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理学在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承后，开始由思想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逐步拓展。从南宋前期吕本中的《官箴》到南宋末年许月卿的《百官箴》，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理学影响下的政治导向，以朱熹、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名儒也将其行政思想与施政原则体现在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及颁布的各类榜文、谕俗文中，成为地方官治邑的重要参考和行为规范。
南宋一朝国运衰微，巨额的岁币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大小官员上行下效，惨刻盘剥，“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椿之属尚未论也”[43]。在理学的价值体系中，倡仁义、远功利被视为王道之治的重要标准，“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为一切之计而已。是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也必远，顾弗察而已矣”[44]。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就以重义轻利为标准来甄别君子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5]。“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46]身为士君子，当谨守以义为本的施政原则，不施仁政、一味求利的聚敛之臣被视为残贼之人，将会给国家社稷造成巨大的危害，“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47]。
南宋中后期，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理学家重义轻利的政治主张在地方行政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导向作用，名节观也被引入了施政评价体系，是衡量和约束士君子的重要标准，“士友当亲，而贤否不可不辨；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明；折狱以情，毋为私意所牵；荐士以才，毋为权要所夺；当言则言，不视时而退缩，可去则去，不计利而迟徊，庶几名节之全，不愧简册所载”[48]。这是以品节著称的名士刘宰送好友王遂知平江府的赠言，也是以名节观衡量吏治的重要表述。
杨楫是朱熹高弟，黄榦曾在为杨楫兄长所撰《敬义堂记》中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与杨楫长达二十年的友谊：“吾与通老从游于夫子之门二十年矣，通老长于吾十年，而首与之交相好也。”[49]杨楫学问笃实，为人刚介不苟合，“除国子博士，台臣或干以私，答曰：‘台省纪纲，学有规矩，当各守职，无相侵越。’”[50]因此得罪权臣出知地方。黄榦对杨楫的学问人品深为敬重：“此人却是武夷门朴实做工夫人，无一点世俗态，信道甚笃，深可敬重。”[51]然而，当杨楫出知安庆后，黄榦却因其从流俗、急功利而向江淮制置使李珏严厉指斥杨楫：“龙舒为郡，财最匮乏。杨通老为之，最得善为郡之名，然坏此郡者通老也。此郡财赋全藉租税，既不通江，则舟车不往来，何缘得从容？通老适当军兴之后，人家交易颇多，以是投印契，日收千余缗。乃不为长久之虑，恃其多资，欲以自见，而献其羡余于朝廷……由是百姓遭竭泽之扰而不聊生矣。”[52]黄榦认为，安庆邑小民贫，本应一意抚字，而杨楫却在任职期间通过大量征收契税，得羡余二十万献于朝廷，虽以善治之功荣显一时，但却从此给安庆百姓带来了科敷抑配的沉重负担。张忠恕是南宋初年名臣张浚之孙、大儒张栻之侄，以直言敢谏闻名朝堂，在出知宁国府期间，适逢江东大旱，朝廷拨给赈米十万七千余石，张忠恕下拨给诸县五万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余令上户富室尽出私储，“忠恕虑后无以继，遂核户口、计岁月，严戒诸邑谕大家发盖藏”[53]。真德秀时任江东转运副使，对张忠恕不肯将赈米尽数赈济百姓、灾年仍催科峻急的行为愤怒弹劾：“荒政之行当以赈济为主，劝分为辅，盖有司不惜官廪以惠民，然后可责富室不私藏以惠乡里。今忠恕于朝廷所赐则妄行破用，于民间所有则根括无余，形迫势驰，一切不恤……如泾县土瘠民贫，所科亦一万一千四百余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则县官按奏黜责，典吏刺配岭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54]要求将张忠恕立即罢黜。在理学严义利之辨的王道体系中，士君子为自见其功而摧折百姓，即使声名再盛，亦不能得名节之全。
作为乾淳诸老之后的正学大宗，真德秀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全力推行重义轻利的仁政理想，并以“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等施政原则对名节观进行具体阐释，以此作为地方官员考课和荐举的重要标准。在廉、仁、公、勤的施政原则中，廉被列为四事之首，是义的重要体现，也是名节观的基本要求，“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55]。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知泉州，考寻前代地方官员之贤而可法者，“泉之士大夫为予言，永春自故司谏江公民表为令有善政，民称思之，以为无能继者，今黄公节守殆无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过之者”[56]。任永春知县期间，黄瑀廉俭自励，“公来永春，承寇乱蛊弊之余，田莱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负，民有鬻业而税籍不除者，悉厘正之……公又痛以廉俭自约饬，凡例所当得公廨钱，悉输之官。到罢挈家，当计庸受直，亦不取。至于燕游馈遗之费，又皆一切屏绝。而钩考出内，则必以身亲之，吏无得容其奸，于是廪有余粟，库有余钱”[57]。真德秀将黄瑀视为廉仁公勤的人物典型，在泉州立祠以褒其美节，并作为地方官员的楷模大力推崇。陈俊卿之子陈宿为官清廉，“历郡国，苞篚无私觌。家人非时需铢茗勺酒，帑吏惮公不敢与……廉俭者，公家法也”[58]。刘用行律己以廉，“为郡清苦，惜公使钱甚于私帑，不以厨传苞篚悦人。客见公服用朴素，皆起敬。常曰：‘俸外令甲所不载者，赃也。’”[59]方阜鸣出生儒学之家，“性清俭，敝裘故褐终身不易，至居官则秋毫不苟取。将去海安，举例券九千缗归之有司，盐使吴囦叹服”[60]。杨长孺是名儒杨万里之子，父子俱以廉洁著称，“诚斋父子，视金玉如粪土。诚斋将漕江东，有俸给仅万缗，留库中，弃之而归。东山帅五羊，以俸钱七千缗，代下户输租。其家采椽土阶，如田舍翁，三世无增饰”[61]。杨长孺致仕后，岭南官民为其立像，与东晋廉臣吴隐之并祠。通过对名节观的大力弘扬，在南宋后期极尽功利、贪浊成风的行政体系中，依然涌现出了一批修身律己、廉洁亲民的地方官员，被视为恪守名节的典范，为士林所推崇。
要言之，南宋士人对名节的理解和阐释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蕴的社会内涵深广丰富，历史观、道德观和政治观都在名节的概念范畴中得到了诠释，对后代士人的立身原则和处世之道提供了理论指导，“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炎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62]。通过对名节观的全面建构，理学影响下的南宋士人被塑造为重道德、尚名节的经典形象，为后代士人所尊崇，“逮乾道、淳熙后，闻大贤君子之风而悦之，重道德，尚名节，褎衣危巾，讲论性命，言行必本乎礼义。闾巷之间，弦诵之声相接。至于元以功利诱天下，众欢趋之，而习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而宋之旧俗微矣。大明御宇内今三十年，屡诏诰四方，刬削元之遗弊。吾意士俗当复如宋时之美乎？”[63]同时，宋人名节观中所蕴含的重义轻利的政治内涵也通过岁月的传承与积淀，被为政者奉为政教之要，“为政而不得其要，则虽戴星出入、日不遑食而鲜克以奏。理教化者，为政之要也……其君子文而有检，矜名节而砥廉隅；其小人愿而有礼，争慕义而重犯法。古之君子所以致美于简册者，盖诚从事于此，而不事乎锥刀茧丝之纷纷也”[64]，成为安定秩序、风俗醇美的重要保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导师）
【注释】
[1]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曾瑜《绍兴和议与宋人气节》（《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德毅《晚宋士大夫的气节》（《宋史研究集》第三十六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2006年）等。相关著述或通过道德层面的考察来衡量宋代士人对忠义的践行程度，或通过对气节的阐释来评价宋代的士风，而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名节观的研究仍留有较大空间。
