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及影响

跨文化交际不仅可以使语言使用者更好地认识、理解和包容本民族文化，还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和包容他民族文化。同时，在整个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使用者会将自己的态度、观点、想法等主观因素寓于言语及非言语中，即跨文化交际与语言主观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使用者会使用相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和互动。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强力的载体，又是对文化的真实写照。人类文化能够长久不息地发展和传承，依赖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文化能够影响到语言词汇的发展方向与使用条件，具体影响在语言的语法、讲话规则、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多个方面。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尤其是跨文化的交际，不断意识到如果只掌握了一个语言所具有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知识，而对深层的文化意义不了解，交际的过程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例如，骆驼在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阿拉伯语中目前还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有关的词。

我国云南、两广有许多地名中有“峒”（或垌、洞）字。“峒”在壮语中是“田场”的意思，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灌溉区从事稻作的人同住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相当于汉语的“村”。“峒”字地名众多说明这些省份自古以来稻作文化发达。

亲属称谓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例证。例如，在英语中的brother是“兄”或“弟”，sister是“姐”或“妹”，汉语中没有一个字与brother或sister完全相等。在我们的文化中严格区分“兄”与“弟”和“姐”与“妹”，因为“长幼有序”。英语中uncle一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aunt相当于汉语中的“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这反映了汉语文化不仅注重长幼顺序，而且对于是父系、母系或姻系亦十分重视。

在我国个别地区的亲属称谓中，只有男性称谓，没有女性称谓，爸爸是爸，妈妈也是爸，分别男女的办法只是在前面加“大”或“细”（即小），爸爸是大爸，妈妈是细爸。哥哥叫哥哥，姐姐也叫哥哥，弟弟称老弟，妹妹也称老弟。叔叔是细爷，阿姨也是细爷。这种女性称谓用男性代替的例子，除湖南岳阳临湘一带，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不那么系统。这可能是古代父系社会的残余影响。

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的纳西族方言的亲属称谓反映了这个地区纳西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他们实行一种称作阿注婚姻的对偶婚姻制。其特点是男女相识，彼此有意，互赠礼品就结成阿注关系。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住宿，白天回母家。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主要的长期的阿注和几个次要的阿注。男女阿注并不组成一个家庭。女阿注所生儿女留在女方家庭中，她的姐妹同时也尽抚养责任。由于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许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与这种婚姻制度相适应的有一些奇特的称谓。母亲的阿注、自己的生父和舅舅用一个词表示，母亲和母亲的直系、旁系的姐妹也只用一个词表示，同样，自己的儿子和兄弟的所有儿子在称谓上没有区别。这种称谓方法反映永宁纳西族母系社会的性质。

由于汉民族对于对称的偏爱，因此词汇出现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趋势。我们不喜欢说“桌”“椅”“石”“木”，而习惯于说“桌子”“椅子”“石头”“木头”。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约占70%。汉语重视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古代诗歌大量使用对仗，考究对仗工整，实际上受匀称性规律所支配。汉语有音乐性，离不开匀称二字。四字语的语音段落一般是2+2，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匀称，十分上口。成语和早期的诗歌都以四言为主，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古往今来对人物和诗文的评语往往也用四言。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据统计约占成语总量的95%。例如：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天涯海角、水落石出、山穷水尽、同床异梦、除暴安良、色厉内荏、取长补短、借古讽今、深居简出、名存实亡、南辕北辙、阳奉阴违、车水马龙、山清水秀、风和日丽、离乡背井、仁人志士、良师益友、五湖四海、心明眼亮、破釜沉舟、审时度势、沉鱼落雁、毕恭毕敬等。汉语中还有许多对偶格式的成语，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兼听则明，旁听则暗。

以上仅仅是从亲属称谓的使用和词的构成方面观察文化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实际上，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人口、地名、商号名的选择，口才及语讳，成语及谚语等。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关联的一门学科是文化语言学。在西方大致属于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文化不仅影响词汇的发展与使用，在语法、讲话规则、篇章结构、问题风格等许多方面，文化都施予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掌握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不了解深层的文化意义，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

二、语言行为与跨文化交际

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除了需要注意词所具有的概念意义，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关注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其意义可能出现下列几种情况（两种语言分别以A、B代替）：

第一种情况：A、B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相同或相似。在中英语言体系中，这情况的词汇数量是相对较少的，比如，fox与“狐狸”在中英文中其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也都包括了“狡猾”的意思。

