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由北宋中期的周敦颐创立，中间经过张载、程颢、程颐等数代人的发展，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在经历了与其他学派及政治势力曲折的斗争过程后，至南宋后期终于取得独尊的官方学术地位。然而在二程的时代，主导士人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非洛学。宋神宗时期，凭借着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新颖独到的学术见解，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成为学子趋之若鹜的时尚。这在科举试策中也有反映。
熙宁三年（1070）殿试，宋神宗首次以试策一道代替诗赋论三首。制策问道：“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鬯茂，鸟兽鱼鳖无所不得其性者，其富足以备礼，其知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可知，宋神宗首先发问的是圣人王天下之道，以考察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接着问道：“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此子大夫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5]这里发问的是后世的贤君忠臣的业绩与成就，以考察举子对经史、制度、历史人物的熟稔程度。宋神宗要求举子分析当前国家面临的弊病，提出可行的对策。这道策问在考察举子经史与时务能力的同时，也真实地表现出宋神宗希望建功立业、追慕前代贤君的勃勃雄心。
若仔细寻绎，我们还会发现这道策问也是王安石新学思想的完整表达，甚至有可能就是王安石所拟的。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收有这一时期所作策问十一首，其中第三首为：
问圣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后。今天下困敝不革，其为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尝放圣人之意而为之也，失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于乱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圣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则为士而不闲圣人之所以治，非所以为士也，愿二三子尽道圣人所以治之本末，与其所先后，以闻于有司。[6]
本策问中，王安石所问的也是圣人治天下的本末、先后以及朝廷当下的困弊。他对治道本末、先后的强调，也完整地出现在殿试策问中。以上两道策问之间的相似性极为明显。我们不难看出，殿试策问其实也表达了王安石的新学思想。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主编的《三经新义》被颁赐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7]作为全国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在政治权力的强势推动下，王氏新学直接介入科举考试中。秦观就曾评论道：“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太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8]“不合者黜罢之”表明《三经新义》取代了《五经正义》和其他诸家注释，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而诸儒之论废矣”一语则表明荆公新学得幸之后对其他学派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所谓一书行而百书废，在熙丰变法的背景下，宋神宗和王安石达到了他们“一道德”的目的。元祐时期，随着宋神宗的去世，新党失势，某些贡举改革被否定，《三经新义》也遭到强烈质疑。但崇宁之后，蔡京等新党再次得势，《新义》《字说》仍然是科举的必考内容。同时在党争的环境中，是否遵从王学也成为了打击政敌的工具。李若水就说：“有外《新义》《字说》之学者，目为邪说，小则削职贬秩，大则走瘴岭，锢海岛。”[9]新学正是依靠着政治权势牢牢占据着科举的主导位置，并控制着士人的思想。
这一状况并没有随着北宋的灭亡而得到迅速的改变。高宗南渡之后，王学依然在科举考试中产生着巨大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程颐之学渐渐介入科举试策中。据李心传的记载：绍兴初年赵鼎为相时，程氏之学受到推崇，程学之徒受到重用，“经生、学士多召用焉”[10]。这一趋向也体现在科举试策中。
绍兴五年（1135）殿试策问中出现了这样的话：“盖闻在昔圣王之治天下，正心诚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诸事业之间，则或宽或猛，或质或文，变通随时，不胶于迹，故其成效布在方册，昭昭乎其可观也。朕甚慕之。”[11]圣王的“正心诚意”与“道”正是程学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是科状元汪应辰以“为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诸己”为对，引经据典，大谈治道。他对道：“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数圣人者，达而在上，则力行此道，以泽天下；穷而在下，则力行此道，以诏万世。”[12]可见，他所说的“道统”即是理学家所强调的“道统”。他对“天道”的论述也是一套理学家话语。可知，当时程学确实已经介入了科举考试中。
然而好景不长，自绍兴八年（1138）开始，赵鼎罢相，秦桧独相。秦桧开始在政治上打击赵鼎一派，在科举考试中也转变为独重王学，以清除程学的影响。[13]尽管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六月，宋高宗明确地下诏拒绝采用《三经新义》作为考试内容，[14]但在实际的衡文中，主政者还是“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1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自此之后，对程学打压、排斥的状况始稍稍缓解。史称：“程、王之学，数年以来，宰相执论不一，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至是，诏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矣。”[16](www.xing528.com)
