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到了宋代，已是炉火纯青。由先秦直至宋代，千余年间，诗作以万计，为宋代文人提供了大量文学批评的素材。诗歌的创作方法，由魏晋提出“四声八病”，直至唐代格律诗的定型，技法逐渐成熟。宋人在此基础上则更加深入，如祖士衡曰：
古人作诗，引用故实，或不原其美恶，但以一时中的而巳。如李端于郭暧席上赋诗，其警句云：“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善则善矣，而铸钱乃比邓通尔，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浅语熟，更不思究，便率尔而用之，往往有悮矣。只如李商隐《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诗云：“定知欲报淮南诏，急召王褒入九重。”汉武帝以淮南王安属为诸父，善文辞，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褒是宣帝时人。迩者王禹偁作《笋》诗亦云：“稚川龙过频回首，认得青青数代孙。”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化龙，乃费长房尔，盖是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又孙仅傅《岩》诗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业煌煌照古今。”且傅说已非刑人，盖当时有胥靡修筑岩道，而说在困约中代之，以假其资，是为胥靡佣赁也。岂可谓说为刑人哉。（《西斋话记》）
祖士衡在此则中批评了作诗乱引典故的风气。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渐成熟，引典成了诗歌创作的重要技巧。在诗歌中大量使用典故，能够使作品读起来更加典雅、深奥。但是诗人一味地追求引典，以至于乱用典故，这样虽然能使诗歌达到漂亮、对仗的效果，却会误导不明就里的读者。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连李商隐、王禹偁这些大诗人都乱引典故，遑论一般学术素养不高者。祖士衡指出乱引典故的弊病是古今诗人通病，值得今日借鉴。同时，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在阅读古人诗作的同时，也应当掌握古代的历史文化知识。这样在诗歌鉴赏时，方可避免被古人所误。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对于宋代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追随和效法江西诗派的诗人很多，成为一时之盛事。韩驹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江西诗派诗人，他的诗歌批评收录于《陵阳先生室中语》中，对于研究韩驹的诗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
但是，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理念也有不少缺点，吴萃认为：(www.xing528.com)
江西诗派的创作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社会生活，这是其不足之处。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江西诗派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虽然江西诗派是南宋诗歌的主流，但也有不少人与江西诗派的见解不同。如郑震在《读书愚见》中主张“回旋曲折，开阖收纵，千变万化，俱要自然，与天地万物相似”的创作观点，他以《诗经》为例子：
《黍离》之诗，其一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离离，彼稷之穂。”其三曰：“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自苗而穂，自穂而实。”诵此诗者，一黍之生毓成熟可见矣。《庭燎》之诗，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乡晨。”诵此诗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问矣。由浅而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动之情，箴规之意，与文章法度节奏一步进一步，多少涵蓄，读之令人神爽。如《桃夭》之诗，句法又变，其一曰：“灼灼其华。”其二曰：“有蕡其实。”其三曰：“其叶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诗者尤不可以不知。（《读书愚见》）
这种尚自然、轻典故的诗歌创作主张，与江西诗派之理念相左，不无其独到之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