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与不主和议的名节要旨

在经历了北宋百余年的承平岁月后，中原沦陷使士群体遭受巨大屈辱，“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2]。赵构即位，“遽循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迹。遂不力图兴复，抗志有为，公卿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饰之”^[3]，其政治抉择令整个王朝面临着存亡兴废的严峻考验。以胡安国父子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遂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通过对正统论的时代阐述，以不主和议为要旨的名节观在士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成为南宋士人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核心要素。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西汉初年，公羊学派在《春秋》经义的注疏中已经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董仲舒对“大一统”的阐释更加明确：“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5]王者受命于天，以王道一统天下，然后布政施教，以仁治宇内。汉儒的“大一统”观念成为宋代士人正统论形成的重要理据，“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6]。王者之治须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方为正统。经过欧阳修等人的理论重构后，正统论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靖康之变，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靖康二年（1127），徽宗第九子赵构登基，其政治表现和晋元帝司马睿如出一辙，“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万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责，况欲以失国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统哉”^[7]。当长安被攻破，晋愍帝被俘国灭后，大都督司马睿无勤王之举反而在江东即位称帝，欧阳修秉承春秋之法，在修撰史书时将东晋排除在正统之外。身为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赵构在汴京被围的危急关头被钦宗指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受命入援京师。汴京沦陷后，赵构拒绝了宗泽等人进兵收复京城的要求，在应天府即位称帝，“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據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8]，赵构即位本不得其正，而即位后不以一统天下为己任，执意议和、偏安江南的政治行为更使得正统无存。南渡后的春秋学者对其擅自称帝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为今之策，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则必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守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经涉变故，仅免危亡，盖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旧物。金人以无厌之求，喋血中华，蚕食并吞，扶立僭伪，以乱易治，俾臣作君。朕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9]只有视金人为必攘之夷，建立复天下于一的中兴之业，才是令王朝重归正统的唯一途径，而不主和议、尊王攘夷也成为南宋士人对臣子之节的时代阐释。

二帝被掳，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代宋以为金国藩臣。高宗对接受伪命的张邦昌等大小诸臣，亦以王业艰难、政宜含诟为由，继续留用在朝廷中。朝廷对失节者的优容引发了士群体激烈抗言：“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10]虽然在舆论压力下，高宗在建炎元年（1127）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但胡安国等人仍然认为高宗此举有违春秋之法。对仕伪朝、媚金人、主和议者，皆当明正典刑，以振励天下士风，“张邦昌僭窃名号，援引契丹立晋事迹用为证例，分遣使人宣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动于恶无异。陛下嗣膺宝历，特施宽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讨，与众弃之，置在远郡，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之心，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者也。故不逾旬月，苗傅、刘正彦敢有无将之心”^[11]，臣节不彰必导致叛乱频仍，对失节之臣的宽宥意味着对王朝正统地位的严重削弱。天下人心涣散，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君王重建大一统的中兴之业将无法成就。(www.xing528.com)

湖湘学派对君统、臣节的弘扬在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高宗在秦桧的支持下，以迎回梓宫、母后为由准备与金人议和之时，遭到了胡铨、范如珪、曾开、方庭实等众多士人的激烈反对。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范如珪尖锐地指出高宗即位绝非名正言顺：“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军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12]节义之臣当如申包胥、田单，扶助君主歼敌复土，使王朝重归正统。秦桧在靖康之变中曾以不畏金人、请存赵氏的高名大节闻名于天下，如今却力赞和议、名节尽丧，“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13]。胡铨更奋然上书，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以励臣节：“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14]

南宋中后期的理学家们继承了春秋学者对君统、臣节的阐释，以义理纲纪史传，通过对正统论的进一步发明，将其固定为名节观的核心要旨。朱熹编撰《资治通鉴纲目》，以明正统、立纲常为主旨，“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屦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15]朱熹对正统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16]秦王以武力灭东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杨坚以强权夺取宇文氏的江山，这些新建王朝在一统天下后，皆被归入正统之列，而蜀汉和东晋在成为偏安政权后，它们的正统地位也随之削弱，只能被称为“正统之余”。耽于偏安、屈身事敌意味着主动放弃仗义承统的尊崇地位，也将失去天命所归的政治优势。因此，《纲目》对于志在兴复、力存社稷的忠节、死节之臣，皆异文以见褒。诸葛亮父子、刘谌、谢安等人皆被理学家视为臣节典范。“诸葛孔明左右昭烈，为汉讨贼，声大义于天下。功虽不就，名则正矣。”^[17]“后主庸才，既不知国君死社稷之义，谯周诸人又轻以其国予贼，其视谌同死社稷之言与大哭于昭烈之庙而死之节，曾犬彘之不若。”^[18]“以当时晋室之势，独任一谢安，足以当苻秦百万之师。以予观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义纯固，负荷国事，直欲与晋室同存亡，故能运用英豪，克成勋业。”^[19]在当代政治人物中，不肯屈身事敌的向子諲、坚持抗金复土的王庶、终身不主和议的张浚都被视为坚持臣节的典范，“及绍兴初，大臣始决忘仇辱国之计，（子諲）则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无所回避。至于疾病且死，而犹劝上以深念创业之艰难，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计也。此其平生始终大节，岂不凛乎！”^[20]“王公素刚毅，有大节。方廷争和议时，视秦桧无如也”^[21]。即使是执政能力和军事才能都颇受非议的张浚，依然以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仇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逾金石”^[22]的忠义之节赢得了高度的褒扬。

通过理学家的大力弘扬，以王道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被凝聚为名节观的核心要旨，“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23]，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重要纲领，“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24]，对以后历代王朝政治秩序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