第二种情况：A、B两种语言其所具有的词汇概念意义相同，但其具体的内涵意义不同。例如，红（red），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朝代对于红色都是十分推崇的，古代的中国人喜欢用红色来表达幸福、喜庆、吉祥、欢乐等情感。结婚被人们称作为红喜事，结婚的礼服是以红色作为主色调。这种文化到汉语的应用上时，包含“红”的一些词通常都蕴含着兴旺、发达、顺利等意义，比如，“红红火火”便是指旺盛或者经济优裕的生活条件。在英语中“red”则没有汉语的“红”具有的文化内涵，反而是更多的有着暴力、血腥、低俗等含义，在英语的词汇中仅有“red carpet treatment”一词中表示对尊贵的客人给予隆重的欢迎，“red”有着比较正面的意思。更多的是如“red-light district”是指红灯区，“red flag”并不是指红旗，而是代表着人们提高警惕用以预防出事，“in the red”是指经济出现赤字。

第三种情况：A语言的词汇具有内涵意义，而B语言中的词汇则没有类似的内涵。比如在汉语中，由于松柏具有四季常青，且其树龄可达千年的特点，有着长寿的象征意义。而鹤在中国文化中又有着仙鹤之称，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神仙所乘坐的鸟，也有着长寿的象征。另外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用蟠桃来宴请神仙，因此桃也象征着长寿。而在英语的文化中，与松、柏、鹤、桃等相对应的单词是pine，cypress，crane，peach，并没有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长寿象征的内涵意义。

因此，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需要掌握双方文化中的语言知识，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人们在使用语言时采取了一套语用规则，即讲话的规则，其内容包含了如何称呼对方、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接受或拒绝对方的要求、如何告别等。

和语言的使用规则相比，语用的规则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语音、语法、词汇的各种语言规则已经被人们整理归纳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语音书、语法书以及字典等工具进行学习和查询。而语用规则却还没有被人们总结归纳成为一种权威性的存在。另外，人们在使用语言规则时往往都会根据其语言系统自觉地运用，而在使用语用规则时，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没有一种自觉性。

语用规则的难以掌握在不同文化中对与称谓的不同中便可以体现出来。在英语体系中其社交称谓没有汉语中的繁多和变化大，在这其中，采用汉语体系中的语用规则来称呼英语体系中的人时，也有些称谓在英美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甚至会反感的。比如，很多中国的学生直接用姓来称呼教师，一位女教师全名是Marcia Vale，其学生一般呼她为Dr.Marcia或Dr.Vale，但有的中国学生便采用中国文化中对于别人直呼其姓来表示亲密的特点，称呼女教师为Vale，但在这位教师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因为在英语体系汇总中，对人称谓也同样存在多种方式，但是却没有直接称呼人姓的方式。

在美国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常常认为美国人讲话是不靠谱的，比如当其说出了要邀请吃饭的话，但很久之后都没有兑现。这主要是语用规则的不同而形成的误解，美国人说：“We must get together soon”（我们一定得聚聚）往往代表的只是一种客套的话语，如果当真便会造成误解。因为在英语语用规则中，如果想要正式邀请人吃饭，其说的内容包括了时间、地点等诸多具体的信息，例如，“Come over for dinner next Friday night”（下星期五晚上过来吃晚饭）便是明确的邀请。

上述的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了语用规则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于思想的正确交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其交际的风格也会对交流的过程造成影响。比如，在西方人看来，许多中国人处于一种“摸不透”的状态，这里不是指由于不理解句子的意思而不明白，而是指对于中国人的交际风格不习惯。我国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认为，在汉语中讲话是属于一种“主题—述题”的结构。具体是指，在表达一个意见时，中国人往往喜欢在主题部分列举出人、事物或观念，而在述题部分进行评述。在英语体系中也有采用主题—述题的结构，但在英语文化中人们更喜欢采用主语—谓语的结构。著名的华裔美国学者杨威玲做了一项试验，试验内容是：让五位北京教授用英语和中国香港的商人进行预算讨论，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交流困难，而将交流过程的录音放给英美人听时，英美人便觉得其内容难以理解，这不是说他们理解不了句子意思，而是不能理解中国人在讨论事物时喜欢先摆材料，最后进行总结的交际风格。