[2]《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52页。
[3]胡寅：《斐然集》卷一〇《进万言书札子》，中华书局，1993年，第211页。
[4]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页。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六《正统论》，中华书局，2001年，第267页。
[7]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六《东晋论》，第283页。
[8]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一〇《上皇帝万言书》，第336页。
[9]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一〇《上皇帝万言书》，第337页。
[10]脱脱：《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第11253页。
[11]胡安国：《时政论》，杨士奇、黄淮编纂：《历代名臣奏议》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2003页。
[13]同上。
[14]胡铨：《澹庵文集》卷二《上高宗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
[15]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一〇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59页。
[16]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一〇五，第3458页。
[17]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康熙御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
[18]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康熙御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一六。
[19]张栻：《南轩集》卷一七《谢安淝水之功论》，文渊阁《四库全书》。
[2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六《向芗林文集后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63页。
[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王枢密赠祁居之诗》，第3846页。
[22]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汪克宽：《〈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序》，康熙御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24]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康熙御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2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六《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第4457页。
[26]脱脱：《宋史》四七三《秦桧传》，第13763页。
[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第4509页。
[2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六《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第4457页。
[29]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九〇《宋璟刚正过姚崇论》，中华书局，2007年，第3552页。(www.xing528.com)
[30]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三五，第1288页。
[31]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六九《轮对第二札子》，第2927页。
[32]张栻：《南轩集》卷一七《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论》。
[33]脱脱：《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第12958页。
[34]脱脱：《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第12959页。
[35]脱脱：《宋史》卷四三〇《李燔传》，第12784页。
[36]方岳：《三彦友会记》，谢琎：《竹山遗略·附录》，清咸丰蛾术斋刻本。
[37]姚勉：《雪坡集》卷一七《送庐陵郭佥判致仕归》，文渊阁《四库全书》。
[38]陆心源：《宋史翼》卷一七，中华书局，1991年，第179页。
[39]方岳：《秋崖集》卷三六《归来馆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40]文及翁：《雪坡集序》，姚勉：《雪坡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
[41]姚勉：《雪坡集》卷二《庚申封事》。
[42]姚勉：《雪坡集》卷三二《答许司门书》。
[4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第605页。
[4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送张仲隆序》，第3623页。
[45]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卷五，中华书局，1990年，第154页。
[46]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卷一四，第455页。
[47]朱熹：《大学章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48]刘宰：《漫塘集》卷一九《刍言送王实斋守吴门》，文渊阁《四库全书》。
[49]黄榦：《勉斋集》卷一九《杨恭老敬义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5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九《沧洲诸儒学案》（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2296页。
[51]黄榦：《勉斋集》卷九《与郑成叔书》。
[52]黄榦：《勉斋集》卷一〇《再与侍制李梦闻书》。
[53]脱脱：《宋史》卷四〇九《张忠恕传》，第12328页。
[5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四部丛刊初编》本。
[5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〇《谕州县官僚文》。
[56]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四《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记》。
[57]同上。
[5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知常州寺丞陈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三《刘赣州墓志铭》。
[6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方子默墓志铭》。
[61]（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309页。
[62]（元）张养浩：《三事忠告》卷二《牧民忠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四《赠卢信道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清）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七《重修海盐学宫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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