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笔记小说中的宋人形态及其意义分析

朱旭强

在越南古代历史上，丁部领称帝即丁朝的建立可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事件，中越历代历史学家大多将此认定为越南自立的标志。^[1]这个政治上的拐点在文化走向上有多大的影响呢？至少，它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分离性大变革，安南都护府的文化状况转变为安南国乃至越南国的汉文化，呈现为顺延及稍许特化的过程。其中更显著的一方面是，汉文化作为在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文明，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理念乃是越南视野中当时唯一的文明模式，加之先前越南中北部地区与黄河流域中央政府之间在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越南历史上的历史学家将之前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北属时期”），使得越南本土民族语言文化就总体而言沉潜于底层，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无不继续沿用汉文明作为他们行动与思考，以及道德约束的资源。另一方面，因其自主意识的产生与独立政权的建立，民族固有习俗与文化要素有了价值观的提升乃至合法化的机会；与我国南方如两广地区相比，越南的汉文化由此表现为并不完全覆盖的状况，譬如汉语的推广与使用约略停滞，从而使得越语中保存了大量以唐长安音为基础的语汇即所谓“汉越音”。^[2]

以上两个相互补充的侧面，可以成为我们考察越南古代文献、文化与文学的参照系，同时也是若干问题的起点。譬如，安南自立和丁部领称帝所带来的政治体制变革，在文献方面，哪些呈现为“持续体”即并不干扰到文献传统的继续发展，或者说安南国的状况与北方中国近乎同步、遥相呼应、亦步亦趋？而又有哪些方面，呈现为不可弥合的裂痕？其取舍背后的逻辑又有怎样的作用力及特征？其与哪些方面更加根本性的文化传播、政治影响，或经济交往、军事摩擦相互动？在可以分析的文化表征方面，以及在汉文文学方面包括文体传承、修辞范式，等等，我们同样可以进行相似的审察。而本文意欲就越南陈朝以降、后黎及阮朝的笔记小说中所呈现的文学人物角度，为此提供一次接近个案式的考据及其分析。(www.xing528.com)

因为，在后世累积的越南汉文文献中，中国历史人物频频被置入越南叙事的场域。由于前述的文化共同运作因素，圣贤和帝王将相很自然地出现在越南古代笔记、故事及小说作者的笔端，成为他们援引的重要理论及事例资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越南自立之初的宋代，其人物在汉喃文献中出现的人数与次数都大大减少，这仅仅可推诿为政治分蘖带来文化上的连锁效应么？为什么越南叙事者提到的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其他以及更多？据笔者的初步考据，南北宋各仅有二三人进入越南笔记小说文本，但其中的表现方式却各各不同：有表现为显性即直接提及者；也有隐性即曾被改写或者曾经叙及而没有被记录下来，需进行还原式的研究方能揭橥的，譬如赵匡胤。有的仅出现在注脚中，是文本中一个极为边缘的角色，譬如谭友谅；也有的在叙事上充当故事主人公的重要帮助者，譬如韩琦；还有在修辞中充当隐喻的，譬如王安石；亦有径作故事主人公的。有的与史实相合程度很高，也有与中国史料记载颇相扞格，或是我们的古代文献所不载的。本文将试图对涉及除宋末赵太后外的这些宋人的叙事文本进行逐一分析，据其在汉文笔记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就先前提到的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细节以及更确切并深入的认知；并且，亦能更加具体地反映出宋人在越南叙事文本中的表现力。