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考越南汉文笔记及小说，我们发现，在越南自立之后，有两位北宋名臣以不同方式堂而皇之地抵达了他们事实上并未履及的越南。其一例是韩琦。
庭试日，策问，汪全惯熟，自谓首选属我无疑矣。范镇仿佛见傍有两人，一称东方朔，一称韩琦，附耳读以助镇。镇写不及，闻朔语琦曰：“须使杜病以缓之。”俄见汪抱腹呻吟不能下笔，迨镇写过一段，汪病随愈。以是汪文力稍减。既而胪唱，镇状元、汪榜眼。……后杜潜至蓝桥看镇祖墓，见两土堆在旁，汪指而言曰：“从来胜我数番，以有那神童附耳。”用脚跟叩土堆各一。俄而镇聋病，医治弗效。有以汪击土堆事语镇，即以告于朝论，汪谢镇祖墓，镇病寻愈。（《南天珍异集》卷一《嘉福范杜》）[14]
该篇略谓，莫代光宝十年（1556），嘉林县杜汪、范镇两位才力在伯仲之间的学子互相竞争，但杜汪往往不及范镇。尤其是科举考场上的关键时刻：受祖墓庇佑的范镇甚至有两位神灵出场作弊：附耳读助，并使杜汪病，从而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这里的东方朔和韩琦也许只是叙述者随手拉了两位中国名人来。就科举所考的儒家经义而言，越南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会是这方面的行家，故而，也不管历史上汉代的东方朔并不以经学闻。而韩琦固然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弱冠中榜眼的辉煌经历，但他恰不是状元，而是榜眼，助人考取状元云云，叙述结构上并不圆满。更重要的是，韩琦以刚直见闻，这一段越南的名人轶事附会上他，显然也有悖其真实性格。文本中甚至以全知充作限知的叙事角度称“一称东方朔，一称韩琦”，各用“称”字，自报家门式的交待充满了戏剧性，也呈现出逻辑不周延、技术不纯熟的民间叙事特征。
但越南古代知识分子十分熟悉中国典籍，所以东方朔也曾出现在另一处小说叙事者的点评论据中。
李帝将游幸，严装已毕。群臣谏皆不听，有一伶人谏之亦不听，曰：“陛下不听臣言，臣愿投水中死矣。”言讫即投于河，投而复出。上问之，对曰：“臣入水，遇三闾大夫，谓臣曰：‘我逢暗主争先死，汝遇明君盍再来？’”上悦，为之罢幸。
此其俳优类东方朔，惜史氏不之载也。（《历代名臣事状》）[15]
这则关于李朝俳优的故事符合戏谏的情节类型；其叙事者怀有史家的意识，并在形式上遵循“君子曰”“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这一由史而到野史的史论传统，在一种名义上“史氏不之载”的遗憾感慨中，完成了一次历史建构，只是由于史料不足，没有留下主人公的姓名；但这种遗憾的保留与表述，同时也彰显了其近似“史氏”的优良品质，毫不添益虚构；而这恰恰也是小说叙事者在文本中要强调和取信于人的言语策略。在两句史论中，前一段叙事者即以东方朔类比，或者说将李朝不知名伶人的举动归类与攀附于历史名人，使之拥有在古今之变中恒定的价值。但叙事者又不直接以俳优自述的屈原为比，而是兼及了以文学立志，而在行动上成为政治场域中点缀式的滑稽演员的主体命运，如此，则东方朔确是一个更为合拍的喻体。这则汉文小说作者对东方朔的认知，合乎东方朔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与杜汪范镇传说中对东方朔的符号化搬用，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层面上，全然不可同日而语。看起来，它们似乎类于笔者曾另文论述的知识体“内部传说”与“外部故事”之间的差异。[16]但是，后者也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在中国文献中，除了《史记》所载东方朔事迹之外，东汉魏晋间，还有一个被神异化了的东方朔形象。他被认为是：“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子，越为范蠡，齐为鸱夷，言其变化无常也。”[17]又有传说称：“东方朔得神马一匹，……之王公之坛，因骑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门犹未掩。”[18]而托名东方朔的道教奇谭《海内十洲记》中也自称“周流六天，广陟天光”[19]，变化无常而经历遥远，这样的东方朔形象，与他出现在越南试场上的内在逻辑则是一致的。
如果说，东方朔的英魂出现在越南科场上，帮一位风水好的举子作弊，甚至陷害其竞争对手的机制能得到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关心的重点，韩琦进入这个传说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他的情况与东方朔则多有不同。据考，韩琦在中越关系史上有迹可寻。在宋英宗登基后不久，皇帝想结束越南割据局面，收复唐代安南都护府辖土，但此举遭到了当时已任朝廷枢要的韩琦的阻拦，他认为，当年宋太宗未能以武力屈服黎桓的历史证明遣使招诱、怀柔分立倒是良策，不然，险僻烟瘴之地，即使得到，恐怕不能长守。[20]尽管英宗并没有完全采纳韩琦的意见，边境屯兵，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终英宗一朝，未启战端，可见韩琦的意见左右了当时的对越政策。