（一）打招呼用语

中西方不同的思维习惯使得人们在打招呼时所采用的言语不同。在日常交流打招呼时，中国人通常会使用“吃了吗？”“去哪儿？”“忙什么呢？”“回来了？”等方式，其问话具体，打招呼的种类繁多，形式也十分灵活，并不会局限在某一种格式当中，其招呼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见面时的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来进行。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亲切感的表现。但这些方式对于西方人而言，却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出现不快的心情，这主要是西方社会十分在意个人隐私，他们会将这种打招呼理解成为一种对其隐私的“盘问”，从而感到不快。在西方的国家中，他们问候方式通常只是一声“Hello”，更进一步也仅仅是按时间进行划分，问候“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便可以了。除了简单的问候外，西方人在打招呼时通常还会讨论天气或者是不涉及隐私的询问近况，比如“今天天气不错呵！”“最近好吗？”而在其初次见面通常会说“认识你很高兴”之类的客套话。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中国文化中的那些问候语，也基本上脱离了产生初期时那种对人表示关心以及讲究具体使用情况的特点而成了一种单纯的打招呼的方式。人们见面时说出这些问候语，也并不要求对方会做出明确回答，即使答非所问也不会过多在意，因为这已经实现了见面时打招呼问候表示友好和礼貌的目的。但这些问候语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会产生误会。比如把“吃了吗”误认为要请他吃饭，另外对于那些明知故问式的问候语“回来了”“上班去”“正忙着”等也觉得是一种多此一举的话。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汉语问候语中的虚义和实义没有弄明白。

另外，中国的文化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人们打招呼时通常会相互寒暄几句，比如迎接远道而来的友人时，中国人往往会说“旅途劳顿，一路辛苦了”，而这在西方人的习惯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他们往往会直接说“You have a good trip”。这也说明了中西方在某些场合下的问候语的功能及使用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其侧重点也会存在差异。

（二）邀约用语

邀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之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一种人们分享友情，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手段。文化差异使得人们在进行邀请时其发起、商定以及对邀请做出回应的方式都存在着不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东西方邀请的差异。

1.西方邀请话语

（1）商讨性

一些语言学家对邀请的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认为邀请这一行为对相关各方都有着一定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邀请这一行为将接受或拒绝的压力给予了受邀请者，此外，如果接受邀请还可能欠邀请者一个人情；而对于邀请者来说，他们则有可能将面对拒绝而出现尴尬的局面。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人们通常是以询问的方式来对别人发起邀请。

在进行邀请商讨时，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者不能妨碍对方的行为自由（即消极面子）或伤害到各方同意的渴望（即积极面子）。沃尔夫森认为，在大多数社交过程中的约定都可以通过商讨来实现，因此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相互体谅对方的情况，最终完成社交的约定。通过商讨来完成邀请，人们便可以避免被拒绝的风险。西方人在进行邀请之前通常会采用一个“引子”开头，向听者提出暗示，此时如果听者做出正面合适的回应，话题的发起者便可以对其发出邀请，这便是商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引子”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因此双方都可以对其没有任何压力地进行商讨，通过商讨的结果来决定邀请是否进行。

（2）事务导向

事务导向主要是针对外部的目标，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某种具体的影响。在西方的交际文化中由于主张个人主义，因此对对方的私人空间会保持尊重的态度。人们也会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人身上，即使在他们看来是对别人十分有益的事情也不会强迫别人接受。因此在邀请的整个商讨过程中，其关注的重点是参与者之间信息的传递，参与者不但关注对方的，也关注自己的需求。西方邀请话语主要以事务为导向，因为贯穿整个商讨过程的是对像时间、地点等与邀请相关内容的详细讨论，最终找到对大家来说都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而达成邀请的结果，如果不能达成共识，便结束邀请。

2.中方邀请话语

（1）公式化

中国的邀请话语同西方一样，都会经历一个商讨的过程，但相比而言，中国的邀请话语显得似乎更加啰唆，也更加公式化。

下面的交谈便是中国文化中邀请过程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邀请话语发生在A和B之间。A邀请B到A家吃饭。

A.明天来吃晚饭啊。

B.不来了，太麻烦。

A.麻烦什么呀。菜都是现成的。

B.那也得烧呀。

A.你不来我们也得吃呀，一定要来啊，不来我可生气了。

B.好吧，就随便一点。

我们可以在从这个例子中发现，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完成邀请通常会经历三个步骤的交流过程，即：

第一步：

A：发起邀请

B：婉拒邀请（给出拒绝的理由）(www.xing528.com)

