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标准的转变与试策的理学化：优化方案

理学在宋代的升降浮沉并最终成为国家正统思想的历程直接推动着试策理学化，同时在取士标准上由重时务到重义理的转变，也加速了这一过程。

宋代的科举策题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治道得失、时事政务、财政刑狱、民间利害等内容来发问的时务策；一种是以经学义旨注疏和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来发问的经史策。在发解试和省试中，策问一般要考三道，故经史策和时务策都要兼顾，如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所出的省试策就既有经史策，又有时务策。^[35]由于殿试策只考一道，所以其内容则是经史、时务兼备。但多数情况下，经史的作用在于由发问者引出话题，发表议论，并不完全是提出问题。而时事政务才是策题中真正重要的部分，是考察的重点。故举子对策也多从时务方面来回答。例如建炎二年（1128）殿试所问为“府库殚匮，军费倍滋，而赋敛加薄，外患未弭，寇盗尚多”等财经军国要务。^[36]绍兴二年（1132）殿试策则有“戎狄内侵”“盗贼犹炽”“廪乏羡储”“军多冗籍”“吏员猥并”“田莱多荒”等多项军国时务。^[37]举子需要对每一项都尽量给出对策，考官据此来评判高低优劣。

随着理学在儒学士人及官僚群体中的影响日益增大，理学学理中的一些问题和理学家的思想、学说等也成为试策中经史部分的发问内容，在分量上甚至超过了时务类的发问；在取舍的标准上，对理学义理的阐释是否精彩准确、是否符合理学家的原意成为了录取与否的关键，而原来居于主要位置的时务内容则变得无关紧要了。对举子而言，能否提出有价值的、实际可行的对策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表现自己在理学上的精深造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登第。这就造成了从策题的考试内容到取士标准的双重变化，两者共同促使试策走向理学化。

绍兴二年（1132）殿试策问的内容十分丰富，仅以其中的“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一项为例，我们看本科状元张九成的回答。他给出的对策是“宜行屯田之法”，并以镇江路为例来论证其实施办法。他首先估算了镇江路的人口及所需的粮食，“屯兵江口，无虑数万人。就以二万人论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计二千斛，月计六万斛，则岁百万斛矣”。而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三吴之间，旱暵仍岁；长淮以北，草莽连云。去岁到今，米斗千余”，则粮米不可能由民户来供应。于是他提出的办法是：“开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勋官八品以上，前资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则五十亩而一牛，土刚则二十亩而一牛，此耕耨之法也。如是之法，出于开元。募人为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高为堡，……如是之法，出于振武。臣愿自淮以北，开置屯田，参开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复业之农，而军储所资，亦足以宽其忧矣。”^[38]

总览其设想，这确实是招复农户、纾解军资匮乏比较可行的办法。张九成对国家军事财经状况以及历史典故的熟悉，显然不是一般的举子所能够比拟的。高宗将最尊崇的状元名器授予他，也是实至名归。另外，绍兴十二年（1142）的省试策则问以屯田和营田，^[39]绍兴二十一年（1151）省试策的第三道仍然是以“务农”为题。^[40]这些都传达出统治阶层对经济时务的极大重视。直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还在殿试中就财政问题问道：“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41]是科状元王十朋主要是从“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三个方面分析了国用不裕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42]策文中也隐隐含有对宋高宗肆意挥霍、奢靡浪费生活作风的批评。宋高宗虽然对自己挥霍国用之事不置可否，但仍将王十朋置于头名。

如果说张九成的高中状元可能与当时南宋朝廷刚刚建立，国家政事危急，需要举子们出谋划策有关，但这无法解释为何直到高宗朝后期，国家早已安定，经济也有很大程度恢复的情况下，朝廷依然要将状元名器授予对策精当的王十朋。只能有一个解释，也即当时朝野上下均认为应当以提出对策的高低而不是空言高蹈作为取士的标准。从这意义上说，绍兴时期延续了宋初以来的试策重时务的取士标准。

