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为一种文体，本身具有文学性。对笔记的文学性，学界早有认识。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和林语堂就曾经大力提倡笔记兴趣，周作人撰有《谈笔记》一文，林语堂则撰有《论小品文笔调》一文。1943年，吕淑湘选编了《笔记文选读》一书，是较早的笔记文鉴赏著作。[3]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史著作，在论及宋代文学时，已把笔记作为宋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都将笔记纳入研究范围。[4]
笔记的作者多是文人或具有文学素养者，他们在创作笔记时，看似无意为文，这种写作心态恰恰使作者们摆脱了固有文章章法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形式上不拘一格，艺术风格千姿百态。宋代笔记的作者，如欧阳修、苏轼等人，本是著名的文学家，在他们的笔记中，洋溢着浓重的文学色彩。即使在《说郛》所收的笔记中，也一样可以寻得宋代文人的优美篇章。如郑震《读书愚见》：
豫章生在众木中，至七年而后枝叶始别。稗麦生在麦田中，其形似麦更无分别。及至穟生，方知非麦。要之人物，材质之良，与不良须待久而后见。（《读书愚见·材质之辨》）
开基人君，《乾》卦似之；中兴人君，《复》卦似之。然其覆露苍生，同一造化也。（《读书愚见·论人君》）
予尝谓主客之间有数等：人其上则师其客，其次则友其客，又其次则客其客，又次则与主客胥失矣。及见秦少游论袁绍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于官渡之败，而在于杀田丰。”且曰：“师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杀士者亡。”伟哉之论也。古人有失一士之忧，何秦坑焚之不思耶？（《读书愚见·主客》）(www.xing528.com)
静中所得最多，动时所损不少。惟能以道，为动静者俱仅得之矣。（《读书愚见·动静》）
郑震生活于南宋末年，早年屡试不中，客京师三十余年。晚为安定、和靖二书院山长，又开讲于平江、无锡等地。淳祐时，郑清之再相，郑震亲登其门骂之。他是一位非常有骨气的士人。与其他笔记不同，《读书愚见》多好发议论。其中文辞颇为优美，一气呵成。郑震在笔记中也采用了一些修辞手法，《材质之辨》条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论人君》采用了对仗的修辞手法，《主客》条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动静》条采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方法运用得当，使笔记更具可读性。
长久以来，笔记与小说一直混为一谈，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问题。近来有学者指出应明晰笔记小说的概念。如李剑国认为“笔记、笔记小说与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观照系统，不能搅和在一起”[5]。笔记虽然有鬼怪内容，但这些都是古人当时作为真实事件记录下来的；志怪传奇则是虚构的文学创作，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但是，笔记作者在记录事件时，有时也不免添油加醋，进行文学再创作。因此这些笔记，也可以视为文学创作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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