第二步：

A：再次发起邀请（反驳B的理由，并表示邀请对自己不会有多大麻烦）

B：再次婉拒（为自己提出的理由做出辩解）

第三步：

A：坚持对B的邀请（对B的辩解进行反驳和劝导，再次表示邀请对自己不会有太多麻烦）

B：接受（有条件或无条件）

这里所提到的这三个步骤是中国式邀请的一种比较通用的模式，然而，在具体的邀请过程中，人们也不是严格地按照这个模式来行动，这一模式在具体执行时还有可能被放大，也有可能会减小。

（2）交际导向

在中国文化中的邀请话语虽然简单，看起来像是一场邀请者和受邀者之间的拉锯战，但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邀请的过程中，相关各方一直都体现着一种礼貌的氛围，这其中的原因是，在交流过程中邀请者和受邀请者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着想。虽然中国文化中的邀请也像西方的邀请一样通过相关各方的商讨最终达成有效共识，从而完成邀请，但和西方的邀请不同的是，中国的邀请通常关注的参与者之间内心的情感共鸣，简单来说，就是邀请者和受邀请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的邀请更主要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作为导向的。

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会使得中西方进行邀请的方式存在着许多不同。不同文化中的邀请话语的具体实施是根据其文化中的社会规范来进行的。在中国人眼里，西方人在邀请时人与人之间似乎缺乏一种真诚和友好的感情；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在邀请时则固执己见，喜欢将自己的想法施加到他人身上，干涉他人的行为。因此，在中西方的人们进行互相邀请时，如果不能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往往会产生许多误解。

（三）恭维语用语

恭维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用于赞美别人的一种常用的礼貌行为，它往往与应答以“临近配对”的形式共同出现。恭维语能够向人们传递具有评价意义的信息，同时还包含了欣赏、羡慕、敬佩或鼓励等情感，创造出人与人之间融洽和谐的交际氛围，因此，恭维语又被人们称为“社会润滑剂”。^[2]

在国内外的诸多语言学家都对英汉语系中的恭维语的定义、功能、话题、语言形式、应答策略、性别语用等方面的差异做出了详细的研究分析。恭维语作为语言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其他言语行为一样，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载体。汉英文化中的恭维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恭维的内容或话题、目的以及应对方略等方面。

恭维语的内容或话题的深意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外貌”和“所有物”，其二是“成就”和“能力”。^[3]在西方的文化中，人们对于“变化”和“差异”是十分在意的，因此，当生活中出现某种变化、某种新意时都会受到恭维或者对别人恭维，比如女性的外表，尤其是衣着、服饰及发型或出色的工作、技艺、超群的球技及一顿美味佳肴等生活中或小或大的事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相同性”，因此对于“变化”和“差异”而产生的恭维的程度比西方人要少很多。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使用恭维语往往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目的。根据美国学者赫伯特和沃尔夫森等人的研究分析指出，在英语文化中恭维语所具备的诸多功能中，主要的功能是促进交际双方之间的“一致性”。^[4]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国家的人们使用恭维语的目的是达到“一致性”，这在女性身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几乎所有对恭维语进行研究的学者都对于恭维语是女性用来“加强和巩固”与别人的“一致性”或“平等性”关系的情感语言的结论都是认同的。在中国的文化中，恭维语目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增强对方的感觉、欣赏和利用他人。前两种功能与英语文化中的功能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文化追求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第三个功能“利用他人”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所产生的独特功能。比如下属为了取得上级的好感，往往会对上级的“能力和成绩”进行恭维。