宋孝宗和光宗时期，理学的地位逐步上升，体现在科举考试中就是殿试对策中也出现了大段引用《中庸》《大学》的现象，理学家着力阐释的正心、诚意等概念多次出现。如乾道二年（1166）殿试，问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等求治之策。是科进士蔡戡对曰：“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实，先求所以为治之本，其本无他，正心而已。”[17]淳熙十一年（1184）殿试，策问曰：“盖闻道者，适治之路，传万世而无弊者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显然，策问中对“道”的阐释已经掺入了理学家的解释。状元卫泾对“道”的解释就是一套理学家话语，他对道：
道无精粗，治有详略，本末不可以偏废，而阖辟变化之用，则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则不外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废，此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执中之妙，密相授受于心传之际，而皇极之编，九畴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讲切者，岂惟繁文末节是务？而庶绩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礼乐庶事之备，固其形见之末效，而斯道之本原，固当求之于精微之运，诚不外乎“中”之一辞而已。[18]
以上“精一执中之妙，密相授受于心传”诸语，显然是化用了理学家对《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卫泾能够洋洋洒洒，运用自如，离不开对理学思想的透彻理解。可知，卫泾能够高中状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迎合了理学日益上升的趋势并充分展示了其理学造诣的缘故。
尽管理学在官僚和士人阶层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尚未定为一尊，理学家也受到很多官员的攻击。至淳熙末、绍熙初，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斗争进一步升级。[19]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绍熙元年（1190）殿试策中的这个问题：“舜乐取于人以为善，禹闻善言则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圣，其臣不能及，三王臣主俱贤。用人之际，抑有异与？”[20]当时以陈骙、葛邲为首的官僚集团以“道学”为名目，对倾向于理学的朝臣进行打压，理学家也随之升降浮沉。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光宗也无所适从。于是，光宗才特意拈出“闻善言”和“用人”这两个关键问题来策试士子。是年高中甲科的周南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皇帝之所以无法听到善言是因为受到了三种说法的蒙蔽，即道学、朋党、皇极，然后分别予以剖析。他认为所谓的“道学”只是“中间忽有排摈异己之人，谋为一网尽去之计，遂以此名题品善士”[21]，换言之，“道学”其实是有人出于打击不合己意者的目的而对士人的污蔑。周南慷慨激昂地为“道学”辩护，却并未因此而黜落，表明当时道学势力已经相当壮大，不容小觑。
庆元时期，外戚韩侂胄掌权，为了贬斥和清除政敌赵汝愚的势力，以“禁伪学”为名，制造了著名的“庆元党禁”，赵汝愚一派的官员和理学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理学在科举考试中再次受到清理。庆元二年（1196）正月，宁宗命吏部尚书叶翥知贡举，吏部侍郎倪思、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同知贡举。[22]而三人都极力论奏科举试文的弊病，上言请求禁用伪学。是科考试，不仅理学家的研究著述遭到禁绝，就连叶适的《进卷》和陈傅良的《待遇集》也被毁版禁用。[23]同时在科举取人上，对“语涉道学者”一概不录。[24]
随着对政敌的不断打击，韩侂胄达到了巩固权力的目的。嘉泰二年（1206）宁宗下诏弛伪学之禁。开禧北伐失败后，韩侂胄被杀，政治形势转变，史弥远等人逐步掌握了大权，党禁基本解除。赵汝愚和朱熹都得到赠谥，其他遭受打压的官员也得以恢复官职。官方对理学的压制和禁绝也很快消除。嘉定十六年（1223）省试策则明确地传达出了执政者崇尚理学的意向。该策问首先以皇帝“加宠先儒”开题，然后论述了“道”的功用，最后才问道：“盖自太极一判，伏羲、神农、黄帝首发其秘者，而后之言正统，乃始于尧舜，何邪？三圣而后，自成、汤、文、武以至于洙泗，见之易著之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当时犹以为文章可闻，性天不可闻，又何邪？诸儒迭兴，同尊孔氏，同信六艺，宜若无异焉者，至其备仁义忠信之道，具礼乐刑政之纪，上祖尧舜，下法周孔，敷陈往古，掎挈当世，不知荀卿子之书，果能羽翼增光邪？”[25]
策问中对“道”的功用的阐发源于理学家的著述。其次，从伏羲、神农、黄帝开始，到扬雄、王通、韩愈，策问对“道统”人物的逐个发问不仅是要策试举子们对理学的熟悉程度，更显示了统治者对理学的极大热情，明确地传达出“天子崇儒重道之意”[26]，暗示了当政者好恶的再次转向。
自嘉定元年（1208）起，史弥远开始了其长达二十六年的专权统治。同时为了装点门面，博取人心，史弥远也任用了楼钥、黄度等庆元党人，还招揽了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名士。宝庆三年（1227）朝廷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27]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去世，宋理宗才开始掌控政局。为了树立自己的贤明形象，他一方面打击史弥远的势力，贬逐其党羽；一方面大力起用理学家，褒奖理学先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在淳祐元年（1241）下诏，令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入祀孔庙。[28]这一行为表明官方将二程、朱熹等人认定为道统的合法继承人，也标志着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最终确立。反映在科举上，以后历科的策问和经义中都充斥着理学的“心性”“天理”等术语，举子们也不得不迎合命题者的意愿来作答。如宝庆二年（1226）省试诗赋场策问为：“道”及从伏羲至文王的“传心之妙”[29]。端平二年（1235）的省试诗赋场策问系由理学家真德秀所出，问以“大学、君徳、治效”[30]。又如宝祐四年（1256）殿试策全部是围绕着理学家的“道”“无极”“太极”“阴阳”等源自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理学概念发问。[31]之后的景定三年（1262）[32]、咸淳四年（1268）[33]都有对“道”“心”问题的探讨。甚至在咸淳十年（1274），穷途末路的宋王朝举行的最后一科考试中，省试策所问仍是“复元祐之文及濂洛诸书”[34]，可以说，理学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试策考试当中。随着理学成为官方学术，科举试策也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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