的豪侠，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县的韩儒，又纷纷涌现出来了。(www.xing528.com)
郭解是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人，字翁伯，是会看面相的许负的外甥。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孝文帝时被杀了。郭解为人体形矮小，精明强健，不喝酒，小时候阴毒心狠，愤慨不乐意的时候，亲手杀人很多。他舍命去为别人报仇，藏匿亡命之徒，不停止地做违法犯罪的事，私铸钱币，盗挖坟墓，违法活动数不清楚。恰好，上天保佑，有时在危急中能够脱身，或者遇到大赦。郭解到年龄大了的时候，能自觉地改变行为，约束自己，用恩惠去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施舍而少结怨。但是，仗义行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而内心仍然残忍狠毒，遇到不平，突然怒目行凶如故。少年们倾慕他的行为，也为别人报仇，却不让别人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别人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就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刺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逃跑了。郭解的姐姐发脾气说：“凭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把儿子的尸首丢弃在路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听凶手的处所。凶手窘迫，自己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应该，是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过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了。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回避他。有一个人很不礼貌地伸开两腿坐在路中。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住在乡里，竟不被别人尊敬，是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够，他有什么罪过呢？”于是，他暗中嘱托当地的尉使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切的人，轮到他服役，请给免除。”以后，每次轮到这个人服役，县吏都没有找他。这个人自己觉得很奇怪，问其中原因，得知是郭解请求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裸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说这件事，更仰慕郭解的为人。
洛阳有人互相结仇，城中贤人豪杰从中调解十多次，他们始终不听。一天夜晚，郭解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两仇家都尊重郭解，委屈心意，听从劝解，答应和好。郭解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都不肯听从。如今，你们幸而听从我的劝解，我怎么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城中贤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家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等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郭解把自己做的好事，让给别人去取得荣誉。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三百万资财迁移的标准。县里有人想让他离开轵县，下官不敢不把他家列入迁移的名册。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皇上说：“一个平民百姓，势力能让将军替他说话，这就说明他家不贫困。”于是，郭解的家被迁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出钱一千万余。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移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了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与郭家结了仇。
郭解被迁移到关中以后，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知道他或不知道他的人，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他结为朋友。郭解的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骑马。因为杀了杨季主，杨家人上书告状，又有人在宫门前把告状的人杀了。皇帝听说这件事，下令要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的籍少公向来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地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捕郭解追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自杀，口供线索断了。过了好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查核他犯法的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案的使者闲坐，郭解的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做奸邪犯法的事，怎么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的门客就杀了这个儒生，并把他的舌头割了下来。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始终没有查出，不知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百姓身份行侠，顽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应当判处郭解大逆不道的罪。”于是就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更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儒，临淮的兄长卿，东阳的田君儒，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的风度。至于像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之流，这些人都是民问的盗路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呢？ 这都是从前朱家引以为耻的人。
司马迁在文章的最后说：我看到郭解，状貌比不上中等人才，语言也没有特别之处。但是，天下的人，无论是贤良还是不肖的，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自称为游侠的人也都标榜郭解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不在于容貌，而在于光荣的名声，这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游侠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问的尖锐对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欺压剥削人民大众，其政权和法律就是他们用来规范人民大众言行，镇压人民大众反抗的工具。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罪恶行为，欲告无门，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同时，在人民大众之中，也就产生了布衣之侠，他们代表人民大众的感情和愿望，打击豪强，惩凶除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图个人名利，不惜牺牲生命，去解救别人困厄，涉险不矜其能，救人不夸其德。他们深受人民大众的爱护和称赞。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正如司马迁所说：“侠客之义易可少哉！”游侠之士，来自人民，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社会的需要。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游侠，杀不完，杀不绝。汉景帝时期，杀了济南瞷氏、陈地周庸等，后来白氏族人、梁地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韩儒等，又纷纷复出了。汉武帝时期，杀了郭解，后来行侠的人更多了。
在汉代社会，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仁义道德观和法律观。统治阶级及其卫道者，把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把他们压迫、剥削、鱼肉人民大众，看作是天然合理的。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腾文公章句下》）。他们的仁义道德是为维护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把人民大众的反抗，看作犯上作乱，违法犯罪，必欲镇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人民大众，则把游侠行为所表现的侠义，看作是民问正义，把游侠看作是民问英雄，是值得称颂的人物。
司马迁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同情人民大众的苦难，颂扬游侠的正义行为，从正面为他们立传。他同一切封建史学家迥然有别。如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说游侠们“罪已不容于诛”，并批评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所以，司马迁之《史记》，不愧为“史家之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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