在应对策略方面，汉英语言体系中都遵循了两个总的原则，即同意对方意见和避免自我吹嘘，由于文化的差异，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强调的主题是仁义，十分注重礼仪，并且讲究群体之间的协调；中国文化十分注重人本身的自我修养，并且对于谦虚的美德十分推崇。因此，中国人往往处于一种谦虚的态度，在人与人交往时注重礼仪，并且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尊重师长和长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当人们得到别人恭维时，除了欣然接受外，人们对于恭维应对方略通常会遵守谦逊和慷慨的准则，会对别人的恭维采取非赞同、含蓄接受等方式。其中，非赞同方式包括了对恭维的否定、谦虚和转移话题等方面的方式，比如“不行，不行。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哪里，哪里，不敢当，惭愧”“你还有事吗”等言语；而含蓄接受方式则包括了回敬、降低称赞、转移称赞等内容，比如“你的也不错啊”“一般般了，马马虎虎”“我的进步与老师的辛勤培养是分不开的”等言语。在西方英语文化中，追求以个人为本位，其应对策略在总体上会遵循合作和礼貌原则中的一致性原则以及得体原则，并采用接受的方式来应答别人的恭维，其内容主要包括了赏识领情、评论接受、回赠恭维以及缓和应答等诸多方面，比如“Thanks.”“（Your shoes are cute.）I got these two years ago when I was on my vocation.”“（Your dress in nice.）Yours are nice too.”“（It's delicious cake.）It's not really beautiful to look at.”等言语，其应对策略通常会围绕“Thank you”来进行补充。在西方人眼中，不尊重事实的谦虚便是一种虚伪的表现。简单来说，中西方的文化在应对恭维方面都会遵从礼貌原则，但中国人更多的是一种“卑己尊人”的态度，而西方人则是“尊人”不“卑己”的态度。

（四）告别用语

通常人们在进行交际时，不会不发出任何信号就突然分手或匆匆离去。离开前总会用一定的告别语，来表明自己要离开。中国人分手时常说“再见”，相当于英语中的“Good-bye”“Bye bye”。但是在说“Good bye”“Bye bye”或“再见”之前，还要说些客套话。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告别用语也各具特色。

“在中国的告别礼仪中，人们往往把道别的原因归于对方。”例如，中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告别时多半会以“我得走了，你一定很累了。”（“I'd better be going now.You must be very tired.”）或“你明天还得早起，我该走了。”（“You will have to get up very early tomorrow.I should go now.”）等方式向主人告别。然而，如果一个美国人去另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客，他多半找出与自己有关的理由道别，而不涉及主人一方，比如：“Well，I'd better let you have some sleep.”（“好了，我得让你休息了。”）“Tomorrow，I have to get up early.I must go now.”（“明天我还得早起，我该走了。”）或者说：“I'll have to go.Tomorrow I'll go to work.”“I must be say good bye.My wife is waiting for me at home”等。另外，也可以用“We have to say goodbye now.We enjoyed the evening very much.Thanks.”（“我们得说再见了。我们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多谢。”）或“I think I'd better be leaving now.It's very nice to have a talk with you.”（“我想我得离开了。和你聊天非常愉快。”）等略表示感谢的告别语。英美人认为这样说，更显得体。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如有客人来访，当客人离开时，主人要把客人送到家门口。客人会对主人说：“请留步”“不要远送了”，主人会说：“走好”“慢走”之类的客套话。这些说法都无法直接译成英语。如果用“Stay here.”“Don't come any further with me，please”等向英美人道别，他们会觉得十分尴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要送你太远的意思。除非你邀请，否则别想他们会送你很远。这并不是西方人不友好，而只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

（五）拒绝用语

拒绝用语就是一种否定他人的意愿或行为的一种语言行为。在日常的交际中，学会如何正确地向他人表达“拒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由于采取不同的拒绝方式便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为了方便研究和讨论，我们将拒绝用语行为中的双方定义为语境提供者和拒绝者。对于拒绝用语行为，我们需要和否定用语行为以及不同意、反对用语行为进行区分，拒绝用语行为指的是听话者针对语境提供者进行的一种不接受、不答应、不执行的行为。

通过对各个文化中的拒绝用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学者们对拒绝用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按照客观的标准，拒绝用语行为可以分为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按照两个不同的主观标准，拒绝用语行为可以分为强威胁面子行为和弱威胁面子行为、诚意拒绝和虚假拒绝。

1.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

根据说话者所说的拒绝用语的形式，可以将拒绝用语行为分为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

直接拒绝，通常是指拒绝者直接地对语境提供者的提供、请求、称呼、建议、命令、称赞、恭维、感谢、道歉等方面的言语和行为，明确地表达出一种“不接受”“不答应”的意思，语言的形式上往往采用的是否定的形式，通过对自己的能力及意愿进行否定，来表达出自己不需要的想法等。