直至熙宁八年（1075），韩琦去世，同年，北宋与越南终于爆发了战争。从元祐元年（1086）苏轼的奏状中所称“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21]，以及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等文献来看，那时候执掌权柄、施行改革的王安石是中越关系变化的责任者。越南史籍《越史略》亦载：“宋王安石秉政，有献言者谓我国已为占城所破，余众不满万人，可计日以取。于是以沈起、刘彝知桂州。……”[22]而此前，韩琦正是王安石新政的反对者之一。这场战争的胜负，中越史籍对此记载大相径庭，近现代学者的研究亦常无定论。[23]
但这场战争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可言小。于宋而言，这是官方最后一次统一交趾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如期达成，并且王安石在此之后被罢相不用，变法以失败告终。[24]而越南方面，是役塑造了一位民族英雄李常杰。当时李仁宗仅十岁左右，李常杰作为越南方面的实际领导者，成为相关叙事的主角。尤其是当时出现了一首七言汉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其作者被归为李常杰，也有叙事作品称其采用了类似吴广设神道、夜狐鸣的方式，假借神灵，鼓励士气，并昭告了两国分立的局面，在越南历代文献中被反复引用，[25]至今都常被人提及。自此之后至北宋末年，以及偏安半壁的南宋始终，中越之间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熙宁之战的宋方责任者王安石也以特别的方式，出现在越南后世的一位名人轶事中：
至灵杰特典簿阮公，天资粹甚，德行过人，为乡里所服。永盛末年，公梦见王安石入相，觉以语人曰：“朝廷用人，当必有大异，当静以观之。”未几，改元保泰，覃惠百官。阮公沆以兵部右侍超升礼部尚书参政从，遂一意更张，纷乱诸事，无异安石所为，公之梦果验云。噫，事有前定如此，岂偶然哉！（《公余捷记·后编·梦王安石入相》）[26]
关于王安石与阮公沆，另书有别一种颇有差别的异文，不用梦兆，而传为投胎转世：
阮公沆，扶轸东彦人也。父母生公之夜，其父梦神人告之曰：“君当洒扫门庭，有王安石来。”已而生公。父素不识字，以此梦问于人。人告曰：“此是非常之梦，必显君之门户。”
及长，有神童名。正和庚辰科，二十一岁中隽进士，历仕吏部尚书、太子太傅、爵朔郡公。管中锐军营，富贵风流，当时莫比。但公之为政，颇好更张，性抗而偏，大类王安石所为。
常于座边有对句云：“六七华姓字，人但知南国大臣；十八子宗祧，谁能识德江贵气？”公自谓李氏之苗裔也，又欲开丞相府，与郑氏王府相对。
龙德元年壬子十一月，阴葬九龙大地，为人所告，贬为宣光处承政使。郑主大元帅令王阴使镇官云郡公掘穴杀埋之。（《听闻异录·尚书阮公沆传》）[27]
阮公沆（1679—1732），后黎朝名臣，并曾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出使清朝，有《往北使诗》等作品。[28]他被认为是王安石的转世，传说中交代，故其性格、禄位与真实的王安石均很相似。而传说造作可能出自这种因果关系的逆向作用。
正和为后黎熙宗（1676—1705年在位）的年号，龙德为后黎纯宗（1732—1735年在位）的年号。后黎朝又有“黎郑”之称，皇室大权旁落，而世代摄政的是郑王家族。阮公沆在其权力巅峰时期有志于“开丞相府与郑氏王府相对”，显然也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传说所述，他变法的策略更加诡异，以风水阴谋来策划，其结局也要比王安石更加悲惨，这不知是不是六百多年以来越南叙事者对王安石以及熙宁之战的情绪积淀。其上文描述的王安石和阮公沆之共同性格也不免有贬词与缺点：“颇好更张，性抗而偏。”而在阮公沆出生时，神人托梦，其父文盲，自不认得王安石是谁，于是去求教于读书人，读书人的回答也有一点答非所问：“此是非常之梦，必显君之门户。”从故事叙述来看，并没有明确告以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其经历与性格如何如何之类的答案，以解其惑，而是模棱了情感判断，仅说是“非常”和“必显”，似有不肯多言、讳说凶人的语气。如果联系前文所揭王安石对越的影响，我们来解释其中人物的心理动机，很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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