然而从宋孝宗时期开始，科举试策的取士标准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乾道二年（1166）殿试策问中，孝宗一口气问了八个问题：“设举荐之科”“塞徼幸之门”“广言路”“择守令”，等等。^[43]这一系列的问题表达了孝宗急于求治，希望有所作为的迫切心理。我们且看本科进士蔡戡是如何应对的。其策文全篇以“为治之本……正心而已”为对。如对“设荐举之科”一问的回答，蔡戡首先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陛下委任群臣而群臣挟私之过也”，之后回顾了仁宗时的两件故事，最后提出对策：“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先正其心，以察其荐者与其所荐之人。”^[44]即“正心”以察人。实际上蔡戡最后也没有提出一个实际可行的措施，惟以“正心”二字来搪塞。对其余的问题也是以“先正其心”作答，没有提出一条实际可操作的建议，最后竟然高中此科第十名。^[45]由此可见，能否认清形势，相机地、恰当地展现自己的理学“造诣”是多么重要。取士标准的悄然改变直接影响着举子们的应对策略，原来侧重于经世之务的回答不太受欢迎，只有对理学家的“正心诚意”“道”的阐释才是时尚，才符合考官们的趣味。在这样的转向下，士子对理学自然是趋之若鹜了。(www.xing528.com)

庆元党禁解除后，理学势力得到恢复，并迅速地占领了科举考试的阵地。如嘉定十六年（1223）省试策，问的是道统与道学。^[46]至宋理宗时，理学定于一尊，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之后的历科考试中都有理学家语，而且考察的重心转移到了对理学学理、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上，时务内容几乎被淹没。取士的标准也完全地以理学的义理为依据。

这一取士标准首先体现在淳祐四年（1244）的省试策中。《精选皇宋策学绳尺》收录有该科省试策。是科以“治道强弱、因革、难易、迟速八条”^[47]发问，徐霖开篇就对曰：“本仁以养天下元气，厉精以养天下之神气，则强弱、因革、难易、迟速，惟其所宜，无施不可矣。”^[48]全篇几乎没有提及任何时务，全部围绕着“本仁以养天下元气，厉精以养天下之神气”来论述，竟然高中省元。宋理宗也认为“第一名得人”，对其“嘉奖再三”。^[49]而据周密的记载：“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50]观其策文，通篇谈养“气”，不及其他。“全尚性理”可谓是确论。这一录取标准的确立对举子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周密描述道：“时竞趋之，……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51]而这些书全部是周敦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的著述。

宝祐元年（1253）姚勉的高中状元，则显示出举子对这一取士标准的完美应对。是科殿试策问以：“夫学术者，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达于性命之原，穷乎圣贤之指，形于气节，见于言议。平昔之所讲贯，其要可得闻欤？”姚勉首先对“性”和“命”作了准确的阐释。他对曰：“夫圣贤教人，惟性命之学而已，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命则天令之自然，性则仁义礼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为士者，当全天所畀付之命，而尽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则一善而无恶，不可执气质之性以为性也。四端之性，则一真而非伪，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也。圣贤教人，不过如此。”其说法不外乎理学家对《中庸》中性命之说的解释，尤其是说道“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可谓是深得理学之精髓。

接着，姚勉又对当时学者的高谈阔论，“无实践履”的错误行为作了批评。他对道：“今之学者，则异是焉。资禀之下者，局于功利之申、韩；资禀之高者，溺于虚寂之释、老。高谈性命，藐视辈流。好虚议论者，无实事功；尚虚声名者，无实践履。为程颢之体认‘天理’二字者，谁欤？为程颐之求孔、颜所乐何事者，谁欤？为朱熹之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者，谁欤？”^[52]至少从文字上看，姚勉对天理与王道、内圣而外王的理解的确要比空发议论、猎取虚名者深刻得多。至于对诸项时务的回答，姚勉则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对策。他引经据典，所引均来自理学家的著作。如对如何“教养士子”一问，姚勉不仅引用了程颢的语录，并且认为就应当按照程颢的规划来做。

最后，考官对姚勉的对策评价甚高。覆考官评道：“以求士以文，不若教士以道立说，一笔万言，水涌山出，尽扫拘拘謭謭之习，张程奥旨，晁董伟对，贾陆忠言，皆具此篇矣。”详定官评曰：“规模正大，词气恳切，所答圣问八条，皆有议论，援据的确，义理精到，非讲明理学、该博传记者，未易到此。”^[53]在考官们看来，谙熟“张程奥旨”“义理精到”“讲明理学”是作者独占鳌头的首要原因。也可见，对理学义理的阐释以及理学家著述的引用已经成为了评判策文优劣并决定去取的标准所在。这恰如宋人所言：“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