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政治与正直谏勇退的风范

自北宋后期，权臣政治开始成为政坛痼疾。权臣相继把持朝政，对不愿附己的士大夫们进行残酷打击。在禁锢士群体政治活动空间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士大夫以名节相高的道德风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祖宗盛时，作成涵养，名公巨人杰立角出，争以气节相高。顷自蔡京、秦桧用事以来，摧丧既略尽矣”^[25]。南渡后，秦桧独相十七年，用尽手段排除异己，上下皆惧秦桧权势，“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之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26]，柔佞软媚之风盛于朝堂。

为了重振萎靡不振的士风，南渡后的士精英将励名节、去奸佞视为安定社稷的重要保障，“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御危辱凌暴之侮，是以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27]。孝宗即位后，以陈俊卿为代表的朝臣大力倡导直谏敢言的刚性气节，为臣者当以骨鲠强谏之刚节绳愆纠缪，以正朝纲；为君者当效法唐太宗导臣使谏，罢黜奸佞，“气节之士，虽有小过，犹当容之；佞邪之人，虽甚有才，犹当察之，庶几有以作新人才，兴起颓弊”^[28]。朱熹、张栻、杨万里等大儒亦在对前代名臣的褒贬评价中向当代士人展示了直谏勇退的名节风范。姚崇、宋璟同为开元名臣，但杨万里却对二人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见姚而喜，明皇以开元之治为极治，明皇其不乐乎？见宋而惮，明皇以开元之治为未治，明皇其不忧乎？姚、宋则皆贤也，开元则诚治也，明皇乐于开元之功，天下不见其祸；明皇忧于开元之功，天下不见其福。不胜其忧，明皇于是乎一而逐韩休，再而逐九龄；不胜其乐，明皇于是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国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后知宋璟之可惮，乃深可喜欤！”^[29]宋璟为人耿介有大节，早在武后时期就以其名义至重的言行闻名朝堂，历中宗、睿宗、玄宗三朝俱守法持正、刚勇直谏，令君主忌惮。而姚崇则善于应变成务，侍奉君主进退有度，因此得到玄宗的尊崇和信任。杨万里认为，以严毅之姿对君主利欲进行制衡乃是臣子应尽的职责，身为朝廷重臣更当直言勇谏、格君心之非。如果只知承顺君主，任其为嗜欲所迷，就会为奸憸擅政开方便之门，必将对国家社稷造成巨大的危害。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其亲党遍布天下，然士大夫庙堂廷争无惧其威、诛治其党羽刚毅果决，即使身陷囹圄亦前仆后继。朱熹因而盛赞东汉士人砥砺名节的风范：“今世人多道东汉名节无补于事。某谓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自是可保。未说公卿大臣，且如当时郡守惩治宦官之亲党，虽前者既为所治，而来者复蹈其迹，诛殛窜戮，项背相望，略无所创。今士大夫顾惜畏惧，何望其如此！”^[30]对比之下，当代士人慑于权臣之威而以柔服为常态，则是丧失了士人应有的名节。

南宋中后期，随着政治权臣进一步加剧，守道勇退成为理学诸儒在衰世中对抗权臣政治的最后选择。杨万里通过两汉结局的历史对比，剀切陈述了进退之节对国家存续的重要意义：“在下者以进退之节而严诸身，凛凛然如执玉而忧其坠；在上者以进退之节而养其下，恤恤然如艺苗而望其成。进退严然后廉耻立，廉耻立然后名节全，名节全然后国家重。故以西汉之盛治，至于单于来朝，而王莽以一孺子而取其国；以东汉之式微，至于献帝不能自存，而曹操终身不敢去臣位。何也？名节之立与不立而已。然则名节之关人国家，岂细事哉！”^[31]西汉国力强盛，然士人羁于爵禄，致使权臣无所忌惮，窃国易如反掌。东汉衰微，却凭恃着大批秉忠贞之志、守进退之节的士君子，在权臣当道、国势倾危的衰世支撑了东汉王朝百余年，“名节之称虽起于衰世，而于衰世之中实亦有赖乎此，使并与是焉而俱亡，则亦无以为国矣”^[32]。(www.xing528.com)

宁宗登基后，韩侂胄借拥立之功擅权，言路皆侂胄之人，直言敢谏之风被扼杀殆尽。韩侂胄被诛后，群贤纷纷上书要求褒崇名节以振士风，“侂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33]。然而，嘉定更化并未实现理学诸儒开言路、重忠谠的政治主张，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其权术更甚于韩侂胄，“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真）德秀慨然谓刘爚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34]。宁宗驾崩，史弥远矫诏废济王、立理宗，又独相九年。士君子痛于权臣用事、三纲沦绝，纷纷辞官退隐，“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35]。“谢（琎）、李（彦时）二公不谋而同挂冠矣，归隐林泉。”^[36]

南宋末年，朝政益坏于权臣之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相继把持朝政，士君子虽心忧社稷，然治国平天下之志已不可复伸，遂以勇退全节以自励，“某闻士君子之进退，风俗厚薄之所关也。虽然，巧进易、勇退难，进而得富贵以荣一时易，退而立名节以垂后世难。一时之荣，轻于后世之不朽也。而世俗之人，醉名利之醪，甘爵禄之豢，味鲜衣华，求得所欲，亦孰肯舍其适心快意之地，而从事于寂寞之滨哉。君子则不然，虽能无心于求名，不能无心于立节。进而得富贵以不义，吾宁保吾名节，退而得贫且贱也”^[37]。方岳自绍定五年（1232）入仕后，始终以名节自励，“知南康军，郡故当左蠡之冲，置闸以便泊舟，湖广总领所纲梢据闸邀民钱，非万钱不得入，舟多覆溺。岳取纲梢榜之百。京湖閫贾似道怒谓无体统，移文令岳具析，岳谓湖广总领所岂可于江东郡寻体统……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因还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诸朝”^[38]。面对贾似道的威胁，方岳勇退无惧，即日解印绶归乡，并效法陶渊明筑“归来馆”以自誓：“归去来兮，吾微斯人谁与游。此腰折于儿曹，盍与世而无求！匪吾邮而我督，时则然其何忧。惟出处之在我，宁稽决于龟畴？乃苫樵舍，乃篷钓舟。命山翁与溪友，专一壑兮一丘。”^[39]此后朝廷又欲起方岳知抚州，方岳坚辞不仕，归隐著述。姚勉宝祐元年（1253）进士及第，理宗亲擢为状元。其人忠直严毅，排奸指佞，以“磊磊落落有奇节”^[40]享誉士林。丁大全当政，姚勉不顾官小职卑，接连上书痛斥权臣，誓不与其共立朝堂：“奸相丁大全，欺蔽聪明，壅塞言路，敢于言者，必加之窜……臣于彼时，知有今日矣。是以丙辰衹召，已至中道，不愿与之立朝，疏陈其奸，亟归俟罪。”^[41]景定元年（1260），姚勉为校书郎兼太子舍人，此时贾似道以少师、卫国公、右丞相兼枢密使独揽大权，姚勉又借讲读《周易》之际面讽其无耻，“宰执过新益堂，会讲《周易》，正讲到否卦，某适当之，因说：‘六二包承，犹前日之大全，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取富贵，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而已。虽自己不知耻，而天下人实耻之。故圣人言其位不当。’此语遂大忤一执政”^[42]。在权臣政治的阴霾下，姚勉不复出仕，居乡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