间接拒绝，拒绝者所说的拒绝话语其结构上通常不是否定的形式，在话语的表面上并没有体现出拒绝言语的意思，但通过联系实际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便可以从中寻找到拒绝者的拒绝意图。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对于交际者的交际行为提出了合作原则，具体的内容主要包括了“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四个方面。但是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违反这个合作原则的现象，格赖斯对于这些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出了四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便是：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故意地违反其中某一条准则，并且让听话者也能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即所谓的交际者藐视某一条准则。^[5]交际者采用故意的方式来违反交际时需要遵守的某一条准则，其目的就是想要表达出其他意思，暗含其他的意思，即会话含义。而间接拒绝者，通常便是采取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来向语境提供者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拒绝的会话含义。

2.强威胁面子行为和弱威胁面子行为

拒绝者进行的拒绝言语行为，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别人而言威胁面子的行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此，拒绝者在拒绝语境提供者时，为了其面子考虑，其说话的语气、态度会有所不同。按照拒绝言语带来的威胁面子的程度，将拒绝行为分为了强威胁面子行为和弱威胁面子行为，这是从被拒绝者的角度出发来对拒绝行为进行分析、解释的，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拒绝言语行为。

人们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必须要能够承认和意识到“面子”（face）所具有的作用，所谓“面子”，是指听话人的公众形象或者自我感知。^[6]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许多言语行为都是一种威胁语境提供者面子的行为，其中拒绝言语行为便是这其中的典例。语言学家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为交际者之间提供了更加和谐、礼貌的话语交际环境，为交谈相关方降低威胁面子的程度提供了有力的语用策略和理论指导。

拒绝言语行为对于面子的威胁程度或者不礼貌的程度，其区分的手段并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拒绝手段就能成功的，这其中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社会权势、社会距离、拒绝方式、策略的采用等，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点是便是和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比如，“给予、提供、称赞”等这些言语行为，其中的“惠”是属于拒绝者的，而“损”则是归于语境提供者，因此，当拒绝者提出拒绝行为时，对于语境提供者而言是一种弱威胁面子的行为；而对于“请求、命令”等言语行为，“惠”通常都是归于语境提供者，因此，对这些言语行为进行拒绝就是一种强威胁面子行为。

对于强、弱威胁面子行为进行划分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其中拒绝者所采用的拒绝方式、拒绝策略等也有可能会改变威胁面子的强弱程度。比如，直接拒绝+理由策略这个方式便是一种十分典型的能够削弱语境提供者威胁面子程度的方法，对于这个方法所采取的理由不同又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直接拒绝+客观理由。客观理由便是指客观存在的事实，包括时间空间受限、法律法规不允许等方面。

直接拒绝+主观理由。主观理由便是拒绝者看待事物的主观态度，包括了个人的想法、意愿以及判断等方面。

3.诚意拒绝和虚假拒绝

我们还可以根据拒绝者的拒绝是否真心，将拒绝语用行为分为诚意拒绝和虚假拒绝两类。诚意拒绝，通常是指拒绝者是真心拒绝他人的请求、提供等，这种拒绝方式既可能是一种强威胁面子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弱威胁面子行为；而虚假拒绝，是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十分特殊的交际方式。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流传着谦逊的思想，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在受惠于他人时，或者得到他人的称赞，直接的接受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因此通常会在表面上要对他人进行拒绝。虚假拒绝通常是在对语境提供者进行恭维、称赞、给予、邀请等行为时，拒绝者所表现出的一种语用行为，这也属于弱威胁面子的行为。

如何分辨拒绝者的拒绝行为是诚意拒绝还是虚假拒绝，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语境提供者和拒绝者之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语境提供者和拒绝者之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往往使用的是诚意拒绝而不是客套的虚假拒绝。如果语境提供者和拒绝者之间关系一般，虚假拒绝和诚意拒绝都是存在可能的。

第二，从语用环境来看，人们面对称赞、恭维等语境时，为了表示不让人觉得自大，往往都是虚假拒绝。

第三，在诸如给予、邀请、提供等语境中时，分辨是诚意拒绝还是虚假拒绝，还需要根据后续的对话来做进一步的确认。

第四，拒绝的坚决程度。当拒绝者的拒绝程度非常坚决，通常属于诚意拒绝；反之，通常则是虚假拒绝。

【注释】

[1]德克·盖拉茨.认知语言学基础［M］.邵军航，杨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29.

[2]Holmes，Janet.paying compliments：a Sex 2 Preferential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J］.Journal of Pragmatics，1988（3）.

[3]Nessa Wolf son.Sociolinguistics and TESOL［M］.New York：Newbury House Publishers.1989：109-124.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371.

[5]左思民.汉语语用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82.

[6]刘森林.语用策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